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報道，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于7月12日至18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行程涵蓋上海、北京、成都三地。值得注意的是，此訪是其2022年就任總理后的第二次訪華，也是今年5月連任后的首次外訪，正值中澳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進入第二個十年。

澳大利亞如何在強化與美國安全同盟的同時，保持與中國的經貿關系？澳大利亞曾有“以印度替代中國”的設想，后來面臨哪些挑戰？觀察者網就此與亞太問題研究專家，山東大學教授于鐳展開對話。

7月12日，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抵達中國上海 路透社

“雙院”戰略，英聯邦傳統塑造地緣認知

“澳大利亞深受英帝國影響，形成了其獨特的區域安全觀。”于鐳指出，自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以來，澳大利亞將亞太地區劃分為兩個戰略區域：南太平洋地區被視為其“后院”，而東南亞地區則被視作“前院”。這種“雙院”戰略構想深刻影響了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取向。基于這種地緣政治認知，澳大利亞在聯邦成立后的相當長時期內始終將英國視為亞太地區的霸權國，并將自身定位為亞太地區的次霸權國。

二戰結束后，隨著美國成為全球霸權國家，澳大利亞的定位也發生轉變，認為自己是亞太地區的四大“中等強國”之一。小布什總統任內曾公開表示，美國是亞太地區的“警長”，而澳大利亞是“副警長”，這番言論既體現美國對澳大利亞的重視，也顯示作為“中等強國”的澳大利亞在該地區有自身的戰略考量與安全思維。

正因如此，澳大利亞在戰后堅定奉行“美國是澳大利亞最堅固的軍事盟友”的立場，認為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系是其軍事和外交政策的基石，雙方形成了深度戰略捆綁。

冷戰后期，由于中國反對蘇聯擴張，與美澳在戰略上存在一定共識，因此當時澳大利亞并不存在明顯的“選邊站”問題。

“最大貿易伙伴并非軍事盟友”，澳大利亞的選邊困境

據澳大利亞外交與貿易部（DFAT）發布的官方數據顯示，1997年中國已躋身澳大利亞第三大商品貿易伙伴，僅次于日本和美國。而到了2009年，中國對澳貿易額實現飛躍，首次超過日美，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對象。

進入21世紀，伴隨冷戰結束以及中國經濟的持續崛起，中澳經貿聯系迅速深化。由此，“如何在中美關系中維持平衡”逐漸演變為澳大利亞國內政治的重要議題。時任總理約翰?霍華德曾公開表示，澳大利亞不應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并強調：“澳大利亞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并非完全等同于美國。”

2004年，美國進一步向霍華德政府施壓，要求其明確態度：“一旦中美爆發沖突，澳大利亞是否會站在美國一方對抗中國？”對此，時任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亞歷山大·唐納回應指出，《美澳同盟條約》并不意味著澳方必須自動介入與第三國的戰爭，條約僅在“第三國對美國或澳大利亞領土發動武裝攻擊”時才具約束力。于鐳分析認為，霍華德政府此番回應清晰展現出其戰略上的謹慎，一方面力圖維持對華經貿合作，另一方面又避免挑戰與美國的安全同盟底線。

2009年，澳大利亞首次面臨“最重要貿易伙伴并非法定安全盟友”的現實局面，隨之引發澳大利亞國內關于如何協調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激烈爭論。在這一背景下，霍華德之后的陸克文與吉拉德政府基本延續其“平衡外交”的策略，努力在深化對華經貿關系的同時，穩住與美國的戰略安全紐帶，力求在中美之間維持相對靈活的外交空間。

這種“平衡狀態”大致維持至2016年下半年。彼時，時任總理特恩布爾因達爾文港租賃權由中資企業獲得，公開表示該結果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引發廣泛關注。而繼任的莫里森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立場則更為強硬，先后質疑中國留學生涉及間諜活動、限制中資并購澳企，并推動多項審查措施，從而使中澳關系緊張升級，并導致雙邊貿易摩擦日益加劇。

根據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的數據，2016年中國企業對澳投資達到歷史峰值約165億澳元（約合120億美元）。然而，隨著中澳關系日益緊張，投資額急劇下降。2019年投資降至約25億澳元，2020年進一步下降至約10億澳元，下降幅度分別為47%和61%。

于鐳分析指出，這一經濟沖擊在澳大利亞國內引發廣泛不滿情緒，客觀上為阿爾巴尼斯領導的工黨贏得大選創造了有利條件。新政府上臺后，其外交政策呈現出明顯的“鐘擺回調”特征，一方面通過緩和外交辭令改善與中國的關系緊張，另一方面則繼續深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系，試圖在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

“以印度替代中國”？澳前總理的一廂情愿

正因如此，近年來澳大利亞國內圍繞“是否能夠替代中國市場”展開了激烈辯論。

2021年8月，澳印貿易特使、前總理托尼·阿博特在《澳大利亞人報》撰文指出：“解決與中國所有問題的答案都在印度”，并主張“印度完全可以取代中國”。他認為，與印度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不僅有助于本國經濟發展，更是號召民主國家“擺脫中國依賴”的重要信號。

然而，“從數據角度來看，這一構想并不現實。”于鐳指出， 澳大利亞每年對中國出口的商品總額約為1600億澳元，而根據澳大利亞官方預測，到2035年，澳大利亞對印度的出口總額僅為350億澳元。換言之，即使到2035年，印度市場的容量仍遠無法替代現有的中國市場。

實際上，中國目前已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市場。澳大利亞約33%的出口商品銷往中國，中國也是其最大的貿易伙伴，在澳整體國際貿易中占比高達25%。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還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國，每年帶來約700億澳元的順差收入，在澳外匯結構中占據不可替代的位置。

“由此可見，中國市場對于澳大利亞是不可替代的。這一現實迫使澳方在處理中澳關系時，必須在經濟利益與戰略考量之間進行權衡與協調。”于鐳表示。

“此外，中國始終倡導亞太地區的和平發展，強調地區穩定與共同繁榮。在多邊區域合作中，中國推動‘經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的三化進程。”于鐳認為，這一理念與澳大利亞長期主張高度契合。作為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澳大利亞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尤其重視亞太地區的制度性開放與合作機制。在理念層面，中澳在推進亞太經濟繁榮方面目標高度一致。

不過，于鐳也指出，盡管兩國存在諸多共識，當前一些域外大國的介入使亞太局勢日趨復雜。地區安全形勢的緊張為中澳合作帶來更多挑戰，也增加了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

戰略抉擇與平衡路徑，阿爾巴尼斯的現實考量

據路透社7月11日報道，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在啟程前往北京前表示，澳方將堅定推進AUKUS核潛艇項目，且不會因美國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而動搖，仍將維持與美英的深度防務協作。

AUKUS是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于2021年成立的軍事安全聯盟。核心內容包括幫助澳大利亞獲得核動力潛艇技術，并在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等領域共享先進軍事技術。該聯盟被視為遏制中國在印太地區影響力的重要戰略舉措。

7月14日，澳大利亞聯合美英日在內的19國聯合軍演正在進行中 美聯社

于鐳表示，這一立場延續了前總理莫里森時期的政策導向，后者曾高度評價AUKUS合作，凸顯澳大利亞在安全領域對美國的深度依賴。

另據美聯社7月14日報道，澳大利亞正與美、日、韓、英等18國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及周邊海域舉行“Talisman Sabre”聯合軍演。此次軍演為該系列演習啟動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外界普遍認為此舉意在回應中國在南海與西太平洋地區日益增強的軍事存在。

除防務合作外，澳大利亞在經濟安全領域也日益加強與美西方的協同。2023年，拜登政府發起“關鍵礦產聯盟”，澳大利亞作為礦產資源大國積極參與其中，力圖在這一多邊平臺上發揮關鍵作用。通過強化與美西方國家在關鍵礦產領域的合作，澳方不僅希望鞏固在全球戰略資源供應鏈中的地位，也意在提升本國經濟安全與產業鏈韌性。

“然而，這一戰略布局存在明顯短板。盡管資源儲量豐富，澳方卻在精煉與加工環節嚴重依賴中國。”于鐳指出，目前全球最先進的礦產精煉技術基本上集中于中國。在稀土、鐵礦石等關鍵領域，澳大利亞雖擁有全球領先的資源儲量，卻因缺乏中國主導的高端提純與深度加工技術，難以實現資源價值的完全釋放。

“回顧近年，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美澳關系依舊穩固。美國致力于整合盟友力量，鞏固其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并持續推動遏制中國的戰略布局。然而，特朗普政府奉行激進的‘美國優先’政策，動搖了澳大利亞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

于鐳認為，這種不確定性反而促使澳大利亞政府逐步強化對外戰略的多元性，開始探索更加平衡的外交路徑，積極拓展與中國在區域事務與經貿領域的合作空間。因此，面對中美競爭日益加劇和對雙方結構性依賴的現實掣肘，澳方愈發傾向于維持“模糊選邊”的姿態，以在大國博弈中爭取更大的戰略回旋余地。

在這一背景下，阿爾巴尼斯政府的“鐘擺回調”正是澳大利亞外交戰略靈活調整的體現。一方面鞏固與美國的安全同盟，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對中國作為最大貿易伙伴的現實。未來，澳大利亞如何在復雜多變的國際格局中權衡安全與經濟、價值觀與現實利益，將成為其對外政策持續面臨的核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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