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段時間的伊以沖突中,以色列的“定點清除”行動可以說是發揮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數十名軍政高層和核專家的死亡更是清楚證明了,如今的伊朗幾乎被外部勢力滲透成了篩子。
因此在維持對峙的同時,伊朗政府還迅速掀起了“反諜風暴”,緊急逮捕、審訊一系列“可疑人員”,只是,讓伊朗未曾想到的是,這些嫌疑人中,赫然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印度。
而光是間諜還不夠,在沖突期間,上海合作組織發表聲明譴責以色列之時,作為上合成員國的印度卻在第一時間“撇清關系”,表現出了與上合組織截然不同的立場。
事實上,在很多問題上,印度都與上合的其他成員國格格不入,甚至經常攪局。
那么,當初,我們為什么要同意印度進入上合組織呢?
擴員的不易
自2017年加入上合組織以來,印度屢次在關鍵時刻“背刺”成員國,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兒,而由此引發的國際社會爭議也不在少數。
因此,很多成員國不免提出質疑,認為中國當初同意印度的加入,堪稱“戰略失誤”。
然而,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在對待印度加入上合組織的問題上,從來不曾草率,反而是經過了長達十年、深思熟慮的細致考量。
雖然2002年的《上海合作組織憲章》首次確立了擴員原則,但由于缺乏具體操作細則,導致擴員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書面。
直到2004年《觀察員條例》明確了觀察員國的準入機制,奠定了后續擴員的法律基礎,印度才得以在2005年加入上合組織的觀察員行列。
不過,僅僅一年后,上海峰會就內部達成了暫停擴員的非公開協議,要求優先完善體制機制。
這其中自然有著進一步優化組織架構的深遠考量,但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目標分歧,卻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國對上合組織有著以安全合作為基礎,推動其向多邊經濟合作機制轉型的長遠目標。
但俄羅斯卻更強調上合組織的軍事安全功能,將其作為對抗北約東擴的工具,并試圖維持對中亞能源運輸管道的壟斷控制。
這種功能定位差異導致俄羅斯對中國提出的經濟合作議程持消極態度,也是為此,普京在2006年提出過一個“上合能源俱樂部”的倡議,企圖牽制中國與中亞國家的雙邊能源合作。
而后,中俄雙方的這種政策張力體現的更為明顯,俄羅斯不斷通過獨聯體、歐亞經濟聯盟等機制對沖中國影響力。
以至于后來積極推動印度加入上合組織的動議,也隱含著引入第三方力量與中國制衡的意圖。
不過,這種戰略僵持并沒有持續太久,因為當印度的經濟規模躍居全球GDP第七位并成為反恐合作的重要對象之時,再提擴員議程就成為了順應時代發展之必須……
雙向的選擇
其實,在印度未“入合”的十年間,中國一直在觀察并考量印度加入的可行性。
畢竟,印度自私自利的本性早已被中國銘刻在心,貿然允許其加入,勢必會影響組織達成共同目標和集體利益的效率。
同時,印度在中印領土問題和破壞“中巴經濟走廊”乃至“一帶一路”戰略上的“賊心”從來不曾消亡,這就讓中國不得不審慎評估印度的立場。
直到2014年,一方面是印度的發展確實達到了讓各國不得不重視其經濟地位的程度,另一方面是越來越復雜的國際環境也在倒逼印度尋找新的戰略突破口。
當俄羅斯扶植了親俄的烏克蘭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上臺后,美國政府便鼓動烏克蘭親美勢力發起示威運動,并展開街頭抗議活動,甚至一度導致烏克蘭軍方的倒戈。
因此,在當年4月,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包括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爆發了烏政府軍與民間武裝力量的大規模沖突。
雖然沖突雙方最終在國際社會的斡旋下,達成了明斯克停火協議,但亞努科維奇總統逃亡俄羅斯,乃至為2022年俄烏沖突埋下隱患,還是凸顯出這場沖突的影響之深遠。
而要了印度老命的是,這場沖突讓美國將戰略重心轉向應對中俄競爭,以至于奧巴馬同年直接宣布阿富汗戰爭結束,并提出撤軍計劃,這便讓印度陷入了發展與反恐的雙重戰略焦慮。
可說巧不巧,上合組織在2014年的《接收新成員國程序》中細化了操作流程,一度形成完整的法律框架,此消彼長之下,加入上合組織確實成了印度的最佳選擇。
從印度的視角來看,其長期以來都將成為“世界大國”作為自己的核心戰略目標,加入上合組織就是提升其在中亞及歐亞事務中話語權的重要一步。
通過多邊平臺緩和與中美俄等大國的關系,還能為其進入中亞能源市場、打通南亞-中亞經濟走廊提供制度性路徑。
最為關鍵的是,印度自身一直都有著恐怖主義侵擾與能源單一依賴中東的雙重脆弱性,這就讓上合組織強化反恐合作并拓展油氣資源多元化的嘗試顯得尤為珍貴。
而且,上合組織框架下的“互聯互通”項目,還能有效改善印度落后的基建和解決吸引外資的難題,這就為其提供了潛在的合作機遇。
于是,在這樣“互惠互利、各有所需”的關切中,雙方“一拍即合”,重啟了擴員議程。
為了順利完成擴員工作,降低雙邊矛盾對擴員的干擾,俄羅斯親自主抓印巴關系調解工作,不僅促成2014年謝里夫出席莫迪就職典禮,更是一手塑造出2015年莫迪訪巴的破冰行動。
同時,“安內”的工作也沒落下,2015年上合組織烏法峰會通過《上海合作組織至2025年發展戰略》,確立了擴員與機制改革的并行路徑,消除中亞成員國對組織重心南移的疑慮。
在充分的前期鋪墊工作與考核觀察下,印度的入會申請在2016年的塔什干峰會被正式受理,并在經過一年審查后,于第二年正式轉正。
雖然我們現下一致認為,印度經常在上合組織中制造麻煩,但印度畢竟是有一定實力的,也并不都起到負面作用。
自作孽不可活
隨著印度的擴員,上合組織一度達到覆蓋歐亞大陸五分之四的陸地面積,并連接北極與印度洋,形成橫跨東亞、中亞、南亞的巨型合作平臺。
同時,印度的人口福利不斷也為上合組織“添磚加瓦”,成員國總人口達31億,直占全球44%的人口基數。
在這個基礎上,上合組織的GDP總量也狂攬全球GDP的五分之一,一度超過15萬億美元,地理跨度與經濟體量直接使其成為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區域性組織之一。
最為關鍵的是,這種格局打破了中亞與南亞長期的割裂狀態,不僅推動歐亞大陸的“陸權整合”,更是能起到對沖美國“印太戰略”及域外大國干預的重要作用。
而且在新增了印巴兩大擁核國家后,上合組織在國際核不擴散、反恐、能源安全等領域的影響力也在顯著增強。
這一覆蓋中亞、南亞的“反恐安全帶”,整合了印巴在情報共享、邊境管控等領域的技術資源,對“三股勢力”滲透的聯防聯控能力得以加強,甚至對中國邊疆安全都具備戰略價值。
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便印度制造了一些噪音,上合組織的發展勢頭也沒有受到根本性影響。
相反,印度的“攪和”反而讓其他成員國陸續看清印度的本質,從而進一步凸顯了中國在組織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當印度不斷消耗其“戰略價值”,持續損害上合組織的團結和集體利益之時,其他成員國對印度的不滿便會逐漸累積。
“鄭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很早就告訴了我們“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樸素道理,而印度這種短視和投機的行為,最終也只會讓其在追求大國夢想的道路上越走越窄。
可反觀上合組織,卻是以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為指導,致力于構建地區安全與發展共同體。
此情此景下,誰代表未來發展方向,誰代表落后腐朽勢力,國際社會自有公論……
印度的“攪屎棍”行徑,無疑給所有多邊合作機制敲響了警鐘:機會主義和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最終只會損害自身信譽,離間與伙伴的關系,并使其在國際舞臺上陷入孤立。
未來,隨著印度的自我消耗,其在上合組織中的邊緣化將不可避免,而上合組織卻必將在接連不斷的挑戰與危機中展現出更強的韌性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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