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自發建立的細菌戰紀念館設在曲江王氏祠堂內，在拆遷中尚保留完好。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馬宇平/攝

1994年，崇山村村民代表提交要求日本國履行賠償的聯合訴狀。受訪者供圖

　　2025年6月，浙江義烏的崇山村空了。

　　幾乎所有房屋的窗戶都被村民拆走，露出方形的空洞。破舊的家具和衣物零散堆在地上，雜草從縫隙里鉆出來，覆蓋了塘邊的路。

　　曲江王氏祠堂就在一片廢墟中。祠堂的門是完好的，“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展覽館”的鋁合金牌匾釘在門邊上，字跡看不出磨損。

　　搬遷的前一個月，崇山村還在例行抓老鼠。每年中有9個月，村民們都會收到當地防疫部門發放的捕鼠籠，在自家捕到老鼠交上去，進行帶菌檢驗。

　　這是八十幾年前留下的傷痕——1942年，侵華日軍發動的細菌戰中，三分之一的崇山村人感染鼠疫死亡。在延續了900年的鳳林王氏族譜上，細菌戰幾乎毀滅了這個村“沖、茂、煥、基、晉”字輩的5代人，很多人名字下面空蕩蕩的，成了沒有葉子的干樹枝。

　　這里的村民在種田、打工之余一點點學習如何為自己受害的歷史申訴。

　　1994年，崇山村里一群冬天沒襪子穿的農民，決定自籌經費，在東京地方法院對日本提起訴訟，要求日本對實施過的細菌戰認罪、賠償。先后有224名日本律師免費幫他們打官司。一審持續了5年，開庭27次，其間，日本律師來崇山村8次，調查團來了4回，54個家庭接受過會談。

　　村民們努力還原崇山村湮沒了幾十年的受害歷史。他們記下遇難者的名字、去世時的年齡——最小的不滿1歲，名字都沒來得及取，18戶全家死絕。

　　村民們把一面墻大的遇難者名單搬進了供奉祖先的祠堂，那些名字擠得像秋收時晾曬的谷粒。如今，墻上的每個名字都像一顆圖釘，把紀念館釘在了這片正在消失的土地上。

　　在崇山村，一些東西都消失了，但又從來沒有消失。

1998年2月16日，東京地方法院就細菌戰案舉行第一次開庭，土屋公獻和王選帶領細菌戰原告們步入法庭。受訪者供圖

　　崇山村不再沉默

　　如果沒有崇山村那幾個村民的訴狀，那些美國人、日本人、往返于中國和日本的留學生，可能不會沿著那條汽車都開不進來的小路進村。

　　那是20世紀90年代，崇山村人正陸續在祖屋的“遺址”上一層層蓋新房。他們每攢下一筆錢，就買一些磚瓦和水泥。

　　蓋房前，王建政和父親清理了上面的垃圾和灰燼——1942年，侵華日軍占領義烏后，停止細菌戰的攻擊，并采取一些防疫措施。對于鼠疫疫情猛烈的崇山村，他們放火燒了整個村莊。

　　93歲的王樟土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1942年秋天，村里開始出現大量的老鼠尸體。肥碩的老鼠死在屋前排雨水的小溝里、院子里的水缸旁、廁所的尿桶前，甚至村民的被子里。

　　見過那些老鼠的人大多都會死去——感染了鼠疫的跳蚤不只叮咬老鼠，也叮咬人類。它們飽食人血后，將鼠疫傳染給人。這個有600多年歷史的村莊，許多村民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

　　跳蚤是日軍731部隊開發的用來傳播鼠疫的媒介。經731部隊精確測算，1克重量的跳蚤大約有1700只。

　　日本陸軍軍醫少佐金子順的博士論文中顯示，1940年10月，日軍使用8公斤鼠疫跳蚤對浙江衢縣（今隸屬浙江省衢州市）進行攻擊。也是在這個10月，中國戰時通向海外的重要港口城市寧波，被空投下鼠疫跳蚤兩公斤。

　　衢縣的鼠疫傳播到義烏、東陽、崇山村、塔下洲等周邊地區。

　　王樟土那時8歲，已經記得一些場景：村民們排著隊，穿著防護服的日本軍醫對村民逐個“摸淋巴”，那些淋巴結腫大、出現感染癥狀的人會被帶到附近的林山寺“醫治”。

　　后來，隨著細菌戰調查的深入，村民們才確定，林山寺是日軍對染上鼠疫的村民進行活體解剖的實驗場所。2011年，這里挖出了人類頭骨、腿骨、牙齒和手骨等。

　　為了躲瘟疫，人們用扁擔挑著家當和孩子往外逃，鼠疫也隨著他們逃亡的路線擴散。

　　鄰村塔下洲村，受崇山村鼠疫傳染，全村死了五分之一的人。村里曾有一座墳冢累疊的山，埋的都是死于鼠疫的人。村民們稱那里為“記仇山”。而崇山村，死的人太多了，大多草草掩埋，連個墳都找不到。

　　再沒有什么地方敢接收崇山村人。王樟土的父親帶著全家逃去了田埂上，用草席子圍了臨時的家。他家死了兩個人，一個是王樟土的大哥王基成（音），去世時29歲，另一個是26歲的二嫂趙彩華（音）。

　　《沒有結束的細菌戰》一書里，南香紅寫道：住在后山背的王煥海全家逃到野外，留母親看家。后來母親也染上鼠疫，發燒口渴難忍，爬出門去沿路討茶水喝，但家家關著門不敢回應。最后連她自己的獨生兒子見了她都不敢靠近，看著母親爬著死去。

　　不到3個月，1230多人的崇山村有411人因為感染鼠疫死亡。日軍占領義烏后，開始控制疫情的蔓延。對于鼠疫嚴重的崇山村，他們放火燒了一天一夜，700多人無家可歸，“災民啼饑號寒，哭聲震天”。

　　這些記憶悶在每個親歷者的心里，他們很少拿出來示人。活著的人要帶著傷痛繼續往前走。

　　根據崇山村鼠疫親歷者王菊蓮留下來的口述材料，我們得知：在那場鼠疫中，14歲的她和母親活了下來。她們在田壟上用曬谷子的席子搭起來的“房子”里住了3年。冬天的風像刀割一樣，落的雨把人澆透，母女倆抱著縮在一起。為了繼續生活下去，原本從不出門的母親出門種田，因為在封建年代裹了小腳，王菊蓮的母親站不穩，只能跪在地里用雙手刨，踩水車時也是雙膝跪著“踩”。被燒的房子一直沒有蓋起來，母親在祠堂的一間小屋里住到去世。

　　沒有中斷的是耕讀傳統。崇山村幾百米外的三進院曲江大宗祠保存完好，這里后來成為附近孩子繼續上學讀書的地方。那些生長于戰亂時期的孩子得以完成學業。

　　王煥斌是崇山村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賠償的發起者。他讀過書，走出了崇山村，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過，后來在江蘇省一家單位工作至退休。他看到報紙上刊登的一名學者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可以向日本政府索賠。那段埋藏起來的記憶被激活——王煥斌家的房子燒沒了，他的妻子是義烏北門人，家里5口人死于細菌戰中，31間房屋被燒毀；王達讀完中學后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后來從衛生防疫站離休后，對侵華日軍細菌戰崇山鼠疫流行受害情況進行摸底調查，形成了相對科學和專業的調查報告；中學畢業，到軍隊當過偵查員，后來做了一輩子農民的王錦悌手繪了細菌戰襲擊前整個村莊的平面圖，這成為呈交日本法庭的重要證據之一……

　　沉默了半個世紀，這些讀了書、見過世面的崇山村人的號召在村里引起一場風暴。他們決定為死去的親人討公道。

　　1994年10月，崇山村的村民吳利琴、王國強、王煥斌三人代表崇山村起草了《崇山村要求日本國履行細菌戰受害賠償的聯合訴狀》。

　　日本的兩名市民和平活動家——歷史教師森孝正和醫生松井英介循著報紙上的線索進了崇山村。他們是抗日戰爭結束后，最早抵達這里的日本人。

　　他們告訴村民，已經有大量的證據證明崇山村的鼠疫是日本的細菌戰，會想辦法幫助崇山村打官司告日本政府。

　　在這個中國偏僻的農村，這些村民能和日本民間溝通的唯一橋梁是王選。

　　王選的父親是崇山村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她在崇山村插隊。這里的村民不在乎她父親是“右派”，他們盡可能地照顧這個身材矮小、挑扁擔搖搖晃晃像只鴨子、兜一勺飯就喂飽了的上海姑娘，總是把最輕的活兒分配給她。

　　后來，王選離開這里上大學，成了改革開放后最早去日本留學那批人中的一個。

　　崇山村人決定打官司時，王選已經在日本生活多年。“選，我們要打官司，要告日本人，我們準備好了。”王煥斌對侄女王選說。

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首次提交起訴書后，崇山村原告們在中和祠外合影。受訪者供圖

　　“看見了，就不能背過身去”

　　時間過去了30年，在上海的家中，王選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自己還記得那個場景。

　　1996年，第一批到達崇山村調查鼠疫的兩名日本人森孝正和松井英介在日本東京成立了日本民間組織——“日軍細菌戰歷史揭露會”。

　　一次揭露活動中，南京1644細菌部隊的日本老兵松本博講述自己在細菌部隊的親身經歷。現場坐了一屋子日本人，王選是唯一的中國人。

　　據松本博講述，被南京憲兵隊抓進去做人體實驗的中國人被稱為“材木”，以“根”計算，一個房間有6個籠子，每個籠子關一根“材木”。籠子有1米寬、1.2米高，人進入籠子后一律裸體，抱膝蜷縮在籠子里。這些人被關入籠子后，日本軍醫或軍屬給他們注射細菌。籠子里的中國人一天天衰弱下去，直到被采光最后一滴血。尸體被丟進處置室旁的焚尸爐。

　　王選吸收了松本博講的每一個字。她覺得“像有一只大手抓住自己的心臟”，喘不過氣來。

　　會場有人問松本博，“這些人整天關在籠子里，在干什么？”“在聊天。”松本博回答。

　　整個會場發出一陣哄笑。王選再也控制不住情緒，起身出了會場，眼淚不停地流。

　　這次活動前，她和在場的日本民間和平人士已有不少接觸。他們大多是在二戰后日本廢墟上度過童年的。

　　《沒有結束的細菌戰》作者南香紅在采訪時得知：森孝正1941年出生，整個童年滿是后戰爭時代的饑餓、貧困。醫生松井英介和家人在美軍轟炸中東躲西藏，他說自己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弟弟妹妹在大阪防空洞中被活活踩死。

　　日本推理小說家森村誠一采訪了原731部隊的老兵，寫了長篇紀實小說《惡魔的飽食》。日本50歲左右的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本書。那天活動現場的人，大多都讀過這本書。

　　1995年12月，王選和日本民間細菌戰調查團成員一起去了崇山村，森孝正是團長。

　　即便有了共同認可的努力起點、在崇山村調查的經歷，王選在那次揭露活動中，仍感受到難以厘清的復雜情緒。

　　那天，他們還去了細菌戰訴訟律師一瀨敬一郎的律師事務所。在那里，王選被《世界》雜志上的一張黑白舊照片吸引：3個中國男人，一起綁在一根木樁上，要被送去做人體實驗。

　　他們和她認識的中國農民一樣，憨厚，老實，長著圓圓的臉，他們正視著鏡頭，看著她。

　　去崇山村調查細菌戰鼠疫受害者的相關事實，三個人一組，兩名日本人，一名中國翻譯，王選跟著其中一組作為翻譯。在受害者家翻譯那些口述時，她沒有哭；確認自己未曾謀面的叔叔王容寶死于細菌戰鼠疫感染時，她沒有哭；結束了這一天，她坐新干線回到日本出租屋的家，行程3個半小時，她一直在掉眼淚。

　　松本博的講述和這張照片，讓所有的細菌戰受害者有了具體的面孔。“他們是誰家的兒子，誰的丈夫？”

　　“日本政府90%的可能是不會賠償的，那我們這個官司還打不打？”遞交訴狀前，在崇山村的中和祠，一名日本律師問。“要打！”王選回憶，這些農民的聲音穿透祠堂。

　　“我們農村人講‘要爭氣、有志氣’，對不對？”王建政的父親王侗在細菌戰訴訟一審判決前就去世了，按日本法律規定，王建政繼承了父親的原告訴訟權，成為原告團一員。“我們自己的同胞、親人被人家殺了，你怎么能無動于衷？”

　　這場訴訟的第一項請求內容是，“被告必須向每個原告提交原告認可的謝罪信，并將謝罪信登載在官方報紙上。”

　　“看見了，就不能背過身去，裝作不知道。”王選說，“總是要有人為他們說話的，那一次我鐵了心（做這件事）”。

　　“王選，你為什么哭？”在松本博講述的現場，一名日本人問道。

　　“這個問題還要問嗎？你覺得中國人是怎么一回事，難道中國人不會難過嗎？”這些話王選沒說出口。

　　在律師一瀨敬一郎看來，這是這場訴訟必須攻克的難題。

　　“怎么接受中國老百姓的這份感情？死了那么多人，但日本人覺得好像離他們比較遠。這份感情怎么去理解，需要熟悉中國農村的學者在中間搭一個橋。”在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做教授的中國人聶莉莉回憶，1998年春天，一瀨敬一郎通過日本人類學會找她，說服她從社會學和人類學角度來幫助調查。

　　那時，調查團在做受害者個人和家庭的調查，是重復性的個案整理。如何把這些受害者整理出來，更全面、立體地去理解，是一個難題。

　　“既然（他）這樣講，我覺得我可以派上用場，我就去看了。”聶莉莉說，“（我）看了之后跟王選的感覺一樣，看見了就確實轉不了身”。

6月14日，王基旭站在曲江王氏祠堂內的遇難者名單前。他的奶奶、姑姑和父親都在名單中。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馬宇平/攝

　　“訴訟是中日之間認識的磨合，是人互相之間的接近”

　　崇山村依山而建，青石白墻黑瓦的房屋高低錯落地聚在一起。村里的路很窄，往來的行人肩碰肩才能同時通過。

　　“蓋著黑瓦的白墻遮擋著視線，外人無法看到村中的情形；在路上行走，可以看到高墻要塞般地聳立著，威嚇著外來覬覦者。”在日本立教大學歷史學教授上田信眼中，這個經受過鼠疫劫難的村莊，“倔強地挺立著，像一個中世紀的城堡”。

　　他根據可考據的史料推測，崇山村村史至少可以推至15世紀中葉。這座“城堡”庇護村民幾百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直到日本軍隊到來。

　　近代中國的一些變化，在浙江的這座村莊里都有所體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火中存活下來。改革開放后，他們做小商販、進城務工，見縫扎根，從“鄉土中國”轉向“市場中國”。

　　等到1995年，第一批日本調查團沿著中國塵土飛揚的公路抵達崇山村時，村里到處都是水田，一座房屋中住著幾個家庭甚至十幾個家庭。那些親歷了細菌戰的老人熱情地歡迎了他們。

　　二十幾個調查團成員里有律師、學者、記者、醫生、聲樂教師各色人等，他們長期關注日本細菌戰調查，都是利用年末休假來的。浙江省外辦出了一輛大巴車負責接駁。

　　89歲的王基旭記得，那時來的日本人穿著襯衫和西裝，不習慣沒有空調和暖氣的南方農村，凍得發抖。

　　調查團對村民進行詢問、取證，每一句都要核實很多遍。他們發現，搞清楚一個遇難者的姓名都很困難：在村里，大家知道一個人的“外號”，但他身份證上的名字是什么，沒人在乎。一些年長女性的名字更難確認了，只有姓氏沒有姓名。至于出生年月日，更是模糊的。

　　“日本早已是精確到分秒的社會，他們完全不能理解，一個人會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正確寫法。”在南香紅看來，“質疑加深了雙方的隔閡”。

　　日本律師要對他們采訪3-5遍，反復確認細節，日文的要翻譯成中文，讓原告自己讀一遍，確定律師寫的對不對。

　　細菌戰訴訟原告團成員從108名增加到180名，中國湖南常德、浙江衢州、寧波、江山、麗水等地的細菌戰受害者加入進來。

　　中國地大，不同地區的原告風格也不同。王選覺得，湖南常德的原告代表像首詩，有很多情懷，“一個普通農民在日本法庭上說話比外交部長還要雄辯”。“浙江人不會寫詩，會找錢，做具體的事。”

　　這讓日本人感到困擾——“浙江人和湖南人在法庭上講的這么不一樣。”

　　在王選看來，中日的民間團體在接觸中慢慢達成信任。

　　“訴訟是中日之間認識的磨合，是人互相之間的接近。他們理解中國老百姓，中國老百姓也把自己托付給他們，是這樣的交融。”聶莉莉說。

　　上田信在崇山村走訪村民，梳理近百種他“到現在也不能完全搞清楚關系”的親族之間的稱呼。

　　“日本人加入了某個組織、集團，就會毫無保留地采納集團領導人的意見。日本人一旦被組織拋棄，他就會迷失、自殺。”在上田信看來，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宗族社會已經瓦解，但中國人的家和族，是不斷分枝的關系，但底下根系相連，這和日本不同。

　　上田信告訴南香紅，他從自己的田野調查中，逐漸明白了崇山村的村民為什么會在幾十年后要去打官司，為什么會在忙完田里的勞作后，義務去修族譜修祠堂、制作死難者紀念碑。他想，在日本，一定有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什么中國人會為了死去的爺爺或者父親去日本打官司，為什么這些中國人不能讓戰爭“過去”。

　　作為原告方的學者證人，聶莉莉在2000年向東京地方法院提交了關于常德地區受害狀況的陳述書，并在一審的第18次開庭中走上法庭，陳述了對受害狀況的研究見聞。

　　“她是那樣一個優雅的知識女性，在法庭陳述時哭了。”王選說，聶莉莉帶著自己扎實的研究出庭作證，讓日本人、讓法官看到，戰爭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很深。

　　一審的27次開庭里，中國防疫專家、日本731部隊成員、日本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的研究員、研究近現代史、社會史的日本高校的教授們，站上證人席。

　　2002年8月27日，經歷了5年的法庭審判，東京地方法院作出判決。幾萬字的判決書認定了細菌戰的事實，這是歷史上首次認定日軍在侵華戰爭中使用了大量的細菌武器，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這天，崇山村的中和祠里，王錦悌、王晉華等原告準備了擴音喇叭，把村民和原告們聚集起來，等著從東京打回來的電話。

　　在日本東京，中國原告團去了80多個人，包括媒體，大家都是自費。

　　義烏電視臺的記者第一時間通過電話把判決的結果告訴崇山村人。8月是義烏的多雨月份，回憶起那一天，王基旭覺得那天的雨格外大，不一會兒地上就積滿了水。

　　“敗訴，但是我們勝利了，細菌戰的事實第一次被確認。”王選說。

　　原告團要繼續上訴，斗爭到底。王錦悌在電話里告訴王選，大家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我們的孫子也都準備好了。

　　一審判決結束后，律師團中聲望最高的土屋公獻帶著幾名律師、學者代表到中國常德、義烏崇山村等地，給原告團成員講判決意義，表達在二審中繼續努力的決心。令他感動的是，對于自己這個“打敗仗的將軍”，鄉親們熱情歡迎他們，向他們敬酒。

　　從1997年首次起訴，到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中國原告上訴，這場官司經歷了10年，日本三級法院共開庭40次，細菌戰訴訟在日本走完全部司法程序。最終，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中國受害者的上告申請，維持確認日本細菌戰事實和國家責任的判決，但對中國受害者的謝罪賠償請求不予支持。

　　“不要感謝我們。日本做了壞事不謝罪不賠償怎么行，這是很簡單的道理。為你們辯護，也是我們日本律師應該做的。”細菌戰訴訟，土屋公獻從74歲打到84歲，他說，“不僅僅是為了人類記住自己的錯誤，（還有）不再重犯反人道的罪行”。

王基旭在崇山村的祖屋前。整座房子在侵華日軍1942年火燒崇山村時逃過一劫。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馬宇平/攝

　　“我們揭露是為了記憶，但記憶并不是為了恨”

　　為了細菌戰調查和訴訟，崇山村的農民們走上日本街頭游行，到參議院提交請求。他們登上過中國、日本、美國等國家的媒體。

　　去過日本的細菌戰鼠疫親歷者只剩下王基旭在世。對于這個曾經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王基旭的印象是“干凈”“日本人有錢，但很節儉”。

　　除了講述崇山村人在戰爭中遭遇的苦難，他告訴前來支持他們訴訟的日本人，“我們都是戰爭的受害者”。那些參與了戰爭的日本兵，遠離了妻子和孩子，很多死在中國，隨便埋了，按中國的說法是“客死他鄉”。幸運活著的人，一生背負著良心的枷鎖。

　　“你們欺負我們，你們也沒得到什么，對嗎？”王基旭說。在場的日本人聽了會流淚，會道歉。他們關心崇山村人現在生活得怎么樣，需不需要捐款，還有什么困難。

　　回到村里，一切平靜如常，村里的男人們照常種水稻、花生、糖梗，農閑時外出打工，婦女收芝麻，曬谷子，榨蔗糖，做小手工藝活補貼家用。等“日本那邊”來了電話或者傳真，開會、配合律師團調查取證就是整個村莊的頭等大事。

　　去日本出庭作證，他們內心要經歷一番掙扎：家里的水稻不收就來不及了。

　　“義烏的人有組織能力，有基層的干部，特別能干。”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丁曉強表示。

　　在細菌戰訴訟全國原告代表會議上，王選被推舉為原告團團長、總代表。

　　為了保證原告團的主體性，這些農民堅持經濟獨立。去日本出庭作證，受害者們有的自費，有的靠原告團四處化緣，自籌資金。他們不舍得多花一分錢，每次去日本，行李里不裝什么東西，方便面能塞多少是多少，再帶一個用來泡面的搪瓷缸。

　　他們還會帶上王選那份。打官司這些年下來，沒有人正面問過王選，“在日本住哪里，為細菌戰訴訟坐新干線、往返中國和日本坐飛機的錢哪里來的？”

　　“她不容易的，不是不關心她，是我們問了、知道了也幫不上什么忙。”王建政說，籌錢的事也要靠王選在外面張羅。

　　籌錢不容易。原告的路費有時是美國、日本的華僑贊助的，有時是王選“拖著”原告團成員挨家拉來的贊助——跑了200戶小生意主，籌到7.2萬元。

　　王選記得在一家企業，對方同意拿些錢，但“得到了賠償金要分一點”。王選哭笑不得，但她覺得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市場經濟發達的義烏，人們的權利意識在加強。

　　“這或許也是細菌戰訴訟從義烏一個小山村發起的原因之一。”丁曉強說。

　　細菌戰終審結束，王選想要帶著原告團到聯合國人權組織去申訴，可他們沒有非政府組織的法人資格，這件事最終也只能“想想”。原告團的人越來越老，活著的也越來越少了。

　　細菌戰訴訟的10年，中日關系起起伏伏，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一次次橫在眼前。

　　上田信告訴南香紅：日本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隨著經歷過戰爭的人死去，戰爭就會徹底地消失，成為過去。所以這些人在等待經歷戰爭的人死去。

　　但他認為，即便所有親歷者都死去了，戰爭還是沒有結束，“心里持續的戰爭”。

　　“他們沒有認罪、沒有道歉、沒有賠償，怎么結束！”今年6月，崇山村搬出來的老人們圍在桌子旁議論。義烏一家襪業的閑置公寓成了這些70歲以上老人的安置點。

　　他們是細菌戰“隔了一代”的人。他們出生在細菌戰結束后的5年至20年間，沒有親歷過戰爭，卻都為細菌戰調查出過力。

　　75歲的王基炳在民間自建的細菌戰紀念館義務值班十幾年，每周一天，一直到村莊搬遷，和他搭班的都是年齡相仿的老人；72歲的王正兔拿著村民自己設計、打印出來的調查表，自帶干糧，騎著自行車在附近村莊挨家敲門，核實和確認那些細菌戰受害者的名單；王建政是這群人里的年輕人，60歲，負責細菌戰遺囑協會的事務。

　　如今，這些老人也不得不承認，關心這些事情的年輕人越來越少。“我相信他們到一定年齡，就會理解（我們做的事）。”王建政說。

　　“日本人不賠償不道歉，是日本自己在國際上丟人。”王選說，“我們揭露是為了記憶，但記憶并不是為了恨”。

　　《紐約時報》的報道里曾形容王選，回崇山村調查時，她是“置身鄉村的城市姑娘，穿黑色皮衣和絲綢襯衫”。她在中文普通話、方言、日語、英語間自由切換，有一種精英味道。

　　王選并不認同。她曾告訴南香紅，村里的人沒受過什么教育，只有她在日本留學。“社會培養了精英，精英就應該反哺社會。我們對死去的同胞有責任。”

　　細菌戰訴訟之后，王選開始了研究細菌戰的學術道路。她搜索了美國留存的檔案和史料，匯集成6本細菌戰資料集。她帶著志愿者做爛腳病調查、中國山東渭河兩岸戰爭口述歷史調查。

　　“記憶只有在被記錄下來，被當事人以外的更多人共有的情況下，才能成為‘歷史’。”聶莉莉認為。

　　從這個意義上講，崇山村人找回了自己村莊蒙難的歷史。

　　義烏民間將每年的11月18日設定為義烏細菌戰受害者紀念日。2015年，義烏市委、市政府決定在崇山村和林山寺周邊區塊建立國內首座以紀念侵華日軍細菌戰遇難同胞為主題的和平公園，并于2019年建成。

　　2024年6月，日本學者松野誠也向侵華日軍細菌戰史實（義烏）陳列館捐贈了相關的史料。在崇山村，他“心里很難受”。他覺得對于日本人來說，這段歷史應該是“國恥”。

　　而如今，崇山村也要成為歷史了。

　　作為細菌戰遺屬協會副會長，王建政在“為崇山村的歷史留下些什么”而奔走。義烏市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吳國慶提交了《關于保護開發崇山村細菌戰遺址的建議》，市文物局、黨史研究室、稠江街道辦事處都給了答復，市檔案館牽頭正在調查中，計劃加大“崇山村細菌戰遺址等資源的調查力度”。

　　6月底，人去樓空的崇山村里，田里的野草已經瘋長了起來。挖掘機進場，一挖一推，那些藏著居民回憶的老房子一棟棟消失了。過不了多久，盛開著大片荷花的碑塘下也會被填平，不再有崇山村，仿佛也不再有傷痕。

　　只有裝著那段歷史的曲江祠堂完好地藏在一片待拆的民房中，一排矮樹和沒了葉子的藤條隔絕著墻外的塵土和村民搬家后散落的垃圾。

　　這個建于15世紀的祠堂依然整潔、安靜和威嚴。房梁和屋檐都有鏤刻木雕，院子中鋪著精致的石板，潮濕的空氣中彌漫著舊木和塵土的混合氣息。它像一塊被時間遺忘的琥珀，結實地守護著它的記憶。

　　在幾乎每天的清晨或者傍晚，89歲的王基旭都要從安置公寓騎幾里路過去看一眼，確認它沒有什么水、電、火的危險。“這是歷史的證據，我們為了和平（做了這些），希望后來人知道戰爭的危害。”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馬宇平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