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爾可 孟儉紅

抗戰勝利既是武器、人力、物力較量的結果，更是科學思想指導的結果。自日本侵華以來，尤其是盧溝橋事變后，毛澤東以其深邃的戰略眼光，在深入分析中日兩國自身情況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與現實背景，提出了一整套契合中國抗戰實際的思想理論，為中華民族的抗戰指明了方向，統御了抗戰的總體進程，造成了取得抗戰勝利的巨大思想優勢。

抗戰時期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主要包括軍事戰略思想、政治戰略思想與文化戰略思想。在軍事戰略思想方面，人民戰爭思想、持久戰思想、游擊戰思想是三大支柱，為我實現以弱勝強奠定了基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和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則是指導抗戰勝利的主要的政治戰略思想和文化戰略思想。毛澤東發展經濟的思想站位于抗戰勝利與人民生活改善，這種全局的思維也使其具有了戰略的意義。從作用影響出發，本文著重對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戰略思想、持久戰戰略思想、游擊戰戰略思想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做以介紹。

人民戰爭戰略思想

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戰略思想萌芽于大革命時期，成熟于抗日戰爭時期，在毛澤東軍事思想中處于基礎和核心地位，規定和影響著其他戰略思想。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因我國抗日武裝力量嚴重不足，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要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就必須“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使抗戰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

抗戰時期毛澤東人民戰爭戰略思想主要有三層觀點：

第一，“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全民族抗戰爆發不久，毛澤東就指出：“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47頁）1938年又在《論持久戰》中強調：“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80、511頁）這樣的主張也是對國民黨政府片面抗戰路線的批評。由于不敢發動民眾實行全民族抗戰，不到一年零三個月時間，國民黨政府接連喪失華北、華中、華南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此，毛澤東1937年10月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就已指出“就是因為還不是群眾戰”。中國共產黨則廣泛深入地發動組織群眾，壯大人民力量，開展人民戰爭，使敵后戰場不斷開辟，逐漸成為對日作戰的主要力量。1942年年終時，60%的日軍和95%的偽軍被用來對付中共軍隊。到1944年3月，敵后戰場抗擊的敵偽軍總數已達84%，而正面戰場抗擊敵偽僅16%，不足六分之一。（《葉劍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5頁）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圖為民兵在冬閑時抓緊訓練，準備隨時配合八路軍作戰。

第二，人民群眾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力量。即戰爭勝負雖然是由敵對雙方政治、經濟、軍事、自然地理和主觀指導能力等諸因素決定的，但這種決定作用歸根結底要通過人民群眾來體現。從政治因素看，戰爭的性質要通過人民群眾對戰爭的態度來體現，人心向背的長期作用起著決定性作用。從經濟因素看，經濟是戰爭的物質基礎，但經濟條件、物質基礎是靠廣大人民群眾去生產、創造并運往前線的。抗戰中期各解放區開展的大生產運動，就支撐中共及其軍民渡過了最艱難的時刻，取得了最后勝利。從軍事因素看，人民群眾與軍隊緊密結合，會形成戰勝敵人的整體優勢，就可以彌補武器裝備等缺陷條件。從自然地理因素看，人民群眾最熟悉戰區自然地理環境，他們站在哪方，直接影響該方戰力的發揮，進而影響到戰爭勝負。地道戰、地雷戰，雁翎隊、鐵道游擊隊等，就是不同自然條件下人民群眾的不同戰法。由于人民群眾在影響戰爭的諸多因素中都處于主體地位，因此，他們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力量。

第三，人民戰爭是克敵制勝的法寶。即人民戰爭能充分發揮革命戰爭的政治優勢，能在軍事上形成整體力量優勢，從而造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彌補武器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克服戰爭一切困難的前提條件。毛澤東曾用生動的語言表述過這種觀點：“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9頁）在抗日形勢最嚴峻的時期，華北前線一戶人家掛上了這樣的對聯：“萬眾一心保障國家獨立，百折不撓爭取民族解放”，橫批是“抗戰到底”。北京密云縣的鄧玉芬把丈夫和5個孩子送上前線，全部戰死沙場，忠實踐行了毛澤東“站在抗日的最前線，為保衛祖國流最后一滴血”的號召。這就是英勇無畏的中華兒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的怒吼，是人民戰爭磅礴洶涌的力量，也是中華民族抗戰必勝的誓言。

可以說，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戰略思想是以武裝斗爭為主，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等多個方面因素和多種作戰形式的整體戰略思想。在具體落實時，毛澤東又有許多新的創造：在戰爭動員形式上，進行廣泛的整體動員，包括政治動員、經濟動員、文化動員等等，形成整體洪流；在戰爭力量運用上，提出“三結合”的組織形式，即八路軍、新四軍與游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與非武裝群眾相結合，形成整體威力；在斗爭形式上，把武裝斗爭同各條戰線、各種形式的斗爭直接間接地配合起來，形成整體合力。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引下，我們很快匯聚起了打敗日寇的磅礴力量。

持久戰戰略思想

盧溝橋事變后不到一年，日軍就侵占中國大量城市和國土，中國國內對抗戰前途出現嚴重擔憂和迷茫。同時由于臺兒莊等局部戰役戰斗勝利，一些人又盲目樂觀，認為通過短時間決戰能迅速打敗日軍。一時間“亡國論”與“速勝論”甚囂塵上，嚴重干擾中國人民的思想和全民抗戰的意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總結抗戰一年來的經驗，為全國人民指明抗戰前景，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的歷史責任。

此時，“抗日戰爭將會是持久戰”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識。但如何進行持久戰，兩黨主張明顯不同。朝野各方對持久到底要多久估計嚴重不足，許多論述認為日本撐不過一年半，就會引起經濟崩潰、社會動蕩、國際干預。然而抗戰進行了快一年，中國仍節節敗退，而日本不僅軍事上越來越強，經濟和國內社會情況也沒有崩盤的跡象，于是不少人懷疑，中日兩國究竟哪一方經受不住持久戰。

◆毛澤東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后的勝利一定是中國的。

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1938年5月，他用七個晝夜寫出了《論持久戰》，以期回答“戰爭的過程究竟會要怎么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但是為什么會有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39頁）這些國內外人士都關注的重大問題。1938年7月，《論持久戰》出版單行本，毛澤東的親筆題詞“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的”隨單行本印發各地。

在此之前，國共兩黨宣傳、闡述持久戰的文章已有很多，但都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對中國抗戰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論述得最生動具體又詳盡系統的著作，是對此前各種持久戰思想的豐富、深化和集大成，其主要觀點和偉大之處在于：

毛澤東批駁了“亡國論”與“速勝論”的錯誤觀點，正確預見了抗戰的前途。他先是自問自答：“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觀點鮮明，毫不含糊。在全書結尾處，他更加簡明地作出結論：“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在全書中間，毛澤東又從各個不同方面闡明以上觀點。當時，無論黨內黨外、中國人外國人，不少人對這個結論半信半疑。但是，毛澤東的預見得到了證實——中日之間六年局部戰爭、八年全面戰爭，中國取得了最后勝利；中國沒有速勝，全民族苦苦撐持八年多，付出巨大犧牲才贏得勝利。

毛澤東科學預見了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明確提出，通過三個階段，在雙方的力量對比上，中國必將由劣勢到平衡再到優勢。其中，戰略相持階段的時間將相當長，遇到的困難也將最多，然而它是整個戰爭轉變的樞紐。在這個階段中，我們的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這個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但是游擊戰爭能夠勝利。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于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于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毛澤東的這一分析和預見，后來一步一步地全部被證實。

毛澤東還正確預見了戰爭中的國內外情況。首先是戰爭的規模，“這個戰爭，在東方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將是偉大的”。從戰爭時間、卷入人口、傷亡人口、斃傷俘降軍隊人員、戰爭損失等規模來看，中國抗日戰爭確實是空前偉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主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貢獻巨大。毛澤東預見日本將會勸降，但中國不會投降。果然，不到半年汪精衛就派代表與日方談判，不久公開投敵。毛澤東還預見戰爭“一定能把舊日本化為新日本，把舊中國化為新中國，中日兩國的人和物都將在這次戰爭中和戰爭后獲得改造”。（《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57頁）果然，經過抗日戰爭，中共力量和威望大大提升，又經過解放戰爭，最終建立了新中國。戰后日本也得到了改造，軍國主義、軍人政治集團受到根本抑制。毛澤東的其他預見也在戰爭中和戰后得到了驗證。

◆1938年刊印的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書局部。

《論持久戰》只有5萬多字，不僅指明了戰爭形態和進程、戰略方針和戰爭結果，而且涉及軍事與政治、戰爭與人民、中國與外國諸方面的戰略論斷，從而使持久戰戰略具有了操作性和說服力，標志著持久戰從粗糙的戰略構想成為抗日戰爭的指導理論。而且，那么多預見和判斷經受住了抗戰檢驗，使得《論持久戰》不僅具有先進性、正義性，而且具有科學性、準確性。

《論持久戰》發表后，在抗日根據地產生了巨大反響。王震說：“我們這些在抗日戰場上直接參加戰斗的人，在戰斗的間隙，土炕油燈，如饑似渴，欣然閱讀，備受鼓舞。完全可以說，一部光輝的《論持久戰》，鼓舞和指引我們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王震：《學習〈論持久戰〉哲學筆記序言》，《人民日報》1990年6月23日第2版）很多前線的八路軍、新四軍將士及后方的地下工作者，正是通過傳閱《論持久戰》，了解了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方向。

持久戰思想不僅武裝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也影響了國民黨軍官。傅作義、衛立煌等人對《論持久戰》很感興趣，不僅自己讀，還讓其部下閱讀。據程思遠回憶，白崇禧十分贊賞《論持久戰》，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將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歸納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述，蔣也十分贊成，同意以此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論持久戰》在西方世界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國際社會普遍給予很高評價，一位外國記者評論說：“不管他們對于共產黨的看法怎樣，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的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并且無誤地描繪了未來的一般輪廓。”（《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頁）

作為對手，日本也相當重視《論持久戰》，尤其重視毛澤東對持久戰三個階段的論斷。日方在翻譯時，有的有意修改《論持久戰》對戰局的預測，以免打擊日本民眾的信心；有的改譯日軍不利狀況的詞匯，甚至矯譯原文，鼓吹日本必然能夠實現其戰略意圖；有的對批判日本侵華戰爭非正義性及日本戰爭劣勢、不利因素的內容不做翻譯。隨著敗勢顯現，日本政府日益重視《論持久戰》的前瞻性和預言性，才全文翻譯以供軍政界參考利用。

可以說，《論持久戰》集中論述的持久制勝戰略思想，如黃鐘大呂，蕩除了籠罩在中國大地上的團團疑云；如旭日東升，照亮了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它是世界軍事思想庫的瑰寶，是全人類寶貴的軍事財富。

游擊戰戰略思想

游擊戰是相對于運動戰、陣地戰而言的一種武裝斗爭形式，在中外都有悠久的歷史。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軍把游擊戰運用得很嫻熟，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方針”。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戰爭性質和作戰對象發生了顯著變化，面對軍事上占優勢地位的日本侵略軍，原來那種運動戰和陣地戰已不可取，必須適時轉變軍事戰略。

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確定我軍對日作戰采取“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實行由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的軍事戰略轉變。但是，黨內不少人輕視游擊戰的作用，認為這不能對付強大的日軍，還是應以運動戰為主。還有人主張部隊開赴前線后應先集中兵力打幾個大仗，打擊日軍囂張氣焰，擴大我軍影響。毛澤東非常擔心一些同志蠻干，和日軍打陣地戰、運動戰，把我軍很快消耗掉，不停給前線將領發電報進行溝通說明，還相繼發表一系列文章，論述游擊戰的重要作用，說“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9頁）

抗戰初期，處于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隊也組織力量抵抗了日軍，但屢遭失敗，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繼淪陷。綜合當時的抗戰形勢與紅軍的力量裝備，開展游擊戰爭無疑是實現對日持久作戰、扭轉敵強我弱局勢的最佳形式。

為提高黨內外對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地位的認識，毛澤東結合抗戰10個月來的經驗，于1938年5月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文章從戰略高度全面系統論述了游擊戰爭在抗戰全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抗日游擊戰爭中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與正規戰爭相配合、建立根據地、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向運動戰發展、正確的指揮關系等六個具體戰略問題，為指導抗戰勝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文章中，毛澤東辯證地分析了中日兩國的國情、特點以及敵強我弱的基本態勢，指出：中國是一個大而弱的進步國家，日本是一個小而強的野蠻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敵人占地甚廣和戰爭的長期性發生了。由于日本國小兵少，必然在其占領區中有許多空虛的地方，因此游擊戰爭就主要地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即在敵后單獨作戰，在戰略上配合友軍的正規戰。并且由于人民軍隊和廣大群眾的廣泛參加，因而游擊戰爭就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毛澤東斷言，“戰爭的長期性，隨之也是殘酷性，規定了游擊戰爭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于是根據地的問題、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等等也發生了。于是中國抗日的游擊戰爭，就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05頁）這里，毛澤東明確了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批駁了輕視和反對游擊戰爭的錯誤思想，也回擊了國民黨對我們“游而不擊”的誣蔑，把人們的認識提到一個新高度。

◆廣泛開展三五成群、神出鬼沒的麻雀戰打擊敵人。

其實不僅僅在中國，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法西斯侵略的國家普遍存在游擊戰。但我國的抗日游擊戰爭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堪稱世界之最。一是持續時間最長，堅持了8年。二是規模最宏大、空間最廣闊。二戰期間歐洲各國總計有300萬人直接參加游擊武裝，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武裝則有上百萬人，還有200多萬民兵，建立了19塊抗日根據地，控制了近1億人口和1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地域。三是水平最高、能量最大、戰略作用最突出。裝備低劣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億萬民眾，在充滿創意的游擊戰理論指導下，創造出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等豐富多彩的“草根戰法”，以“敵進我進”的超常膽略逆勢而上，如水銀瀉地般滲入日軍所占地區，演繹出“村自為戰、人自為戰、無處不戰、無時不戰”的恢弘場景，打出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敵后戰場。這樣恢弘的景象，與毛澤東把游擊戰由戰術地位上升到戰略地位，并毫不動搖地堅持下去有直接關系。

大規模游擊戰爭的展開，不僅改變了雙方交戰的基本格局，迫使日軍陷入同時應付兩個戰場的困境，而且極大改變了雙方作戰的“游戲規則”，使半數以上的日軍不得不放棄擅長的大兵團作戰方式，被迫以高度分散的配置來對付陌生的游擊戰爭。如此一來，中日戰爭就脫離了日軍追求的速戰方向，進入了毛澤東設定的持久戰軌道。全民族抗戰期間，中共領導的游擊戰爭獨當一面，抗擊了半數以上的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撐起了抗日戰爭的半壁江山，其局面之大、能量之巨、戰略作用之顯赫，遠遠超出了日軍想象，各國的游擊戰也無有出其右者，堪稱人類戰爭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觀。日軍大本營參謀山崎重三郎1965年撰文說，世界上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游擊戰爭，但只有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進行的游擊戰，堪稱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他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最終打敗了日本人。

鑒于持久戰、游擊戰的巨大威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毛澤東抗日持久戰和游擊戰的理論被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許多亞非拉弱小國家和民族廣為運用，產生了深遠的國際影響。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奪取抗戰勝利的重要法寶。毛澤東曾對即將開赴華北前線的陜北公學學生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戰略的，又是策略的。從規定革命力量的相當布置計劃，決定無產階級的主要打擊方向這一點來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戰略的，它規定戰略任務，調動同盟軍。”（《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頁）可見，在毛澤東眼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策劃如何抗日的戰略基石，更是確保抗戰勝利的關鍵政治戰略。

自大革命起我們就有統一戰線的實踐，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教訓。毛澤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有何新發展新特點，對抗戰勝利起了什么作用呢？

◆在錯綜復雜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正確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策略和方針。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中國人民以血肉之軀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的鋼鐵長城。圖為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會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負責人李公樸。

一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廣泛性。在統一戰線中除了工人、農民，還包括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并爭取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待不同的階級我們采取不同的辦法，靈活使用各種策略，促使他們加入抗日聯合陣線。根據這一思想，首先推動國民黨轉向抗戰，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對于蔣介石，則經歷了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的轉變。其次，爭取中間力量和地方實力派支持抗戰，比如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此外，毛澤東還積極聯絡鄒韜奮、沈鈞儒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呼吁他們“為抗日救國而大家聯合起來，為抗日救國而共赴國難”。再次，依靠工農實現抗日力量大聯合。中共和毛澤東制定了一系列爭取農民民主權利與改善農民生活的具體措施，最大限度地動員農民以各種形式參與抗戰，使之成為最得力的革命同盟軍。

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斗爭性。毛澤東深知，全民族抗戰充滿了矛盾沖突，即便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那些企圖破壞的反革命勢力和敵對因素并不會自動消失，必須與之進行堅決的斗爭，來維護統一戰線的穩定。為此，毛澤東總結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口號。由于民族資產階級“既革命又妥協”的兩面性，毛澤東主張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對他們要“又聯合又斗爭”。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則給予有力反擊和遏制，以打促和，以斗爭求團結。斗爭時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以斗爭“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推動時局向有利于抗戰的方向發展。中共的主張和應對摩擦進行的反擊，特別是皖南事變后的反擊，贏得了國內外人民的廣泛同情和輿論的普遍支持，迫使國民黨頑固派暫時放棄其反共方針，回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陣營。

三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性。即堅持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并捍衛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毛澤東指出，建立和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定要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兩種錯誤傾向，他更是反對王明在抗戰初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妥協主張，說不能因國共合作而抹殺共產黨的獨立性及必要權利。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對于統一戰線的領導首先是政治領導，“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62頁）毛澤東主張，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靈活運用獨立自主原則，不管情形怎樣，一定不要破壞統一戰線，但也絕對不能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并把它概括為“先奏后斬、先斬后奏、斬而不奏、不斬不奏”等幾種情形，體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

四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國際性。1936年7月，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因此，上述國家“能夠組成一個反侵略、反戰、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91頁）在1939年1月《論持久戰》英譯本序言中，毛澤東又指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我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利益，也為了世界利益”。（《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45、146頁）同時，他還接見多位外國記者，接受南洋華僑慰問團等的訪問，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戰績，擴大國際影響力。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毛澤東迅速起草《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一文，指出：“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斗爭。”（《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06頁）可以看出，毛澤東一直致力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抗日統一戰線，詮釋了“中國的抗戰不但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盡了它的偉大責任”。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全國各民族、各階層、各社會團體、海外僑胞，以及一切愛國人士，都積極以各種形式參加、支援抗戰。中華民族表現了同仇敵愾、萬眾一心的愛國主義精神，涌現了千千萬萬舍身救國的民族英雄。億萬同胞用生命和鮮血凝成的、以偉大的民族犧牲和歷史擔當為顯著標志的偉大抗戰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永久的精神財富。

習近平在一次重要的軍事工作會議上講：“戰略就其本來意義而言，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講的，是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抗戰時期的毛澤東戰略思想不僅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革命戰略理論，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且在實踐上成為抗日戰爭的戰略行動指南，鍛造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地位，實現了全民族抗戰的全面徹底勝利。可以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就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勝利。它不僅在當時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深刻影響了解放戰爭及建國以后的戰爭行動，成為指導我軍軍事行動的重要理論依據。今天，面對前所未有的世界大變局，認真汲取毛澤東戰略思想指導抗戰的歷史經驗，學習毛澤東應對強敵和各種復雜局面的戰略智慧和戰略思維，對我指戰員在面對重大風險挑戰時始終保持戰略定力、掌握戰略主動權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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