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部署“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檢察學是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最高人民檢察院應勇檢察長指出，中國檢察學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創新發展中國檢察學理論，歸根結底是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構建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

公益訴訟是創新文化的自主知識表達。我國公益訴訟的文化內核體現為“公益司法保護的‘中國方案’”，其獨特性在于融合傳統治理智慧與現代法治精神。在監督主體上，傳統監督文化以“權力監督權力”為主流模式，如御史制度，而公益訴訟在傳統刑事檢察框架上，通過提起行政、民事公益訴訟，構建起以法治手段維護公共利益的監督體系，創新了“法治監督公共利益”的范式轉換，體現了監督效能與法治權威的結合。在監督邏輯上，公益訴訟不同于傳統“糾錯式”事后監督模式，而是構建了“預防性監督+系統性治理”的雙層機制，實現了從個案監督到系統治理的躍升，將監督嵌入治理過程的制度設計，超越了傳統監督的線性思維模式。

在監督價值的文化融合上，通過起訴前檢察建議，推動行政機關主動糾錯，將傳統“防患于未然”的治理邏輯升級為現代法治化的預防性監督機制，實現了教化與法治的融合。通過食品藥品安全、生態環境等領域的案件辦理等，將抽象的“民本”轉化為具體的“公共利益司法保護”，體現了傳統民本思想在法治框架下的制度化表達。通過明確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法定地位，將分散的公眾利益訴求通過司法程序進行集中保護，實現了“集體善治”理念的法治化表達。通過公益訴訟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領域的探索，如碳匯賠償司法實踐，將“天下為公”的傳統理想轉化為參與全球治理的具體實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制度樣本，發出中國檢察好聲音，形成中國公益話語。

在監督體系的協同創新上，通過“刑事+民事+行政”三責同追的立體化監督，構建起跨部門協同治理網絡模式，形成系統集成的監督體系，突破了傳統監督的碎片化困境。

公益訴訟制度創新不僅豐富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路徑，更為全球公共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

公益訴訟源自理論資源的自主知識深挖。公益訴訟理論資源的自主性建構主要來源于以下三大方面：一是強化客觀訴訟理論構建。在法律監督方面，強化彌補行政監管漏洞，防范公權力濫用。積極推動公眾參與，賦予社會力量監督權，促進治理民主化。極力實現預防性功能，通過司法介入阻止違法行為擴大，如禁止破壞生態項目等。在應對公權力上，形成“立法—行政—司法—社會”多元監督網絡。在對私主體利益上，遏制資本與技術的負外部性，如大數據濫用、環境污染等。在對法治文明上，推動訴訟制度從“私權救濟”向“公益守護”演進，回應風險社會中的新型治理需求，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二是社會公共利益代表理論。賦予檢察機關民事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突破“直接利害關系”的傳統訴訟資格限制。三是法律監督理論。從憲法對檢察機關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定位的理論根基看“法律監督者”角色，其具有對公共利益的法律監督職能。在法理邏輯上，公共利益因“公地悲劇”（分散性、非排他性）難以由個體主張，同時也克服“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只掃自己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個人主義。公共利益需要法定主體代表維護公共利益。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作為專職公共利益代表，具有主動調查權、強制執行力（如調取證據、發出檢察建議）等，形成制度化保護體系，有利于維護公共利益。在實踐層面，針對行政機關不作為或違法行使職權，通過檢察建議或訴訟督促履職。對污染環境、食藥違法行為等危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檢察機關直接追責，賠償公共利益損害。

公益訴訟制度的確立源自實踐的自主知識探索。自2015年試點以來，檢察公益訴訟已形成“立法授權—專項治理—類案推動”的實踐路徑。各類公益案件的辦理為公益訴訟的理論提煉和司法經驗積累創造條件。在程序機制上，建立跨區域協作機制，對于跨區域的公共利益保護，如侵害長三角、黃河流域的公共利益，檢察機關積極建立協同辦案機制，破解跨行政區劃治理難題，通過實踐探索，形成成熟的公益訴訟制度建立基礎。

公益訴訟學科源自自主知識的融合建設。學科建設需構建“理論—實踐—教育”協同體系。在理論教學體系化上，已探索建立了《公益訴訟法學》《檢察學》等核心課程，整合客觀訴訟理論與社會治理法學，更加完善實現理論自洽。在實踐培養場景化方面，各地依托“兩高”發布的指導性案例，開展模擬法庭、檢察建議書寫作等實訓項目，不斷提升檢察公益訴訟的實戰能力。

在研究范式上，宜采取多元化模式，倡導“比較研究+實證分析”，如通過中外公益訴訟比較，提煉中國制度的協同治理優勢，提升檢察公益訴訟國際話語權。在學科發展上，鑒于公益訴訟的共性，其學科交叉性要求尤為突出，理論與實踐均要求具有多學科知識背景，如環境科學知識助力生態環境損害評估，區塊鏈技術應用于電子證據固定，人工智能輔助線索篩查等，不斷解決困境，促進公益訴訟發展。

公益訴訟基本范疇的自主知識框定。基本范疇的厘清是學科成熟的關鍵，公益訴訟的基本范疇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即公益訴訟主體、公益訴訟客體與公益訴訟程序。在公益訴訟主體范疇上，已清楚認識檢察機關的“公益訴訟人”身份兼具法律監督者與公益代表者雙重屬性，區別于普通原告主體。在公益訴訟保護客體范疇上，從理論與實踐中總結提煉觀點和總結經驗，宜采用“類型化+動態擴展”標準，將傳統生態環境、食藥安全與新興的個人信息、文化遺產等納入保護范圍，提升公共利益的廣度和力度，讓人民獲得更多實惠。

在程序范疇上，應構建“起訴前磋商—訴訟銜接—執行監督”全鏈條機制。通過協商、檢察建議等非訴訟手段，在進入司法程序前督促相關責任主體主動糾錯。通過磋商明確行政機關法定職責與企業主體責任，做到權責明晰。做好訴訟銜接，實現法治剛性的程序保障。當起訴前程序無法實現公益保護目的時，通過訴訟程序將監督壓力轉化為司法強制力，確保“監督不留空檔、問責不缺位”。證據轉化，防止責任推卸，起訴前階段收集的監測數據、整改回復等材料按照相關規定直接轉化為訴訟證據。在程序銜接上，做好期限銜接和主體銜接，通過“磋商—訴訟”階梯式施壓，不斷提升訴訟效率。指向問責兜底，對拒不執行判決的主體，檢察機關可建議法院強制執行或追究拒不執行判決罪責任。

公益訴訟研究范式的自主知識轉換與創新。公益訴訟研究范式正在實現方法論上的轉換與創新。一是方法論轉型，從注釋法學轉向了“田野調查+大數據分析”，如通過裁判文書庫挖掘案件地域分布規律，以找準檢察公益訴訟的對象，實現更大范圍保護公共利益。二是視角轉換，在目標導向上由“個體救濟”轉向“公益修復”，克服傳統僅關注受損個體補償之不足，聚焦到公共利益的系統性修復。在場域拓展的轉化上，實現從“司法中心”到“社會治理”的轉化，將公益訴訟嵌入社會治理網絡。在方法論融合上，從“單一學科”向“跨學科協同”轉化，引入經濟學、社會學、環境科學等工具，構建復合分析模型。在研究范式的轉化上，從“制度注釋”到“實證批判”，通過實證研究揭示制度運行的真實邏輯與困境。在時間維度的轉化上，從“事后追責”到“風險預防”，探索公益訴訟在風險預防中的功能。三是在理論創新方面，不斷發展“協同治理范式”，強調檢察機關與行政機關、社會組織的功能互補，實現整改率與訴訟威懾力的平衡。同時，大力關注新興領域研究，為檢察公益訴訟提供理論支持和技術賦能，如人工智能算法的公益屬性界定、個人信息保護的集體訴訟銜接等。

公益訴訟是自主知識創意的時代表達。當前公益訴訟制度建設已進入“技術賦能期”。公益訴訟實踐中充分利用現代科技，實現檢察公益訴訟治理數字化，不斷提升公益訴訟效能，充分保護公共利益。如采用區塊鏈技術固定證據鏈，利用GIS系統輔助生態環境損害可視化評估等推動公益保護從“人力密集型”轉向“智慧集約型”。

建立檢察公益訴訟自主知識體系，既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必然要求，也為全球公益保護貢獻了新范式。隨著公益訴訟活動不斷豐富，理論研究不斷深入和專門立法的快速推進，實現了從“實踐先行”到“理論自覺”的跨越，公益訴訟已成為一門自主的法學研究分支學科，成為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下“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鮮活樣本，為中國法治建設發出好聲音，形成好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