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貴，等等我，山路陡，腿不聽使喚啦。”——1973年8月，大寨虎頭山腳。周恩來聲音不高，卻讓隨行的墨西哥客人和鄧穎超都停下腳步。那一瞬間，很多人意識到：這位長期奔波的總理，真的老了。

第三次到大寨的氣氛，與前兩回截然不同。鑼鼓依舊熱鬧，棗樹還是那么紅，可人們注視周恩來的目光多了一層擔憂。當年他在山坡上幾步并作兩步，如今要陳永貴攙著才能越過一塊石階。七十五歲的總理已經深知自己身體狀況，卻仍咬牙把全程走完，邊走邊給外賓解說梯田、水渠與林帶——“這些溝，這些坡，都是靠兩只手、一張镢頭刨出來的，可不簡單。”口氣帶著自豪，也帶著懇切。

鏡頭轉回1965年5月。那是周恩來第一次帶外賓來大寨，也是他與陳永貴真正結下情誼的起點。檔案里記載，當天凌晨四點，周恩來先看完一份關于中東局勢的報告，才登機飛太原；落地后又坐吉普車三個小時才到昔陽。陪同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成員后來回憶，那天吃的窩窩頭和小米稀粥“硬得要命”，可周恩來卻邊嚼邊笑著告訴他們：“我們不是來享受的，來學自力更生的。”

對大寨來說，那一年的接待規格不算奢華，村里掃了一遍院子，再貼一張紅紙條就算準備完畢。周恩來不做形式，他要的是把大寨真實一面展示給國際朋友。因此參觀路線直接選最難走的麻黃溝。溝口黃土飛揚，坡度三四十度，一腳下去能沒小半只鞋。站在陡坡上，周恩來回頭喊翻譯：“告訴他們，如果一個山村能自救，一個國家也能。”這句話后來被外賓譯成多種語言，貼在地拉那、貼在地中海邊的集體農莊。

周恩來的肯定，讓陳永貴信心大增。可若把功勞全攬給個人，那就誤讀了大寨。1945年抗戰勝利后，大寨只是昔陽縣一條不起眼的山溝，七溝八梁，旱得連草籽都發不全芽。村民分成互助組。“好漢組”挑壯勞力，“老少組”納寡弱。陳永貴二話沒說帶“老少組”，硬是在干旱之年收成超過“好漢組”。正是這場較量，讓全村相信團結能頂過天災。后來賈進才讓出黨支部書記，也源于對這種領導力的認可。很多老鄉說，陳永貴能把“抱怨”喊成“干勁”，是天生當帶頭人的料。

1967年4月，周恩來攜陳毅、越南總理范文同再次出現在虎頭山。山上多了層層梯田，蓄水池閃著光，周恩來滿意地點點頭，扭頭對陳永貴說了句：“要是再種上樹，好看又保水。”這句話，后來演變成大寨整山造林的契機。兩年后武家坪已綠成一片。當地老人講，周恩來的遠慮給大寨第二次“畫龍點睛”。

三次視察，不只是看風景，也是一遍又一遍檢驗“大寨模式”能不能復制。第一次他關注的是“人能不能干”；第二次是“辦法能不能延續”；第三次則問“接班人夠不夠”。所以1973年那天，他拉著陳永貴的手，耳語般囑托：“青年得跟上，別讓勁頭只停在咱這撥人。”陳永貴頻頻點頭，旁人聽不清，周恩來卻知道自己已沒太多時日。

彼時外界形勢依舊風云變幻。國內經歷了政治動蕩，國際上中美、中日破冰才剛開始。偏在這樣的節骨眼，周恩來把寶貴的兩天留給昔陽縣。有人好奇他在想什么。秘書后來回憶，周恩來行前只寫過一句批示：“看一個村莊，就像看顯微鏡里的細胞，成色真假，一眼見底。”他要檢驗的，是最基層的生命力。

時間線再次來到1973年傍晚。陳永貴送客到村口，周恩來握著他的手不松開。夕陽透過塵土把兩個人影子拉得極長。周恩來輕聲說：“我老了，不會再有希望來啦。”陳永貴紅了眼圈，急忙回答：“五年以后，您再來看我們的新變化。”周恩來沒再吭聲，只把手舉起，朝人群揮了兩下，然后轉身上車。那揮手，比當年的任何一句指示都讓大寨人刻骨銘心。

1976年1月8日，噩耗傳來。大寨全村自發停工，在虎頭山最高處立了一面黑紗旗。陳永貴站在寒風里，手握帽檐良久沒說話。有人聽見他自言自語：“總理沒能兌現約定，我們得兌現。”隨后，大寨在翌年修完最后一條引水渠，又在坡頂種滿紅棗樹。那些棗樹結果的季節，人們總會提一壺小米粥，切幾塊窩窩頭，擺到觀景臺，算是給遠方的老朋友留座。

從1965到1973，不過八年，卻好像跨越了中國鄉村建設的一個時代。周恩來把大寨精神歸納為“自力更生”四字，可在許多親歷者心中，又多了一層樸素情感——信任。一個老總理信任一群山溝溝里的莊稼漢，一群莊稼漢就能把荒坡變成糧倉。試想如果沒有那份信任，麻黃溝還是麻黃溝，虎頭山還是光禿山。這個簡單又質樸的道理，如今看似平常，放到當年卻彌足珍貴。

回頭細算，周恩來在大寨逗留的總時長加起來不足三十小時，卻在那兒留下了三段傳奇式記憶。對很多五十歲以上的男讀者來說，這段往事未必陌生，卻仍舊值得端詳：在人情、政策與實際生產之間，他用一次又一次現場走訪，展示何為“走到人民當中去”。也正因如此，才有最后那句略帶遺憾的告別，更顯分量。歷史沒有給他第四次重訪大寨的機會，但大寨人把老總理的愿望一件件辦成，這或許是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