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陽】

“我知道，在我死之后，有人會在我的墳墓上放一大堆垃圾，但歷史之風終會將他們吹得干干凈凈！” ——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

引言：一枚舊炸彈的新回響

當地時間7月5日，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第十九次報告和選舉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的一項決議直指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所作的《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簡稱“秘密報告”），認定其“存在嚴重錯誤”，旨在為斯大林恢復名譽。這份在冷戰巔峰時期引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核彈”，在近七十年后，其沖擊波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再次回蕩在克里姆林宮的紅墻內外。

1956年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大會堂。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閉幕之際，赫魯曉夫召集部分參會代表于夜間召開秘密會議，宣講了一份長達四小時的報告。這份報告以近乎歇斯底里的控訴，將斯大林描繪成一個“暴君”、“迫害狂”和“社會主義的敵人”，全盤否定其在蘇聯近三十年執政時期的幾乎所有重大決策與歷史貢獻。報告充斥著對所謂“罪行”的駭人聽聞的描述，其中許多指控，如關于大規模鎮壓的具體數字和細節，事后被嚴肅歷史研究證明存在嚴重夸大甚至捏造。

這份報告如同一枚投向蘇聯黨和國家、乃至社會主義陣營心臟的“意識形態炸彈”，其威力遠超赫魯曉夫的預期。報告內容雖被標榜為“秘密”，其影響卻如野火般迅速燎原。

西方情報機構，尤其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通過波蘭等渠道很快獲取了報告全文，并刻意在全球范圍內大肆散播、添油加醋，不僅在西方世界掀起新一輪反共高潮，更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地震”和“信仰雪崩”。東歐國家社會動蕩加劇（如波蘭波茲南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西方國家共產黨（如意大利共產黨、法國共產黨）黨員大規模退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統一遭遇重創。

然而，這顆“炸彈”最深遠、最復雜的回響之一，發生在遙遠的東方。中共中央在獲悉報告內容后，迅速于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發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重要文獻，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這標志著中蘇兩黨在如何評價斯大林這一根本性問題上，產生了不可調和的原則性分歧，成為日后中蘇大論戰乃至最終決裂的重要導火索之一。

如今，在俄烏“特別軍事行動”持續膠著、俄羅斯社會面臨空前外部壓力與內部整合挑戰的背景下，俄共重拾這份塵封近七十年的報告，對其進行“歷史性的修正”，其意義絕非簡單的“翻案”或學術爭論。

這枚“舊炸彈”的新回響所指向的，既是歷史深處被扭曲的真相，更是當下硝煙彌漫的現實戰場。它也讓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究竟錯在何處？它給蘇聯、國際共運以及中蘇關系帶來了怎樣災難性的后果？斯大林的歷史功過究竟應如何科學評價？而此刻俄共的決議，又承載著怎樣的現實政治與意識形態訴求？

答案，就埋藏在這枚“舊炸彈”引爆的歷史塵埃與當下硝煙的交織之中。

赫魯曉夫（資料圖）

一、解剖“秘密報告”的病灶——赫魯曉夫的三大根本性錯誤

如今俄共決議對“秘密報告”的批判并非空穴來風，其劍鋒所指，正是當年這份報告自身所攜帶的、動搖蘇聯黨和國家根基、荼毒國際共運的致命病灶。拋開個人恩怨與權謀色彩，從嚴謹的、理性的視角審視，赫魯曉夫的這份報告至少犯下了三大根本性錯誤，使其成為一份十足的“反面教材”。

錯誤一：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范本——粗暴“全盤否定”，自毀長城

赫魯曉夫報告最根本、最危險的錯誤，在于它徹底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滑向了“全盤否定”的歷史虛無主義泥沼。報告通篇彌漫著對斯大林近乎刻骨的仇恨與貶損，用極具煽動性卻極其空洞的指控替代了對歷史復雜性的深刻理解。

報告割裂了歷史，否定了主線，對斯大林領導蘇聯近三十年（約1924-1953年）的功績采取了系統性抹殺的態度。

對于斯大林領導下的國家工業化——這一將落后農業國轉變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的曠世偉業，報告或輕描淡寫，或歸功于“集體”。對于蘇聯衛國戰爭這一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親自指揮、統籌、協調的，一場攸關人類文明存續的史詩性戰爭及其偉大勝利成果，報告非但未給予應有的態度，反而將早期失利的責任粗暴歸咎于斯大林個人（諸如宣稱斯大林僅通過“地球儀”指揮作戰）。

報告刻意割裂歷史，只講問題、錯誤和所謂“罪行”，仿佛蘇聯那段奠定其世界強國地位、淬煉國家精神的歷史本身便是一段漆黑、無價值的“恐怖時代”。其本質，是對蘇共前三十年奮斗歷史的整體性否定。

支撐報告相關指控的史料也存在明顯的邏輯和事實謬誤。報告的“核心武器”是揭露所謂“大清洗”的恐怖。然而，其引用的關鍵數據和方法論在當代嚴肅史學面前并不能站住腳。

例如，報告中廣為流傳的、指控斯大林時代被處決人數高達“數百萬”乃至“1000萬人”（不同版本傳播有差異）的驚悚數字，缺乏嚴謹檔案支撐。后世歷史學者基于陸續解密的蘇聯檔案（如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行動統計文件）進行了更精確的研究。雖然這些數字本身依然觸目驚心，證明肅反擴大化是悲劇性錯誤，但遠非赫魯曉夫報告所渲染的那個量級（例如，1954年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向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提交的報告指出，1937-1938年被處決人數約為68萬人；西方學者如羅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中的估算也低于百萬）。

更關鍵的是，報告將復雜的政治、社會、國際背景下的體制性問題（如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黨內民主和監督機制的失控失效、組織體系運行偏差），極度簡化并聚焦于斯大林個人的“殘忍”與“多疑”，犯了將系統性問題歸因于個人品質的歷史理解謬誤。

赫魯曉夫本人的行為更具有諷刺性：作為斯大林時期的政治局委員、烏克蘭加盟國黨委第一書記、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等重要職務的長期擔任者，他在批判斯大林獨斷專行造成“恐怖”的同時，卻對自身在其間的角色諱莫如深。在蘇共二十大會議期間，有代表對赫魯曉夫發出的質問“那么你當時在做什么？”，無疑是對這種“歷史健忘癥”的絕妙諷刺。

這份“全盤否定”的批判，產生的連鎖反應是災難性的。它從根本上質疑了蘇共執政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礎，動搖了廣大黨員和民眾對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念，為日后蘇聯社會更深層次的思想混亂、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直至最終的意識形態解體，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一個否定自己奮斗歷史的黨，如何能贏得人民的信任？

錯誤二：方法論謬誤的集中爆發——捏造構陷，以偏概全

赫魯曉夫的報告在方法論上存在嚴重缺陷，缺乏嚴肅歷史報告應有的嚴謹性和客觀性。而支撐這份“全盤否定”的，是一套極其粗糙、充斥著私貨甚至不實之詞的所謂“史料”。

報告中充斥著大量未經核實的流言蜚語、道聽途說、匿名指控和早已被證偽的材料。例如，報告聲稱斯大林授權處決基洛夫（1934年列寧格勒黨委第一書記遇刺）一案中的“16名‘陰謀者’”，但歷史檔案顯示審判文件并無斯大林直接批示痕跡（此案至今仍存諸多疑點）。報告引用了許多反對派（如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片面攻擊之詞，將其視為可靠的“內部揭露”。

如前文所述，報告直接捏造或嚴重夸大事實和數據的案例屢見不鮮。報告中指控貝利亞“捏造”了關于“基洛夫遇刺案”的證據和指控埃赫（前政治局委員）的“間諜案”，從而導致了1938年埃赫被處決。然而，根據公開檔案，對埃赫的指控主要來源于他自己和他人的供述，而赫魯曉夫本人當時正是追查埃赫案的負責人之一，并未提出異議（埃赫最終于1956年被蘇聯最高法院平反，但此案復雜性遠超赫魯曉夫的簡單描述）。由此可見，報告為達到批判效果，經常刻意扭曲時間線、因果鏈和當事人角色。

報告挑選最極端、最能煽動情緒的事件進行孤立地、斷章取義地放大，卻不將這些事件置于當時的嚴峻國內國際環境（如新經濟政策結束后的社會緊張、高速工業化伴隨的沖突、日益逼近的法西斯戰爭威脅）中進行理解，忽視了斯大林時期在經濟發展、社會改造、科技進步、國防建設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這種只講一點不及其余的手法，根本不可能呈現歷史的真實圖景。

錯誤三：災難性的政治路線抉擇——自我“妖魔化”，瓦解陣營堡壘

最令人扼腕的是，赫魯曉夫缺乏對這份秘密報告可能引發的國際政治海嘯的起碼預判。這暴露了其在政治路線上的重大短視和戰略性錯誤，使報告成為西方反共勢力無法想象的最得力武器。

對蘇聯黨和國家來說，這份報告是一次極其愚蠢的“自扇耳光”。在一個陣營對立、冷戰硝煙彌漫的世界格局下，赫魯曉夫卻在代表社會主義陣營“領導核心”的最高級別會議上，公開上演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自我揭短”和“自我批判”大會，且批判對象是國際共運的象征性人物。這本身就違反了國際政治斗爭中維護團結、展示實力的基本規則。

對社會主義陣營來說，這份報告讓國際共運迎來了“信仰雪崩”。報告的沖擊波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引發了劇烈地震和深刻的信仰危機。東歐國家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在報告對“斯大林模式”批判的催化下爆發，1956年的波蘭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即是最慘痛的注腳。許多東歐民眾和黨員在迷茫與失望中質疑：我們跟隨的領導核心，其歷史竟是如此黑暗？我們選擇的道路，是否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

在西方國家，共產主義政黨的合法性遭遇空前打擊。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陶里亞蒂在報告公布后痛心地指出，這給黨帶來了“混亂和痛苦”。法共、英共等均出現了黨員大規模退黨潮，國際共運的統一戰線遭受到建黨以來最嚴重的內部撕裂性打擊。

赫魯曉夫的報告，其政治短視之處在于，他妄圖通過否定斯大林來樹立個人威望和新的合法性，卻未能理解斯大林的象征意義已深深植根于國際共運的精神支柱之中。掘此根基，動搖的是整個共產主義的信仰長城。

對西方敵對勢力來說，這份報告是一個意外收獲的“反共圣典”。報告的泄露（主要經波蘭渠道落入美國中情局CIA之手）及其后西方媒體的大肆炒作渲染（如1956年6月4日《紐約時報》刊發報告部分內容），使這份報告瞬間被西方利用，化身為攻擊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圣典”。“看啊，連他們自己都承認是暴政！”這極大鼓舞了西方的冷戰士氣，也為西方日復一日妖魔化蘇聯和共產主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炮彈”。

斯大林和赫魯曉夫

二、苦澀的遺產——赫魯曉夫報告引發的“三重惡果”

赫魯曉夫慷慨激昂拋出的“秘密報告”，絕非療救蘇聯積弊的良藥，非但未能廓清歷史、正確總結教訓，反而以其在歷史觀、方法論和政治判斷上的三重錯誤，埋下了動搖國本、瓦解陣營、荼毒信仰的慢性毒劑，如同在蘇聯黨和國家的機體上、在國際共運的心臟地帶撕開了三道無法愈合的裂口，最終釀成了苦澀難咽的三重惡果，其毒性在之后的幾十年里持續蔓延、發酵，直至導向最終的悲劇性結局。而這，正是當今俄共決議試圖從歷史源頭進行“撥亂反正”的重要動因。

惡果一：成為蘇聯內部的信仰崩塌與分裂源頭

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及蘇共前三十年歷史的粗暴做法，猶如一記猛錘，重重砸在蘇共意識形態大廈的承重柱上。斯大林作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領導者和象征，承載著一代甚至幾代黨員與民眾的情感寄托與奮斗認同。將其徹底“妖魔化”，無疑等同于宣布蘇共長期奉行的理論基礎和實踐道路在核心上是“錯誤”甚至“罪惡”的。這引發了黨內普遍的信仰迷失和思想混亂：黨員們不禁自問，我們為之奮斗終身的事業，其核心人物竟是如此不堪？我們遵循的指導思想是否全然謬誤？俄國歷史學者羅伊·麥德韋杰夫曾觀察到，報告讓“整個國家陷入思想混亂……許多人開始懷疑共產主義理想本身”。

同時，這份報告也人為制造了黨內深刻的分裂和猜忌（誰在斯大林時代“犯錯”？誰手上“沾了血”？），開啟了“后斯大林時代”內部持續的權力清洗（以“反斯大林”為名）之門。更重要的是，它撕開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閘門。報告中對歷史事件選擇性曝光、片面解讀甚至捏造的做法，為日后蘇聯全黨和全國上下否定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否定整個蘇聯歷史的極端思潮提供了“合法性”的先例和“方法”的模板。戈爾巴喬夫時期登峰造極的“公開化”運動中對蘇共和蘇聯歷史的徹底詆毀，其精神源頭正可追溯至赫魯曉夫的這份秘密報告。報告造成的內部思想混亂和對自身歷史信心的喪失，是蘇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國家凝聚力急劇下降直至最終解體的深層意識形態根源。

另外，報告引發的恐懼與不確定性也沖擊了蘇聯黨和國家的整個組織體系和干部隊伍。原本依賴“民主集中制”和穩定的指令體系運轉的領導模式被動搖，黨員干部們開始變得猶豫不決、瞻前顧后，擔心未來某天自己也會成為被全盤否定的對象，體系的效能由此受損。

惡果二：國際共運的“大地震”與中蘇分裂的導火索

赫魯曉夫魯莽地將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復雜問題以最極端的方式公諸于世，其引發的災難性后果在蘇聯國境之外迅速擴散，成為撼動整個國際共運根基的“政治地震”。

秘密報告首先在東歐衛星國引發了災難性連鎖反應。當蘇共自身都在否定其歷史象征和體制合法性時，依賴蘇聯支持的東歐國家政權的執政基石也迅速動搖。

在波蘭，1956年6月的波茲南事件中，工人示威迅速演變為武裝沖突；在匈牙利，1956年10月爆發的反政府游行在報告催化下迅速升級為要求退出華約、重塑歷史的悲劇性“十月事件”，蘇聯不得不出兵干涉。這兩個歷史事件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出現深刻裂痕、“蘇東一體化”遭遇重大危機的標志，其核心動因之一正是赫魯曉夫報告造成的“思想真空”和對現有秩序合法性的顛覆。

1956年10月，布達佩斯市民在“十月事件”中推倒了總高25米、像高8米的斯大林雕像。

對西方世界的共產黨而言，秘密報告不啻于晴天霹靂。意共、法共、英共等黨組織長期在“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環境下艱難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黨員對蘇聯作為“社會主義燈塔”的理想化想象和信念支撐。報告內容被西方媒體大肆渲染后，令無數普通黨員、知識分子和同情者陷入幻滅與羞憤的深淵。

意共領導人陶里亞蒂在痛苦中試圖尋找某種“去斯大林化的馬克思主義”道路，但也坦誠報告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和黨員的迷茫。法共、英共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黨員退黨潮，黨員人數銳減，組織力量和政治影響力遭受重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為一個整體的凝聚力和國際號召力無疑被嚴重削弱。

赫魯曉夫報告最深遠、最復雜的國際影響，莫過于成為中蘇兩黨分道揚鑣的導火索和核心分歧點之一。中國共產黨在獲悉報告內容后，基于自身的革命實踐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刻理解，對赫魯曉夫的做法抱有嚴重憂慮，并進行了原則性批判。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開宗明義：“斯大林盡管在后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乃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的一生……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

1956年12月29日，《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進一步系統論述了斯大林的歷史地位，明確指出全盤否定斯大林會導致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強調“必須肯定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又不掩飾其錯誤”。

中蘇兩黨在斯大林評價問題上的矛盾迅速上升為路線和原則的根本對立。中共認為赫魯曉夫的做法是修正主義、背叛原則，是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態度。因此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在肯定斯大林主要功績的前提下批判其錯誤。而蘇共則指責中共“教條”、“僵化”，企圖將“斯大林模式”強加于人。

這一原則分歧直接導致了上世紀60年代中蘇兩黨激烈的大論戰。中共方面通過《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發表了著名的《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1964年），其中多篇文章（如《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系統批駁蘇共對斯大林的評價，闡述中共立場，批判蘇聯領導人的修正主義路線。理論上的公開論戰直接導致兩黨關系的徹底破裂，并深刻影響兩國關系，最終演變為地緣政治對立甚至邊境武裝沖突（如1969年珍寶島事件、鐵列克提事件）。

現如今再回頭來看，中國共產黨的立場無疑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科學評價歷史人物的原則，捍衛了國際共運（在可能限度內）的思想理論基礎，更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盲從、獨立思考的政治定力和理論勇氣，為后來獨立探索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發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石。

惡果三：民族分離主義的“歷史養分”與俄烏裂痕的深層病灶

“秘密報告”不僅在宏觀層面動搖國本、撕裂陣營，其埋下的隱患還悄然侵蝕著蘇聯多民族國家，特別是涉及復雜民族歷史記憶地區的內部聯結。

報告中對斯大林民族政策的批判（如對特定民族在戰時的強制遷徙等問題），雖然部分內容反映了歷史創傷，但赫魯曉夫片面的、帶有煽動性的描述和“全盤否定”基調，在客觀上被當時蘇聯境內存在的民族主義勢力，尤其是在烏克蘭西部等地的、歷史上曾與蘇共政權存在沖突甚至投靠外敵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如二戰時期與納粹合作的班德拉派）所利用。

赫魯曉夫報告對整個斯大林時代的全面負面定性，以及它為歷史虛無主義開啟的大門，為后來烏克蘭等地區民族主義者將蘇聯時期（尤其是斯大林時代）構建為對烏克蘭民族的“殖民壓迫”或“種族滅絕”（如夸大“烏克蘭大饑荒”為針對性“種族滅絕”的敘事）的歷史敘述提供了“合法性”抓手。否定斯大林，成為部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后）否定蘇共和蘇聯歷史合法性、進而否定與俄羅斯歷史聯系、宣揚獨立建國正當性的重要歷史論據。

赫魯曉夫時期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部分平反（如1956年起大量釋放政治犯，其中包含西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雖有其當時的政策考量，但在歷史長河的回望中，也陰差陽錯地成為了烏克蘭獨立運動的一種“歷史養分”。報告播下的關于歷史的扭曲種子，在特定土壤（如烏克蘭西部）上生根發芽，為后來蘇聯解體過程中及之后烏克蘭民族主義勢力的興起和俄烏之間的歷史、文化、身份認同撕裂，埋下了深遠的、難以清除的病灶。這成為了今日俄烏沖突背后復雜歷史恩怨的源頭之一。

由此可見，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講話和報告，非但未能成為蘇聯革故鼎新的起點，反而成為其內外交困的轉折點。這“三重惡果”相互交織，最終在數十年后共同奏響了蘇聯的挽歌。而此刻俄共對歷史的“修正”，正是試圖在歷史的廢墟中，尋找應對現實挑戰的思想武器。要理解其動機，徹底拂去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撒下的歷史塵埃，直面其引發的深重災難，我們必須回到那個被赫魯曉夫扭曲的歷史坐標中心——斯大林本身。

筆者在撰寫這篇文章中，歌單中偶然跳出林俊杰的《黑武士》，意外發現歌詞所描繪的意境，和斯大林以及蘇共當年的命運意外契合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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