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陳弘】

7月12日至18日，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開啟其第二次訪華之旅。此行是他今年5月勝選連任后的首次訪華，行程覆蓋上海、北京、成都三地。引人注目的是，代表團中包括了力拓、必和必拓、福德士河、麥格理銀行等澳大利亞主要工商界領袖，彰顯了對中澳經貿合作的高度重視。

在行前新聞發布會上，阿爾巴尼斯高調宣稱：“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就意味著澳大利亞的就業機會。”他援引數據指出，澳大利亞出口的四分之一銷往中國，這一數字超過對日本、韓國、美國和印度的出口總和。顯然，他意在向公眾和企業界傳遞明確信息：中國是澳大利亞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不可或缺的關鍵伙伴。這些積極表態無疑充分展現了澳方加強合作，推進雙邊關系的誠意。當然，結合澳方既往的對華政策和近來相關官員的一些涉華言論，外界也不免產生疑問：澳大利亞是否在改善對華關系的同時，依然延續其“雙重戰略”？

回顧近年來的對華政策，澳大利亞一直在中美之間尋求微妙的平衡，即所謂“政治靠美國，經濟靠中國”。在安全與價值觀領域，澳方堅持維系與美國的同盟關系，積極參與美主導的“印太戰略”與AUKUS安全框架；而在經貿層面，面對中國作為最大貿易伙伴的現實，澳方則強調經濟互補性，致力于推進雙邊合作，拓展合作空間。這種雙軌策略被澳方形容為是“基于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但卻必然導致其對華政策呈現出搖擺性：既渴望維系并深化與中國的經濟紐帶，又憂慮靠近中國會引發華盛頓的不滿。

7月12日，阿爾巴尼斯乘機抵達上海。 視覺中國

因此，阿爾巴尼斯政府的對華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呈現出“首鼠兩端，小步前進”的特點：一方面強調合作與經濟互補，推動經貿往來；另一方面則在制度安排與安全政策上保持高度謹慎。

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在阿爾巴尼斯訪華前夕，澳國庫部長查默斯明確表示，澳大利亞不會放松對關鍵基礎設施和涉及國家安全的外國投資審查政策，并重申將推動中資企業嵐橋集團（Landbridge）出售達爾文港租約。這一決定延續了澳多屆政府在對華問題上的“泛安全化”傾向，即便此舉有損契約精神、破壞商業信任基礎，并引發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投資者對澳政策可預期性的質疑。

同時，澳方持續限制中企在高科技、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投資與合作，亦構成了對“互利共贏”原則的現實制約。盡管澳方未公開將經濟合作與政治立場掛鉤，但一系列排斥性姿態與對中資項目的政策凍結，已構成事實上的經貿壁壘與制度性不對稱，影響了中澳關系的長期前景預期。

值得關注的是，阿爾巴尼斯此訪正值中美博弈加劇、臺海局勢持續敏感之時。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科爾比（Elbridge Colby）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直言，特朗普團隊正重新審視AUKUS協議，并敦促澳大利亞與日本明確在臺海沖突中的角色。這一“預設戰時情境”的強硬表態將阿爾巴尼斯置于尷尬境地。面對記者追問，他表示澳大利亞希望維持“臺海現狀”，并強調澳方防務與援助支出的本質在于“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無意卷入任何沖突。

阿爾巴尼斯的回應，實質上釋放了澳大利亞不愿盲目追隨美國對抗中國的信號。尤其在臺灣議題上，澳方保持了“戰略模糊”，并未就AUKUS框架下潛艇使用問題向美方做出具體承諾。據美方官員透露，澳大利亞拒絕向特朗普政府提供關于維吉尼亞級潛艇戰時部署的“具體保證”。對此，阿爾巴尼斯以“問題本身已經回答了問題”回應，顯示出對美方試圖將其拉入潛在沖突的不滿與抗拒。

國防工業部長帕特·康羅伊（Pat Conroy）也明確表示：“澳大利亞不會參與假設性問題。”他強調，是否卷入戰爭或允許本國領土用于軍事沖突，完全由當選政府根據國家主權這一最高原則決定。這一系列表態不僅體現了澳大利亞在戰略層面追求更大獨立自主性，也反映出其處理中美關系時日趨謹慎務實的態度。

這些信號背后，是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現實考量：中國作為最大貿易伙伴對澳經濟至關重要，而美國的盟友身份又使其在戰略議題上左右為難。阿爾巴尼斯政府此行雖高調宣示合作意愿，但在面對特朗普陣營的防務壓力與“對華遏制”傾向時，則選擇在關鍵問題上持模糊和中立立場。這不光是對國家利益的理性維護，也隱含著對以往“經濟綁架安全”或“安全壓制合作”思路的反思與調整。

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 視頻截圖

然而，與此同時，澳方內部在對華政策上也顯現出明顯的撕裂跡象。近日，國庫部長查默斯和外長黃英賢分別在投資審查、戰略定位和聯盟關系上表達了鮮明的對華防范立場。尤其在吉隆坡東盟外長會議上，黃英賢的講話將澳大利亞“表面合作、實際防范”的策略暴露無遺。她未正面批評美國對東盟國家的貿易施壓（如高關稅），反而轉向渲染所謂“中國軍事擴張”的威脅，聲稱中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的例行訓練挑戰“地區力量平衡”，并對中國常規及核力量建設的“速度與透明度”表示所謂擔憂。她同時強調澳美同盟的堅定承諾，稱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對地區穩定“至關重要”。

此番論調更像是服務于美國戰略需求的“外交辭令”，而非真正基于對地區和平的真正關切。針對澳方對中國海軍年初在西太平洋演訓的非議，中方早已明確指出，相關活動屬年度例行訓練，不針對任何國家，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地區慣例。中國始終秉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反對冷戰思維和劃分勢力范圍，不謀求亞洲“主導地位”。相比之下，澳方部分官員一邊在經貿領域大力拓展中國市場，一邊又在安全外交場合指責中國并劃線設限，這種內外有別、對中對美的“雙重話術”，恐將會侵蝕中澳之間的戰略互信。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黃英賢在講話中高調標榜澳大利亞是“值得信賴的伙伴”，并強調其自20世紀80年代起便解除關稅壁壘、向世界開放。然而，面對澳方對中國企業的系統性歧視，這種自我標榜顯得頗為虛偽。國庫部長查默斯雖聲稱投資限制“非針對中國一國”，但也承認該政策將區分“可信投資者”與“戰略競爭者”——中國自然被歸入后者。這種預設性的分類本身即構成差別待遇，違背了開放、透明、互信的國際合作原則。所謂“非針對性”更像是掩飾，實質是對華防范政策的制度化表達。

澳大利亞正面臨關鍵抉擇：是繼續在搖擺不定的權宜之計中打轉，還是真正將中澳關系置于戰略高度，以穩定的合作機制取而代之？中方的立場清晰且一貫：堅定倡導和推進多邊主義與貿易自由化。這不僅是對雙邊關系基本原則的堅守，也是對維護全球貿易秩序穩定的責任擔當。澳方若真心謀求長遠發展，就應摒棄基于冷戰思維的博弈心態，轉向共建平臺、共謀未來的長遠視角。

展望未來，中澳合作的潛力巨大。中國在基礎設施、綠色能源、數字科技等領域展現出強勁發展勢頭，澳大利亞則在資源稟賦、教育科研等方面擁有獨特優勢。雙方若能本著平等互信的精神深化合作，必將收獲豐厚紅利。反之，若繼續在中企投資上人為設障、在貿易領域附加條件，只會迫使中國加速開拓替代市場，而澳大利亞企業則可能面臨“被動脫鉤”的風險。

阿爾巴尼斯此次訪華，應成為中澳關系邁向新階段的重要契機。合作的基礎在于信任，而信任源于一致的政策預期與清晰的戰略承諾。中澳關系的未來，關鍵不在于響亮的口號，而在于切實的行動。

2025年，恰逢中澳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步入新十年，也是《中澳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十周年。這一歷史性節點，標志著兩國關系正從恢復穩定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過去十年，盡管歷經風雨，但憑借雙方的政治智慧與經貿合作的強大韌性，雙邊關系已實現全面穩定，并展現出向更高水平發展的強勁勢頭。

站在新十年的起點，我們期待澳大利亞方面更加珍視雙邊關系來之不易的成果，以更加成熟自信的姿態與中國攜手同行。雙方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超越暫時的分歧與干擾，共同把握時代賦予的機遇。聚焦共同利益，深化務實合作，尤其在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綠色轉型、發展數字經濟等全球性挑戰領域加強協作，不僅能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福祉，更能為建設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亞太地區注入強大動力。

希望阿爾巴尼斯總理訪華取得圓滿成功。期待中澳雙方相向而行，共同開辟互利共贏、行穩致遠的嶄新合作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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