“1983年3月，北京春寒料峭——’小關，你敢不敢挑湖北的擔子？’鄧小平笑著問。”話音不高，卻把屋里幾位老干部的目光都拉到那位戴黑框眼鏡、剛過五旬的銀行副行長身上。當天夜里，這條“天降”的問題在中南海迅速發酵，幾小時后，一份任免電報送到中組部：關廣富，由正廳直接升任正部級，接掌湖北省委。標題中的那句“83年鄧小平慧眼識人，將一名廳級干部提為正部級，此人什么來頭？”說的正是這段突如其來的插曲。

不少人好奇：一個省行副行長，何德何能能讓小平當場拍板？耐心往前翻年鑒，答案并不神秘，卻頗耐人尋味。關廣富生于1931年的黑龍江穆棱，小縣城不大，日軍憲兵隊卻夜夜笙歌。鄰家小伙子被押走那一幕，扎進少年關廣富的心，他咬牙暗想：有朝一日，總得做點什么。

父親在商行管賬，算盤珠子撞擊聲像催眠曲似的陪他長大。耳濡目染，他16歲就能獨立做流水賬。1947年，穆棱縣財政科缺人手，才剛過中學門檻的關廣富硬是頂了上去，換來一張蓋著公章的錄用紙。彼時東北解放區百廢待興，財政科的活兒雜亂又緊急——他白天跑庫房，晚上算表格，“年輕、肯干、會算賬”的標簽就這么貼牢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央財政部到各地挑苗子。選拔組翻閱卷宗時看見一個19歲的股長，年紀驚得他們連連念叨“破紀錄”。關廣富便被調往湖北省財政廳，依舊是從最基層做起。幾年工夫，他給省里捋順了糧款撥付、稅收結算兩條“爛尾”流程，省長拍桌子說：“這小子辦事靠譜。”

時間來到1972年。因為懂金融、敢碰釘子，他被調進湖北人民銀行。那時“銀行”倆字對老百姓有點飄忽，存款、貸款、利率聽著像外語。更尷尬的是，不少行員自己也一知半解。關廣富天天提著舊公文包，跑遍襄陽、荊州、恩施，把借貸利率、周轉金、貼現這些名詞掰成通俗話在鄉鎮廣播里念：“借錢不是送錢，企業要生蛋，銀行才能收息。”土得掉渣的話，卻讓基層信貸第一次跑了起來。

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金融領域被視作“閥門”，風一開，資金流向就得跟上。關廣富拎著半麻袋材料進京向總行匯報，提出“快放快收、短期周轉、小步試錯”三條建議。有人笑他“膽大”，可試點年末數字出來：湖北工商貸款不良率全系統最低。文件很快擺到國務院金融座談會上，鄧小平在批示欄寫了一句：“可推廣”。

因此，當1983年中央討論湖北省委主要領導人選時，人行總行、國務院、湖北省委三方都想留住他。姚依林甚至打趣：“關行長到底歸誰管？誰搶得快誰算數。”僵持了一天，鄧小平一句“年輕又懂經濟，就放到省委書記位置練練”終結了爭議。層層程序很快走完，廳級到正部級的“一步登天”由此成真。

走馬上任前夜，秘書提醒他準備就職演說稿，他擺擺手：“給我兩條原則就行——第一，別欠農民的錢；第二，讓企業把賬算明白。”簡簡單單，卻透露出他多年摸爬滾打形成的務實風格。

擔任湖北省委書記的十年里，他抓住三件事：農網改造、漢口—宜昌公路、商業銀行縣支行下沉。有人擔心風險，他拍板：“膽子再小，飯碗也會被餓掉。”到1992年，湖北城鄉儲蓄率翻了三番，沿江產業帶冒出一片工廠屋頂。

此刻歷史迎來轉折——1991年蘇聯解體，國內外輿論風高浪急。鄧小平決定南下再鼓勁，第一站定在湖北。1992年1月19日清晨，關廣富站在武昌江邊迎接，老朋友見面寒暄不多。鄧小平拍著他的胳膊說：“你好像又黑了，湖北沒白呆。”一句輕松玩笑，卻等同于公開背書，也順勢把南方談話的信心氛圍烘托出來。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股“下海熱”最猛烈的九十年代中期，關廣富家里的電話成了求項目、求批文的熱線。他立下一條規矩：求見可以，公事得到辦公室談；誰要送禮，轉身請出去。親戚向他抱怨沒房子住，他只回一句：“找銀行貸款，按規矩走”。這種近乎“軸”的作風，讓不少人覺得他“不開竅”，卻也讓他在復雜環境中保持干凈。

2001年退休后，他搬到省黨校旁邊的一套老舊三居室，每天六點起床、七點遛彎，午飯只要一碗熱干面就滿足。晚輩問他為何如此節省，他笑道：“我這張工資卡，就是最好的證明。”

2016年深秋，關廣富病逝。遺體告別式只有簡樸花圈，沒有追思會。他生前留下手寫便條：“不設靈堂，不勞百姓。”

回溯這位從算盤聲里走出的東北少年，他之所以能被“慧眼識中”，靠的并非機緣巧合，而是二十多年埋頭賬本的底氣；而他能坐穩省委一把手，又憑那句“數字背后是老百姓的飯碗”。在干部年輕化與經濟轉型并舉的時代節點，這種心里始終裝著“如何把賬算給群眾看”的務實態度，或許就是鄧小平敢于“破格”最樸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