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7月19日,敘利亞政權發表聲明宣布在蘇韋達立即全面停火,并呼吁所有各方立即遵守停火協議。但沖突仍在繼續。據總部位于英國倫敦的“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SOHR)20日發布的消息稱,貝都因部落武裝與德魯茲社區武裝當天在大馬士革-蘇韋達公路沿線爆發激烈沖突。而以色列戰機和無人機也在20日晚對蘇韋達省西部鄉村發動了一系列空襲。
當地時間2025年7月19日,敘利亞蘇韋達硝煙彌漫。視覺中國 圖
自7月13日起,敘利亞南部蘇韋達省爆發激烈武裝沖突,截至20日,沖突造成死亡人數累計超過1100人。從當地德魯茲社區與貝都因部落人員的教派之爭,到敘政權安全部隊進入蘇韋達,再到以色列國防軍對蘇韋達、黎巴嫩甚至敘首都大馬士革發起空襲,各方勢力介入,沖突烈度和地區安全威脅雙雙升級。
盡管沖突導火索是一起族群與教派沖突事件,但更深層的問題仍在于長期累積的地緣博弈與矛盾。一方面,敘利亞雖在去年底完成政權更迭,但引發內戰的根源仍在作祟,國家整合依舊困難。另一方面,以色列對戈蘭高地和敘南部三省的系列行動加劇了形勢復雜。同時以政府內部生變,以總理內塔尼亞胡是否繼續對外行動緩解內部壓力,同樣是影響地區局勢的變數。
一觸即發的教派宿怨
單從時間線來看,此次敘南部蘇韋達省突發武裝沖突的直接原因很明顯:7月11日,一名德魯茲青年蔬菜商販在蘇韋達通往大馬士革的高速公路上遭到貝都因部落人員的“襲擊和搶劫”,并限制其人身自由、侮辱他的宗教信仰、發出死亡威脅;當他重獲自由時,是被蒙住雙眼送到一個偏遠小鎮,且身體狀況糟糕……
由此,當地的德魯茲社區和貝都因部落人員開始了冤冤相報式的相互綁架和扣留人員,并迅速升級為公開武裝沖突。7月13日,貝都因部落武裝人員在蘇韋達省東部穆卡瓦斯地區設立關卡,逮捕部分德魯茲社區武裝人員,暴力沖突由此點燃。隨后沖突向該省西部和北部地區蔓延。同時武裝人員切斷了蘇韋達到大馬士革的高速公路交通,還在多地與敘政權安全部隊發生沖突。
7月14日,敘政權內政部門與國防部門協同,正式派出安全部隊,試圖以軍事介入控制局面,反而激起了當地武裝特別是德魯茲社區武裝人員的警惕和反抗,傷亡持續擴大。同日以色列開始軍事干預,空襲蘇韋達省的敘政權軍事設施。盡管7月15日敘國防部門與蘇韋達省地方代表達成停火協議,但暴力和交火仍在繼續。
7月16日,以軍更是將緊張局勢拉到本輪沖突的最高程度:空襲炮火對準敘首都大馬士革,襲擊敘“總統府”附近地區和“總參謀部”大樓,以致敘利亞電視臺(Syria TV,位于“總參謀部”街對面)直播節目的主播在眾目睽睽之下逃離演播室。敘政府軍開始從蘇韋達撤出后,據傳7月17日以軍仍空襲了敘西部城市杰卜萊的敘軍107旅駐地……
敘利亞電視臺女主播在聽到“總參謀部”遇襲的爆炸聲后逃離演播室,圖源:CNN/Syria TV
據“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SOHR)20日公布的數據,沖突爆發八天來,累計死亡人數已達1120人,194人被非法處決,約11萬居民流離失所。要理解教派沖突為何能引發敘利亞國內不小的動蕩,乃至令中東地區再度緊張,就要了解該國南部地區錯綜復雜的族群、教派關系,特別是德魯茲社區與其他群體的恩怨。
在伊斯蘭教遜尼派穆斯林占全國人口絕對多數(約68%)的敘利亞,德魯茲人是極為特殊的存在,甚至被視為“異類”。盡管同說阿拉伯語,但德魯茲教派的信仰——源自伊斯蘭教什葉派分支的伊斯瑪儀派——受基督教影響較大,其信徒往往不被視為穆斯林。目前全球德魯茲人總數約80萬到100萬,其中超過半數(約60萬到70萬人)居住在敘利亞,集中在大馬士革以東和以南的山村地區,占敘總人口3%。
蘇韋達省九成民眾為德魯茲人,是敘利亞唯一一個德魯茲人為主體的省份。這種“全國少數”、“地方多數”、“異教徒”的處境,決定了長期以來該群體在敘政壇的微妙、敏感地位。當地的德魯茲社區歷史上就與周邊的貝都因部落(信仰遜尼派)圍繞教派、土地、資源之爭摩擦不斷,時而出現暴力交鋒。
阿薩德家族統治敘利亞時期,其政權維系依賴同樣源自伊斯蘭教什葉派的阿拉維派,對多數遜尼派穆斯林進行壓制,賦予少數群體(包括德魯茲社區)更多權力。此前14年的敘利亞內戰期間,德魯茲人發展當地武裝,以抵御視自己為“異教徒”的遜尼派群體攻擊。
去年12月敘利亞政治劇變,遜尼派主導大馬士革新政權,敘南部地區局勢動蕩、教派沖突和流血事件頻發。盡管德魯茲社區各派對新政權態度不盡相同(有的謹慎接觸、有的直接排斥),但大都反對敘安全部隊進駐蘇韋達省,不愿被整合進政府軍。隨著此次敘安全部隊進場,德魯茲人視其為貝都因部落的“幫兇”,教派之爭與當地控制權之爭交織,即便沒有以色列介入,沖突也難免升級。
德魯茲人背后的敘以博弈
以色列介入蘇韋達省乃至敘南部地區沖突,既與其長期地緣戰略的邏輯一脈相承,也契合了內塔尼亞胡政府的現實需求。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的數據,大約15.2萬德魯茲人生活在以色列及其占領的戈蘭高地。在以德魯茲人普遍忠于以色列,并在以軍服役。由此以色列與敘利亞德魯茲社區有著深厚歷史和文化聯系,并且通過戈蘭高地與敘南部地區在地緣上接近。
在蘇韋達省發生暴力沖突的第二天,以色列就開始了其軍事干預行動,其正當性理由就是“明確警告敘利亞政權——我們不會允許敘利亞的德魯茲人遭受傷害”(以國防部長卡茨原話)。內塔尼亞胡也發表視頻講話,稱以軍是在“拯救我們的德魯茲兄弟,消滅(敘)政權的犯罪團伙”。同時戈蘭高地的數十名以色列德魯茲居民自發進入敘實控領土,以“拯救同胞”,為此內塔尼亞胡還呼吁他們不要冒險、盡快返回。
敘以兩國德魯茲人的“手足之情”固然是以方干涉的理由,但并不是主要理由。自1967年通過第三次中東戰爭占領戈蘭高地后,以色列就瞄準其周邊地帶(包括敘南部地區),致力于擴大自己的“保護圈”。去年敘政局劇變,以色列更以“自衛”為由,趁機占領戈蘭高地緩沖區(根據1974年敘以脫離接觸協議設立,聯合國脫離接觸觀察員部隊在此駐扎)及毗鄰地區,同時利用德魯茲人在蘇韋達省占多數的現狀,要求在敘南部建立所謂“防御區”。
因此在蘇韋達省沖突爆發、蔓延后,以政府重申敘南部地區“非軍事化”的訴求,堅決反對敘政權軍事力量的存在。結合去年12月以來以色列對敘利亞的數百次針對性空襲,實際上以政府對更迭后的敘政權仍存在高度不信任,始終視之為對以國家安全的威脅,不希望與以色列北部接壤的敘南部地區存在遜尼派穆斯林武裝,還想竭力阻止敘政權完成國家整合、重建軍事力量。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分析,以色列標榜的“敘利亞德魯茲人保護者”無法構成其針對整個敘利亞南部戰略目標的充分理由,因為在敘南部三省中,除了蘇韋達省外,德拉省和庫奈特拉省都是以遜尼派阿拉伯人為主體。
相比之下,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從蘇韋達省打開缺口:一旦幫助德魯茲人在該省實現“自治”,那么敘西部沿海地區的阿拉維派、北部庫爾德人聚居區、北阿勒頗和拉塔基亞省的土庫曼人、中部地區伊斯瑪儀派都可能紛紛效仿、提出類似訴求,從而使敘利亞在“散裝”的狀態中持續內耗,保障以色列絕對安全。
另一方面,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國際安全學者羅布·蓋斯特·平福德指出,以軍對大馬士革的空襲雖然指向敘“總參謀部”,但真正打擊的是戶外空地,而非以摧毀建筑、造成嚴重傷亡為目的,是一種“表演性升級”局勢。除了警告、威懾敘政權,此舉背后可能離不開內塔尼亞胡另一個一以貫之的邏輯:轉移內部矛盾注意力。
6月3日,針對內塔尼亞胡三項刑事起訴(受賄罪、欺詐罪、背信罪)的審判工作終于開始交叉詢問,而這場已經耗時五年的案子是否會導致他陷入牢獄之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政治前途,特別是總理生涯的前景。敘南部沖突爆發的同時,以聯合政府內部再生變數,對內塔尼亞胡的執政構成現實威脅。
由于不滿內塔尼亞胡未能兌現承諾、立法豁免極端正統派猶太教神學院學生服兵役,以極右翼宗教政黨圣經猶太教聯盟黨(UTJ)于7月15日宣布退出聯合政府,帶走7個議席,使得執政聯盟在議會120席中僅剩下勉強過半的61席。執政聯盟另一個極端正統派猶太教政黨沙斯黨(擁有11個議席)在第二天跟進,宣布該黨的內閣部長集體辭職,但暫不離開執政聯盟。
從常理來看,通過對外戰爭暫緩國內矛盾,拉住執政聯盟的極右翼勢力,穩住搖搖欲墜的政府,保住“戰時總理”的位置,是內塔尼亞胡為數不多的“路徑依賴”。然而當前形勢下此舉未必能收到以往的效果,反而令內塔尼亞胡陷入兩難:多線作戰意味著征兵壓力的增加,部分宗教人士卻仍享受兵役豁免的“特權”,令接連奔赴前線的普通家庭民眾不滿,政府與民眾、政府內部的矛盾不減反增。
內戰根源未弭,地區不安難平
盡管兩度達成停火協議,敘政府軍從蘇韋達省撤出,但戰火沒有停息,傷亡愈發慘重。正是在敘政權武裝力量離開后,德魯茲社區和貝都因部落即刻在多地重新彼此攻擊,以色列繼續空襲敘南部地區。除了聯合國、阿盟、歐盟等國際和地區組織堅決反對沖突、要求維護敘利亞主權外,連美國也少見地公開反對以色列的空襲行動。
中東地區“火藥桶”的爆發與暫歇,雖然深受域外大國的影響,但具體的走向也很難以域外大國的意志為轉移。本次敘南部地區沖突也不例外,盡管美國宣稱開啟了與以敘兩國的緊急磋商,但能否消弭沖突、恢復和平,歸根結底取決于地區當事方,即敘內部各派和以色列的態度與行為。
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敘政權、德魯茲社區、貝都因部落之間深刻的矛盾與互信缺失。例如在停火協議達成后,一位貝都因武裝組織的指揮官對英國路透社稱該協議只對敘政府軍有約束力,不能約束他的武裝人員。16日敘內政部門宣布達成新的停火協議,蘇韋達省全面并入敘利亞政權管理,但當地影響力極大的德魯茲教派領導人謝赫·希克馬特·希吉里否認協議的合法性,說對方“自稱是政府的武裝團伙”,強調德魯茲人應繼續戰斗,直至“解放”整個蘇韋達省。
考慮到蘇韋達省很多居民仍對敘政權心存懷疑,堅決反對敘政府軍進駐,這種民意基礎和忠于希吉里的德魯茲武裝人員極有可能繼續活躍,意味著敘政權對蘇韋達省的整合仍然只是形式上的。今年3月29日,敘過渡政府成立時宣稱多元包容、納入少數宗教群體人士,但23名內閣部長中只有1名德魯茲人(農業和土地改革部長阿姆賈德·巴德爾),也從側面表明德魯茲人對新政權的參與程度十分有限。
從敘以兩國沖突的角度看,安全隱患仍持續存在,只是短期內雙方升級沖突、提高烈度的可能性不高。對敘利亞來說,在國家整合尚是重大難題的情況下,有限的軍事能力決定了其難以進行大規模、高強度反擊,同時敘政權正在全力爭取與美國、歐盟改善關系,從而解除國際制裁,而改善對以關系、不引發全面沖突自然是換取西方支持敘政權的一個條件。
站在內塔尼亞胡和以政府的角度,外有美國的反對與施壓,多線作戰還可能引發國內在征兵等問題上的額外壓力與矛盾,那么保證國家“絕對安全”到底是依靠以軍的持續炮火輸出,還是依靠敘政權對南部地區局勢的控制,就是以方不得不慎重考慮的問題。
當然,敘以兩國的結構性矛盾(彼此沖突的安全觀、戈蘭高地主權歸屬)從未真正消弭,敘內部各族群、教派缺乏根本互信的現實沒有改變,這就意味著任何意外事件都極有可能引發類似規模的暴力沖突。從這個意義上說,敘利亞內戰的根源并未消失,而中東地區心臟地帶的不安因素很難平息。
(胡毓堃,國際政治專欄作家、中國翻譯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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