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與以色列、美國之間的“十二日戰爭”的硝煙如今已漸漸散去，但戰爭引發的震蕩尚未完全平息。7月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聲稱伊朗正在尋求與美國進行會談，而且會談已經安排好了。但伊朗外交部發言人8日表示，伊朗沒有向美國方面提出任何會談請求。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7日接受美國媒體采訪，在談到伊美談判能否重啟時也說，伊朗對于重啟核談判“沒有問題”，但這是有條件的，“我們如何還能再信任美國？如果我們重新開始談判，怎么能確保在談判過程中，以色列政權不會再次（從美國）獲得攻擊我們的許可？”

這場與以、美十幾天的軍事對抗將伊朗推入自兩伊戰爭以來最為嚴重的安全與政治危機之中。如今戰火雖然暫熄，但隨時可能死灰復燃，包括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內的伊朗高層仍有可能再度面臨被暗殺的風險。

7月5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德黑蘭伊瑪目霍梅尼清真寺參加宗教活動。視覺中國 資料圖

7月5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德黑蘭伊瑪目霍梅尼清真寺參加宗教活動，這是他自6月以伊戰爭結束后的首次公開露面。哈梅內伊作為自1989年起統治伊朗長達36年的宗教領袖、政治核心、反美反以旗手和伊斯蘭教什葉派世界的精神支柱，對伊朗及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在哈梅內伊年事已高、健康不明、多次遭遇暗殺威脅等背景下，其個人命運已成為伊朗國家穩定與否的重要變量。

在戰爭進行期間伊朗媒體的罕見表態其實已經提出了“哈梅內伊之后誰來執掌伊朗？”的問題。在伊以未來仍有很大可能再次爆發沖突，伊朗同時承受著外部高壓和內部裂痕的情況下，最高領袖接班人問題的不明朗，或許是伊朗面臨的最大風險。

哈梅內伊仍然面臨安全風險

1939年 4 月 19 日，哈梅內伊出生在伊朗東北部圣城馬什哈德一個貧寒的宗教家庭，他在八個兄妹中排行第二。他的父親是來自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土耳其人，母親則出身伊斯法罕望族，精通《古蘭經》，并是薩法維時期著名宗教學者、伊斯法罕學派創始人之一米爾·達瑪德的后裔。哈梅內伊從小接受嚴格的宗教教育，能流利使用阿拉伯語。

年輕時的哈梅內伊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因追隨霍梅尼、傳播伊斯蘭革命思想、發表反巴列維演講、散發反政府小冊子等原因，六次被捕入獄。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后，他迅速從一名教士轉變為革命體制中的核心人物，擔任過總統、伊斯蘭共和黨負責人、國防委員會成員等多個職務。

哈梅內伊在其政治生涯中經歷過多次暗殺或未遂襲擊，其中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981年，幾乎致命，其右臂幾近殘廢、聲帶損傷終身沙啞。此后數十年里，他始終處于嚴格安保之中，而伊朗體制對領袖安全的高度敏感，也正是源于這一段殘酷的歷史記憶。

在本次伊以戰爭中，以色列實施了“定點清除”戰術，有跡象顯示以方情報與軍方部門曾試圖將哈梅內伊作為潛在打擊目標。伊朗官方也罕見表態“已為領袖遇刺做好制度安排”，這表明在伊朗國家層面首次承認了最高領袖遇襲的實際可能性。

盡管當前軍事沖突暫時緩和，但哈梅內伊仍面臨持續且現實的暗殺威脅。一方面，以色列長期布局中東情報網絡，其摩薩德體系已多次滲透伊朗內部，成功實施精密打擊；另一方面，伊朗國內本身存在為數不少的以色列潛伏間諜與地下協作勢力。在長期遭受美國及西方世界制裁之下，伊朗社會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尤其是特朗普第一次上臺后對伊朗進行“極限施壓”，導致伊朗幾乎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島”。高失業率、匯率波動劇烈等問題愈演愈烈，引發伊朗民眾不滿情緒，加之宗教事務議題引發的爭端，導致社會抗議頻發。這使得伊朗國內存在對現政權不滿的土壤，為以色列的滲透提供了條件。這種“敵我不明”的內外夾擊，使伊朗高層面臨的安全風險達至前所未有的高點。

接班人疑云成為最大政治宗教風險

與此同時，隨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年事已高、繼任者遲遲未定，其接班問題成為籠罩伊朗上層結構的最大政治宗教風險。

伊朗憲法規定伊朗最高領袖由專家會議選舉，但該機構長期形同虛設，實權操控者多集中于伊斯蘭革命衛隊、保守派與強硬派政治宗教人物之間，其公信力與獨立性飽受質疑。

目前，哈梅內伊并未正式指定其繼任者。多年來，外界普遍認為他的兒子穆杰塔巴·哈梅內伊是接班熱門人選。作為一位低調的宗教學者，穆杰塔巴已在精英層中積累了一定影響力。然而，其既無顯著的宗教頭銜，又缺乏公開政治履歷，易引發伊朗社會對于“世襲化”傾向的警惕。而此前一度被視為最有可能接任的總統兼宗教學者易卜拉欣·萊希，已因直升機事故身亡，使原本就不明朗的接班格局陷入更大的不確定性中。

此外，伊朗缺乏一個制度化的“過渡機制”框架，并無前例可循。哈梅內伊本人即通過前任霍梅尼的突然病逝而“臨時安排”上位，在缺乏組織競爭與程序正義的前提下，下一任領袖很難獲得民眾的普遍認同。這將直接沖擊政權的合法性根基，并可能誘發什葉派內部分裂、軍政博弈甚至憲政重構。

當前，伊以戰爭雖已暫時告一段落，但其給伊朗政體留下的裂痕遠未彌合。在戰爭期間，以色列對伊朗高層實施“定點清除”戰略，引發全球對伊朗“后哈梅內伊時代”的高度關注。而伊朗國家媒體罕見表態稱“已為領袖遇刺做好制度安排”，從國家層面首次承認了最高領袖隨時可能缺位的現實可能性。這意味著，“哈梅內伊之后誰來執掌伊朗”，已從伊朗的禁忌話題轉變為現實政治中的結構性風險。在缺乏明確繼任機制、接班人選高度敏感、宗教人士與軍政精英分歧擴大的背景下，任何權力更替的推進都將帶來合法性斷裂的風險。伊朗正處于一個“制度未革新、核心或將缺位”的歷史交叉點。

從1979年到今天，伊朗政體經歷過戰爭、制裁、未遂政變與抗議，但從未像今天這樣，在外部軍事打擊與內部權力疑云之間搖擺。伊朗學者也預測，以色列極有可能再次對伊朗發動襲擊。戰爭陰云與重重困境相疊加，是軍人接管政權，還是教士集團分崩離析？答案或許仍在醞釀，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已再次走到了一個面臨抉擇的歷史節點。

（趙錦浩，伊朗問題研究者，山西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