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的夜班，一進軋鋼車間，師傅就拍拍我肩膀說：‘老王，市委要你做九大代表。’”這句略帶機油味的提醒，把王白旦推向了北京的聚光燈下。彼時的黑龍江齊齊哈爾已入深秋，北滿鋼廠的高爐頂著寒風轟鳴，生產班組卻熱議著同一個話題——一名工人代表將出現在黨代會中央主席臺。對于普通職工，這幾乎是電影里的橋段；對王白旦本人，同樣像一陣突如其來的鐵錘聲。

回看當時的選拔標準，字字硬核：立場、黨齡、作風和群眾基礎缺一不可。市委在近百名老黨員中反復推敲，最終把這位入黨十年的高級鉗工推了出來。理由很簡單，他管車間小灶，常把肉片偷偷往工友碗里添，講起毛主席語錄倒背如流，干活又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然而誰也沒料到，這份“工人本色”竟讓他之后的命運像鋼水一樣忽冷忽熱。

九大開幕那天，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根據程序，所有代表依次投票選舉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多數人手里的選票，按慣例投給他們熟知的老革命；但也有人想表達“工人當家”的態度，于是把票寫給了籍籍無名的王白旦。各種心理交錯，使得結果極具戲劇性——計票一公布，他拿到170票，與毛主席并列。現場一陣低聲嘩然，類似“這小子太不懂事”等插科打諢在席間流動，尷尬卻真實。

成為中央候補委員后，第一個難題竟是姓名。“堂堂中央委員叫‘王八蛋’像話嗎？”會后茶歇，幾位老同志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嘀咕。周總理聽到后溫和地說：“改音不改意，讓群眾聽著順耳。”陳伯達隨即提議，把“旦”改成“早”，既保留諧音，又略顯陽光。王白旦樂呵呵地點頭，從此成了“王白早”。改名事件流傳出廠區，無數人津津樂道，似乎印證了“工人階級上了大雅之堂”的時代口號。

好景不過兩年。九屆二中全會后，陳伯達因林彪問題被點名批評，連帶當年“改名”也被翻了舊賬。江青冷嘲熱諷：“名字還是要改徹底，叫王百得吧，百口莫辯的‘百得’。”面對這股不由分說的政治旋風，王白旦唯有苦笑。周總理再次出面：“改名主意是我先提的，別把矛頭指向工人代表。”然而政治風向已變，解釋再懇切，也擋不住暗潮。

1978年，撥亂反正全面展開。審查組耗時八個月，翻遍檔案，仍找不到他與“四人幫”任何實質關聯，卻又不甘心一筆勾銷。最終，他們給出一個模棱兩可的處理方案：調離領導崗位，返廠勞動。王白旦揣著一張薄薄的“組織結論”走出機關大樓，順手把工裝袖口上的油漬抹了抹，嘴里嘟囔：“還是爐臺暖和。”

齊齊哈爾市委曾誠摯挽留，希望他擔任副廠長或工會主席。他搖頭，“官帽子壓得我喘不過氣，我就想看著鋼花飛濺。”1982年春，他正式申請回高爐一線，職位寫得清楚：鍋爐工。文件下達到車間，工友們先是錯愕，而后佩服。有人勸他把名字改回去，他擺擺手：“叫啥不重要，干活才實在。”那股執拗，像淬火鋼般堅硬。

此后二十年，他與班組同吃同住。凌晨三點巡視水壓，火口溫度飆上1400℃時，他仍能一把拽住爐門把手。有人問：“你后悔嗎？”他哈哈大笑，“當中央委員沒摸過鐵錘，渾身別扭。”這句大白話，讓年輕工人聽得熱血，也讓老同志心生五味。不可否認，他丟掉了本可繼續上升的仕途，卻保住了一個工人的驕傲。

2005年冬，老王病情惡化，被送往廠區醫院。組織上為他報銷全部醫療費，廠領導輪流探望，退休工友自發守在走廊。臨終前，他讓女兒從柜子里拿出那張泛黃的九大代表證，輕輕拍了拍，“留著吧，算是我這一生見過最亮的火花。”同年12月，他走了，享年七十歲。根據中央有關文件，退休待遇按照副廳級等待遇執行，喪葬費、撫恤金一次性撥付到位；廠里決定在高爐旁立一塊銅牌，上書“王百得——北滿鋼魂”。

有人說，他的人生像極了軋鋼機的節奏，轟鳴里藏著起伏。得票與主席相同，是意外；棄官回爐，又何嘗不是一種灑脫？在復雜年代里，他保持了難得的赤子心。“老王的好處，就是不裝。”多年后，一位老工友在食堂端著鐵飯盒，輕輕總結。不得不說，這種評價，比任何頒獎詞都來得直白、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