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9日,4000人被包圍,敵人用鐵壁合圍,武器懸殊,指揮失聯。
眼看全軍覆滅,一名騎兵團政委突然大喊:“共產黨員集合!”結果,死局被撕開了一道口子。
“封死”的戰線
1942年4月29日清晨,冀南變天了。
前一天晚上,天還亮著,村口有雞叫,特務團兩個哨兵拿著大蓋帽閑聊,說日軍好像在大名那邊出動,不像是沖著我們來的。沒人當回事。
可天一亮,天就黑了。
飛機先來,低空飛,像刮刀一樣掠過樹梢,連樹葉都帶著響。
之后是坦克聲,從東南西北同時傳來,像鐵皮怪獸踩爛麥田,通訊班試圖聯系外圍,電報被強干擾,線路全斷。
范朝利和劉志堅站在地圖前,半天沒說話,地圖已經沒用了,敵人速度太快,原本的防線根本沒反應時間。
這不是“分進合擊”,這是合圍,岡村寧次換了打法,他要一鍋端。
日軍投入15個步兵大隊,兩萬偽軍,用卡車和摩托運輸,把機動性壓到極致,目標明確,就是冀南軍區機關所在地。
機關里,4000多人,主要是后勤、醫院、學校、家屬,還有兩個不滿編的特務連,武器不多,手榴彈只夠人均一枚,重機槍一挺,沒子彈。
陳再道、宋任窮等軍區首腦不在,都在前線視察或外出開會,指揮只能靠副手,情況極端被動。
“敵人有計劃、有速度、有裝備,我們沒有指揮官。”這是范朝利當時對劉志堅說的話。
情報失敗成了致命刀口,誤判方向,誤判規模,誤判意圖。
第一道防線很快塌了。
大河邊幾個村子相繼被占,老百姓沒跑出來,敵人把民兵當八路殺,當場砍頭,騎兵偵查員匯報看到幾十具尸體被堆在村口,還在冒熱氣。
這不是掃蕩,是獵殺。
機關開始組織轉移,但太慢了,不是因為拖拉,是因為根本沒路。
幾千人帶著文件、設備、傷病員,怎么跑?天上有飛機,地上是包圍,連夜走了兩公里就被堵回。
第一輪突圍失敗,敵人火力太猛,反沖鋒被打成篩子。
重機槍掃射的時候,有戰士靠著石頭往前爬,頭剛抬起就被打穿。
機關開始銷毀機密文件,電臺燒了,檔案撕了,有人用火燒,也有人直接吞下紙片,后勤政委賴政委拿著手槍坐在樹下,子彈已經上膛。
他說:“不能讓敵人活捉我。”
“共產黨員集合”:一個聲音撕開了包圍圈
這時候,有人攔住了賴政委的手,是騎兵團政委況玉純。
“不能死,再給我一次機會。”他說得很輕,但手很穩。
然后他站上一輛破馬車車廂,高喊:“騎兵團!共產黨員集合!”
況玉純
聲音不大,但像一刀扎在地上。
四面八方,一些人開始跑過來,開始只有幾個人,后來十幾個,再后來,人群涌動,全是騎兵團的老兵。
沒人猶豫,他們報出名字,掏出馬刀。
團長曾玉良第一個上馬,他看著況玉純說:“我帶一營正面沖,二營斜插側翼,你帶機關干部突后溝。”
況玉純點頭,他是政委,不是戰術指揮官,但他知道,這一仗不是拼戰術,是拼命。
“別想著都活著出去,能帶一個是一個。”
第一波沖鋒,直接撞上敵人的一個機槍陣地,馬是硬頂上的。
戰馬中彈后前蹄立起,像巨獸一樣摔倒,壓著戰士也往前推。
有人被甩下馬,也不回頭,拿著馬刀就往前沖,敵人也慌了,他們沒想到這些人不退不避,像瘋了一樣往火線里鉆。
機關干部開始跟著沖,拿不慣槍的,握手榴彈;不會騎馬的,徒步跑。
那一刻,沒有“干部”和“戰士”的區別,只有“沖”與“不沖”。
四連連長韓永正,外號“韓猛子”,以前因為打仗太猛被通報批評,這次沖得最快。
他一個人繞開火力點,從莊稼地斜刺穿過,直接扎進敵人擲彈筒陣地,一刀砍掉指揮官,敵人陣型亂了。
這個口子,就是從他那里撕開的,王行杖村的東邊防線崩了。
“沖!”
這是曾玉良最后一次大吼,他沒沖出來,他帶的那一隊全部陣亡,但留下了通道。
機關突圍的人開始從后溝方向轉移,敵人反應過來已經晚了,戰斗持續了四個小時。
4000余人中,傷亡過半,但主力保住,政委況玉純生還,之后他被記一等功,1955年授少將。
但那時候他才四十出頭,白了一半頭發。
犧牲之后:血沒涼,骨頭還硬
曾玉良沒有看到突圍成功。
他沖在最前頭,身中三彈,最后一刀,是正面硬拼一個日軍小隊長,被刺刀捅進腹部,他沒退,反手一刀砍掉對方腦袋。
他沒喊痛,只說了三個字:“別停下。”
曾玉良
突圍后第二天,戰士在玉米地里找到他,躺著,眼睛沒閉上,刀還握著,他只有29歲。
一個完整的騎兵團,剩不到兩成。
況玉純回頭望了一眼那個方向,沒說話,他知道自己不是靠武力殺出去的,是靠“喊”。
那聲喊不是命令,是“喚醒”。
很多人是從猶豫里、從慌亂里、從絕望里站起來的,因為那個聲音提醒他們:我是黨員。
那個時候,“我是黨員”不是一種身份,是一種選擇,決定你是跑、還是沖。
這事之后,部隊寫了一份簡報,上報延安,簡報寫得很冷靜,沒有夸張:
“敵軍合圍態勢已成,我方借騎兵團勇突敵陣,機關主力突圍,損失慘重,精神頑強。”
毛主席批示:學習冀南精神。
況玉純成了“標兵”。
但他后來很少提這事,他說:“我喊那一聲,不是為了當英雄,是因為我們沒人能再死了。”
再死,就全完了。
誰在喊?我們為什么還在記得?
很多年后,《亮劍》播出。
騎兵連長孫德勝,那個騎馬橫刀、一嗓子震全場的角色,引發無數討論,很多人以為是藝術夸張。
但導演說:這個人物有原型,叫況玉純。
況玉純本人,1955年被授少將軍銜,去世前,曾在一次軍隊培訓上講過一次“四二九”。
他說:
“我喊‘共產黨員集合’,不是想當帶頭的,是因為那時候只有黨員才能頂得住。”
他沒有說很多高大話,只說了幾個“真事”:
有機關干部哭著說不會打槍,但還是背上小駁殼槍沖了。
有炊事員騎的不是戰馬,是驢,也跟著跑了出來。
有女衛生員拿手術刀沖進火線,后來不見了。
這些名字沒有留下,但活下來的人記得他們說的話,記得他們喊過“我是黨員”。
那一刻,“黨員”不是頭銜,是一道命令。
日軍那次掃蕩,以失敗告終,他們沒想到一個“崩潰”的部隊還能打出缺口,之后幾次掃蕩,都沒能再穿透冀南根據地核心。
地道戰、地雷戰,從那年后陸續成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從尸體堆里摸索出來的。
那一戰,告訴冀南軍區:敵人會變,但我們不能變。
我們的問題不是忘了,而是不再相信
現在回頭看“四二九突圍”,你會覺得很遠。
一個政委站在破馬車上喊話,一群騎兵抽刀沖鋒,你可能會說,這像電影,像戲。
但這不是電影,是檔案館里能翻到的報告、老戰士留下的回憶錄、當年新華社發出的戰況簡報。
只是現在沒人去看了。
我們的問題不是忘了,是不再相信。
你覺得那一聲“共產黨員集合”太戲劇,其實是因為你沒在那樣的時刻,你不知道什么叫“無路可退”。
你也沒經歷過,一支騎兵團整整一個連集體戰死,只為換十分鐘突圍窗口。
這不是煽情,是記賬。
每一滴血,每一個人,都是代價。
那個喊出“共產黨員集合”的人,最后自己也沒上戰場,他不是最能打的那個,但他是最先喊的那個。
所以我們今天能看、能寫、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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