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人工智能與人形機器人的一騎絕塵中，中國大學迎來2025。

2025年，注定要成為變革的年份。是以戰略敏捷贏得戰略主動，還是在延誤中錯失轉型機遇，中國大學踏上征途。

人工智能技術如何賦能學科建設？人工智能技術給創新人才培養帶來哪些啟示？澎湃新聞特推出“大學2025”專題，以深入探討人工智能時代的大學之變。

近日，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學術院長曹順慶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示，在人工智能時代，必須重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通過文明互鑒與學科融通打破西方中心論桎梏，推動新文科建設引領人類文明對話。當前文科面臨的困境是暫時的，但其重構的緊迫性，卻是蛻變的開始。

四川大學教授曹順慶 受訪者 供圖

近年來，全國高校招生專業已發生重大變局，許多高校正在逐步減少文科專業的招生規模，與理工農醫類學科的擴張形成鮮明對比。

為盡快改變文科教育的尷尬困境，全國高校紛紛推動新文科建設來適應新的形勢。

近年來，四川大學實施“文優”戰略規劃，以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為根本，全面落實“以本為本”，切實推進新文科建設。

四川大學比較文學學科是國家級重點學科，在教育部第五輪學科評估中獲得A+，穩居全國前列，其學科奠基人曹順慶教授為歐洲科學與藝術院院士，四川大學杰出教授，文學與新聞學院學術院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前會長。他提出“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突破了西方傳統學科框架，被國際學界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h)、西奧·德漢（Theory D'haen)等著名學者視為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標志性理論。

長期以來，傳統比較文學理論以“同源性”“類同性”為基準，否定文明差異的可比性，造成中國學術陷入“失語癥”和“卡嗓子”困境——“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局面。

鑒于此，曹順慶教授以“變異學”理論為基石，批判西方學術話語長期壟斷的弊端，并提出?“跨文明研究”作為新文科的方法論核心，創立“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體系，全方面地解構西方中心論。

他還提出“重寫文明史”戰略，直指西方文明史書寫對東方貢獻的系統性遮蔽，并以實證研究揭穿“西方文明優越論”的虛構性：古希臘文字源于腓尼基字母，哲學受瑣羅亞斯德教影響，史詩《吉爾伽美什》早于荷馬史詩并影響《圣經》。阿拉伯文明保存古希臘文獻并貢獻“算法”（algorithm）等核心概念，均被文藝復興敘事刻意忽略。

四川大學“重寫文明史”項目以中國“實錄”精神，還原全球文明互鑒史實，構建平等包容的文明觀，不僅能實現學術突圍，還能通過實證反擊“文明沖突論”。

面對已經到來的人工智能時代，曹順慶認為，應該用跨界思維推動人機協同創新。比如三星堆古象牙保護通過“微生物+考古”，實現了新文科“破界”。

他堅信，任何技術創新底層都應當是以人文精神作為驅動力，避免陷入“強計算主義”的窠臼。

因此，他主張以制度創新支撐新文科發展：設立跨學科基金與復合課程，建設國家級“文科重點實驗室”；利用“東數西算”樞紐降低數字人文技術門檻，推動古籍數字化與虛擬仿真教學；并通過AI翻譯與知識圖譜技術促進中國理論的全球傳播。

事實上，他的學術研究已具有全球傳播“突圍”的野心——其英文專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Springer 2013.《比較文學變異學》）被國際學界譽為“將比較文學推向普世領域”，參編的《牛津文學理論百科全書》首次納入中國文論詞條，主編的英文國際期刊《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比較文學：東方與西方，由英國勞德理其（Routledge）出版社出版】開創了中西平等對話平臺。

曹順慶稱，新文科的使命是以文明互鑒觀重塑人類知識體系，使中國從文明對話的“聽眾”變為“主講”，在技術革命中守護人文主體性，最終推動“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明新秩序。

以下為采訪實錄：

曹順慶教授和畢業生合影。 受訪者 供圖

如何才能重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澎湃新聞：作為“比較文學變異學”理論創立者，您提出“跨文明研究”是新文科的核心方法論之一。這一理論如何突破傳統文科的西方中心論桎梏？

曹順慶：西方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是建立在同源性（法國學派）和類同性（美國學派）基礎上的。這些理論都只承認相同為可比性，而不承認差異可以比較。這是西方中心論的一個重要桎梏，其要害在于排斥不同文明的比較與互鑒，美國比較文學學者威斯坦因認為，不同文明的文學是不可以比較的，因為差異太大。雖然美國著名學者威勒克觀點稍微好一點，他認為不同文明文學可以比較，但是只能夠從相同的方面來比較，而差異是不能夠比較的。

顯然，在西方原有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不承認差異的可比性，認為東西方文學由于文明差異太大，是沒有可比性的；或者說，從西方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角度來講，東西方文學的比較是沒有合法性的。其中蘊含的意義是非常嚴重的。因為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比較文學，其根基是建立在跨文明文學比較上的，從王國維、錢鐘書、季羨林等學術大家，到今天大多數中國比較文學學者（也包括哲學、歷史等學科），其學術成就大多建立在東西方不同文明文學之間的比較，但是，這種成就在西方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界不被承認，甚至認為是沒有理論合法性的“亂比”。如此非常令人遺憾的看法，本身即西方中心論的桎梏，是對文明互鑒的否定。這是我們東方人、我們中國學者和東方學者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國際比較文學界出現這種現象也是不正常、不應該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顯然，我們的學科理論跟不上，我們缺乏自己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話語體系，肯定是一個重要原因。

這說明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性。我認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理論根基在于“跨文明研究”。首先，“跨文明研究”要求我們看到多元文明的獨特性與異質性，并在此基礎上做到“求同”與“析異”，本身就具有反對西方文明話語霸權的潛在前提；我也提出跨文明差異比較文學研究的具體理論體系與方法論——“比較文學變異學”，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學科理論中國話語。

澎湃新聞：您認為，應該從哪幾個方面去突破傳統文科長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論”呢？

曹順慶：我所提出的“比較文學變異學”將“跨文明研究”作為理論的核心關切，從比較文學角度對中西方文科中的“西方中心論問題”進行了四點突破：一是將“異質性”作為可比性，在發掘自身話語體系之際，主張在跨文明研究中承認并保留不同文明的獨特話語，從而打破西方中心論中隱含的文化等級、單向傳播和話語同化邏輯；二是在平等對話中以“雙向互動”取代以西釋中的“單向闡釋”，對后者導致的誤讀或文化霸權進行撥亂反正，進行中外文論思想的“雙向闡發”，例如，用中國“意境說”與西方新批評的“悖論語言”互證，揭示共性，凸顯差異，從而消解西方話語的壟斷地位，為非西方文明爭取理論主體性；三是提出“共同話題不同話語”的研究類型，通過同一主題下多元表達的對比及闡釋，挑戰西方理論的普遍性預設；四是以“變異他國化創新”提出文明互鑒的重要意義，聚焦影響變異和平行研究中的闡釋變異，揭示文化接受過程中的他國化的創造性轉化，如西方文論的中國化，中國文學的西方化等，即跨文明條件下的文化傳播是多方互動的創新結果，而非單向的施受過程。這一視角顛覆了“西方中心論”將非西方視為靜態“他者”的刻板印象，重新凸顯了文明互動的動態、多元與創新性的正面意義。這些“跨文明研究”的主張及實踐不僅有助于從比較文學學科內部對西方中心主義進行突破。

澎湃新聞：您認為，在人工智能時代，變異學理論對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有何獨特價值？

曹順慶：打破學科碎片化的現狀，培養通才。其實所有杰出人才，都是兼具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通才”。人文精神其核心是以人為本，關注的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而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二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稱而致遠。科學不是個人的游戲，而是肩負人類未來發展的神圣職責。科學史一再表明，正是這種神圣的歷史責任感，造福人類的使命感，推動了科學的發展與進步。那么，如何推動學科的理論創新發展，讓其更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和學理性，是新文科建設的重中之重。

近年來，我以文學變異學為理論基礎，以變化和變異問題為線索，系統探討自然科學、生命科學和社會文化三大領域的相關變異現象及其理論學說，我稱之為“廣義變異學”。正如量子力學重要創始人普朗克（Max Planck）所說：“科學是內在的整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部門，不是取決于事物的本質，而是取決于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實際上存在著由物理學到化學，通過生物學和人類學到社會科學的連續性的鏈條。”由此看來，知識的離散化和各學科或學科群的各自為政只是實然，而非應然。

在“新文科”背景下，打通學科壁壘，建立不同學科之間內在統一性，提供一種普適性的理論觀點尤為重要。廣義變異學就是中國學者提出的自主知識體系，實際上，變異學以《周易》思想為上溯，首先體現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中國思維理路；并在理論實踐過程中，重視異質文明的雙向對話互鑒。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反哺人工智能的開發及應用，促進人工智能對中國自身的文化系統進行更深的理解和詮釋，從而助推文理工醫交融與人機協同創新，在重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同時促進科學技術和人類社會進步。

2024年，曹順慶在匈牙利參加比較文學學術會議。 受訪者 供圖

如何才能化解人文社科“卡脖子”困境？

澎湃新聞：您曾用“卡脖子”比喻中國學術話語的國際困境。在“新文科建設”背景下，如何通過學科交叉實現從“失語”到“領講”的跨越？

曹順慶：關于如何應對和化解“卡脖子”困境，近年來成為我國科技創新領域的熱門話題，比如芯片、高精尖科技都屬于理工科“卡脖子”難題，咱們一直在想辦法突破阻礙、自力更生。實際上，人文社科“卡嗓子”現象也值得我們注意，所謂人文社科的“卡嗓子”問題本質是話語權，就是別人讓你“說不出來”，乃至你根本就沒想到要說出來。從國際話語格局看，西方話語仍居強勢地位，中國學者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存在著信息流進流出的“逆差”、中國真實形象和西方主觀印象的“反差”、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落差”。如何才能實現不同文化互通、促進不同文明互鑒呢？不僅要讓受眾聽得見、聽得清，更要讓受眾聽得懂、聽得進。因此，如何創新話語體系，在國際輿論場上努力形成中國表達、中國修辭、中國語意，是一項迫切任務。

我認為，這關系到中國人文學術話語的國際傳播和自身建構問題。

我們不僅要以文明史實來正本清源，更要以國際化的視野與世界性的胸懷，以中國話語引領世界學術前沿，當代世界學術前沿，中國學者要積極主動參與，建立自身的“話語權”。進入國際主流學術話語，“嗓子”才能打開，中國自主學術知識體系話語才能真正走出去、傳播開、立起來。以本人為例，我自20世紀90年代后至今相繼提出“失語癥”“跨文明研究”“比較文學變異學”“重寫文明史”等自主學術知識體系命題和理論話語，并知難而上，堅持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推向世界。

顯然，通過這些學術研究，讓我們再次發現中國自身話語、文化精神的獨特性和珍貴性，從而深化文化自信，重鑄文明觀，由內及外，我們才能進一步獲得突破“失語”。

澎湃新聞：四川大學“重寫文明史”項目是否提供了可復制的范式？

曹順慶：當然可以復制。為何要倡導重寫文明史，因為這是今天人文社科許多學術研究癥結的根子，更是中國話語失落的根本淵源。2023年，在《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周維東教授的邀約和組織下，我主持開設年度專欄“文明書寫與文明互鑒”，提出“重寫文明史”，邀約中國學者與國際學者一起，以實事求是的作風重寫文明史，研究文明互鑒史實，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可復制的范式。

這也引起了國內外比較文學知名學者的注意，他們紛紛對此命題進行撰文回應、爭鳴。我們想借此從文明史話語敘述、話語言說、話語闡釋這個根柢上，糾正和批判一些病態的論調，在此基礎上重寫各學科史，以此確立具有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文明觀，書寫符合人類歷史原貌的文明史各學科史，構建人類文明書寫的中國話語。

澎湃新聞：中國過去有沒有自己的話語體系？

曹順慶：當然有！中國有完整的哲學體系、文論體系、語言文字體系、史學體系、教育體系、醫學體系、農學體系、科學技術體系以及其他各個學科的自主知識體系。然而，這些原有的自主知識體系在近現代以來基本上不被承認，甚至被廢除、被遮蔽、被歪曲、被貶低、被邊緣化、被遺忘。原因何在？就是文明觀問題，西方文明史對東方文明的廢除、遮蔽、歪曲、貶低，導致了東方文明自信的失落，這是當今中國最嚴峻的問題之一，是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問題。因此對于各個學科（或交叉學科）而言，“重寫文明史”提供了一個可復制的范式，即在重塑秉持中國本位立場、平等包容、對話互鑒的文明觀的基礎上，從不同角度破除西方中心論的壓制和歧見，并在國際層面進行積極的發聲與對話。

澎湃新聞：當前“文明沖突論”再次抬頭，您認為“重寫文明史”如何能通過實證研究重構新的文明敘事？

曹順慶：重寫文明史的一個核心思想——“文明互鑒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規律”。為什么要大力倡導文明互鑒？因為長期以來，西方編撰的文明史和論著，很少講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間交流互鑒，互相學習的史實，甚至是否認文明互鑒。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鑒。然而，即便諸多史實赫然在目，它們卻往往被西方敘事忽略，若干文明史不講，某些學者視若無睹。這一現象極為不正常！西方某些學者例如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 rich Hegel）、威廉·洪堡(Wilhelm VoHumboldt)、阿莫斯·迪恩（Almost Dean)、弗朗索瓦·基佐（Francis Guizot)在他們的著作中通過“排除”東方、“否定”東方、“沉默”東方、“對立”東方，否定文明互鑒等各種敘事方式，來彰顯西方文明的優越。

對此，我們應當用人類文明互鑒史實，來糾正西方文明優越論的謬誤。人類文明史實證明，正是這些被西方敘事話語貶抑為“凍僵了”的東方文明，孕育了所謂“世界文明發源地”的古希臘文明。以文字為例：古希臘文字并非古希臘人原創，而是來源于亞洲的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又源自兩河流域古蘇美爾-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公元前8世紀，古希臘人在學習腓尼基字母的基礎上，加上元音發展成古希臘字母，在古希臘字母的基礎上，形成了拉丁字母。古希臘字母和拉丁字母后來成為西方國家字母的基礎。以哲學為例：我們都知道古希臘哲學的燦爛輝煌，但是古希臘哲學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多種文明的不斷交融砥礪之下出現的。

我們以文學為例：《吉爾伽美什史詩》(The Epic of Gilgamesh)是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詩。史詩所述的歷史時期據信在公元前27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之間，公元前19世紀-前16世紀用文字形式流傳下來。比古希臘史詩（公元前8-前6世紀）要早上千年，乃至《吉爾伽美什史詩》直接影響了古希臘史詩。事實上，《吉爾伽美什史詩》也是《圣經》的先驅，很明顯希伯萊《圣經》中幾個關鍵主題都來自它。早在《圣經》撰寫之前的1000年，這些內容就已在美索不達米亞流行了。

令人扼腕的是，“一切文明皆來自古希臘”的無知謬論，卻在近兩個世紀中蔓延全世界，并不斷鞏固西方文明優越論。對此，我們應當用人類文明互鑒史實，來糾正西方文明優越論的謬誤，澄清被遮蔽的文明交流互鑒史實，從而超越文明沖突論，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自覺。

四川大學校園風景。

怎樣在快餐式知識消費盛行的今天，深耕原典？

澎湃新聞：四川大學考古科學中心通過“微生物+考古”解決三星堆古象牙保護難題，您認為，這類文理融合案例是否代表新文科的“破界”方向？

曹順慶：三星堆古象牙保護案例可作為新文科“破界”的一個典型代表，其核心價值在于通過學科交叉實現“1+1＞2”的創新效應，既解決了人文領域的現實問題，也推動了知識生產模式的革新。這一方向若能進一步輔以制度支持（如跨學科基金、復合型課程設計）和文化認同（統籌不同學科的術語和方法論差異，強化學術共同體對交叉研究的包容性），將有望成為未來新文科發展的一條重要路徑。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新文科的“破界”不僅是文理融合，還可以是人文學科內部的進一步交叉（如電影和哲學、歷史、文學和繪畫、音樂等）；而在文理融合的過程中，我們也要重視平衡技術工具性與人文主體性間的張力。

澎湃新聞：如何才能平衡技術工具性與人文主體性之間的張力？

曹順慶：我認為，“張力”的形成本身就是事物兩側兩個力作用的結果，要維持、平衡好技術工具性與人文主體性之間的張力，兩者顯然都不可偏廢。技術工具性與人文主體性之間本來就應當是平衡的，只是今天被學科劃分給割裂了，這種現象必須改變。

實際上，過去傳統的人文研究同樣需要技術工具，如在我們使用電子文檔儲存、檢索文獻之前，明清、近代的學者往往使用有很多小格的抽屜，來整理不同的條目。在科技不斷進步的當下，我們當然要主動地運用數字人文、Deepseek等一系列人文研究的新技術，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簡單、機械地使用工具，一方面仍要回歸原典閱讀，對文化進行更為深入綜合地理解；另一方面要保持理性、感官的敏銳，使研究面向實際的問題，并建立與我們的現實思考、生命體驗的關聯，避免陷入“強計算主義”的窠臼。

澎湃新聞：在數字人文浪潮下，如何利用AI翻譯、知識圖譜等技術推動中國理論成果的全球傳播？

曹順慶：過去，中國理論成果的全球傳播常受到語言的阻礙，而AI翻譯能大幅提高翻譯的效率及流暢度。然而，考慮到文明的異質性問題，提高眾多中國文化負載詞、思想的譯介準確度，處理好其在跨文化、跨文明過程中的理解接受問題，仍有待眾多學者的參與。而在通過文理科專業的團隊合作，開發面向國際的知識圖譜時，除了制定中國理論核心術語的多語言對照表，還需進行開發適配非西方邏輯的圖譜關聯架構，建立中西概念比較數據庫、與其他國家合作建立區域性知識圖譜節點等一系列工作。而這些工作的目的不僅是進一步實現中西方的平等對話，更是幫助不同國家的學者深化中國文化研究，促進中外人文交流及協同創新，并在全球范圍內展現中國文化的豐富性與獨特性，展現出可親可愛的中國形象。

澎湃新聞：四川大學要求比較文學博士生精讀“十三經”等典籍，這種“返本開新”培養模式如何回應新文科“守正創新”要求？在快餐式知識消費盛行的今天，如何激發青年學者深耕原典？

曹順慶：讀古代典籍，常被看作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同學的“專屬任務”，但我認為即使是比較文學專業的博士生，也應該直接閱讀中國古代原典，為今后學術研究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礎，夯實知識底座。優秀的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確切地說，應當包括所有的學者），一定首先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有深入了解，才有能力溯源文明交流互鑒中的中華智慧，充分研究和闡釋西方文化中的中國元素。我在許多文章中都論述過，胡塞爾、海德格爾、榮格、龐德、德里達、福柯、拉康等人的文學批評理論中，均可看到中華文化的影響。我稱這種現象為“中國詩學西方化”，即研究中國文學思想對西方思想、文論的影響及在其中的變異，是比較詩學研究的新視野。實際上，西方學者同樣如此，西方的古典學，就是強調學者的原典閱讀功底。只有扎根于典籍基礎，將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內化于心，才能在閱讀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時，準確辨識其中流動的中國哲思。這也佐證了“守正創新”作為新文科基本原則，如果丟棄傳統而空言創新，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即使勉強做出些東西，也是凌空蹈虛的學問，無法真正創造有大格局、世界影響力的學術話語。

快餐式知識常常是碎片化的、散漫的、被動的，漫無目的地瀏覽只帶來大量的“信息”，而非真正提升個人思維水平的“知識”。我認為，青年學者深耕原典本質上也是明確學習目標，構建知識庫，培養批判思維、提高辨別優質文獻的學術能力。

澎湃新聞：您主持的《比較文學》課程入選國家級精品課，您認為，在AI賦能教育背景下，如何設計“虛實結合”的教學場景來培養跨學科思維？

曹順慶：我認為，在AI技術支持下，完全可以構建虛擬的“文明對話劇場”，學生戴上VR設備就能走進18世紀巴黎的沙龍，目睹伏爾泰如何將中國元雜劇《趙氏孤兒》改編成《中國孤兒》。他們既能“觸摸”到伏爾泰書房里擺放的儒學書籍，又能瞬間切換到劇場觀看《中國孤兒》首演時法國觀眾的熱烈反應，直觀感受啟蒙思想家如何借中國故事傳遞改革理想。而且要讓學生自己動手設計虛擬場景，鼓勵他們查閱各類文史哲資料，了解當時法國“中國風”（chinoiserie）的來龍去脈，并通過在虛擬場景中還原文物遺跡掌握藝術、建筑知識。“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通過這樣的體驗，才能真正將“跨學科思維”從抽象概念轉化為整合各項知識以解決問題的能力。

澎湃新聞：教育部新文科教指委提出“文科實驗室”建設，但部分學者質疑其“技術化”風險。您如何定義新文科實驗室的評價標準？

曹順慶：如今科技與產業革命正在重構知識體系，帶來新機遇與新挑戰，人文社科主動借力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回應時代需要是必然選擇。我認為，新文科實驗室要注意實驗技術始終服務于具體的人文議題，避免“為技術而技術”，而是以技術為助力，以人為根本，致力于推動教育創新、提升社科研究水平、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解決社會發展實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