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深夜，燈火搖曳】“委員長，延安來的飛機路線已經核對完畢。”戴笠話音剛落，蔣介石抬頭，一字一句：“記住，毛澤東抵渝之前，任何差池都要你的命。”短短一句對話，實際上勾勒出那段撲朔迷離的政治博弈。

八月中旬，日本天皇準備宣布無條件投降，外界普遍以為民族抵抗的大幕落下。但在重慶官邸，蔣介石清楚：戰后中國走哪條路，比打完仗更棘手。國統區通貨膨脹、民主黨派議論沸反盈天，美國和蘇聯的電報也一封接一封——“避免內戰”成了中外輿論的合唱。蔣若不先聲奪人，局勢就會失控。

于是，他決定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對外，他宣稱這是“兄弟鬩墻、同室操戈”必須避免；對內，他卻讓軍統密議兩套方案：其一，若共方不來，立即輿論圍剿；其二，若毛到重慶，則重點圍繞“軟禁、逼簽”做足文章。有人當場提議“干脆除掉”。蔣沉吟片刻搖頭：殺一時痛快，卻失天下人心。

不能不說，他想得很細。首先是國際壓力。蘇聯紅軍在東北尚未撤離，美國又在促成國共合作，他若讓談判代表出事，不僅華府翻臉，莫斯科也會借機做文章。其次是國內民意。當年西安事變的張學良仍被他扣押，西南知識界對此頗有怨言，如果毛再出事，重慶街頭的“倒蔣”標語分分鐘就會刷滿墻。

毛澤東也看得透。延安延長油燈下，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圍坐商量，各自言辭謹慎卻表情嚴肅。有人擔心重慶是鴻門宴，毛卻擺擺手：“不去，蔣能把我們說成躲避和平；去了，他不敢胡來。”一句話定下基調。為了給對方出難題，他特意讓《新華日報》提前在渝披露張學良被扣押、葉挺下落不明的細節，輿論壓力瞬間轉回到國民黨。

蔣介石急了，立刻召見警備司令部，命令憲兵二十師晝夜巡邏，又把戴笠叫到書房，“誰敢動毛——格殺勿論！”那晚，他甚至罕見地把命令抄進手令簿，以免日后誰來追責時，有跡可循。對外他在扮演好客東道主，對內則時時提醒軍統“只許周旋，不許越線”。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登上美機，從延安直飛重慶。機場上，孫科、張治中列隊迎接，戴笠悄悄跟在最后，眼神如鷹般掃視四周，防止任何不速之客。坊間傳言，只有毛走下舷梯的一刻沒事，戴笠才算保住飯碗。

此后的43天里，談判桌成為針尖對麥芒的舞臺。蔣在日記里羅列“共黨十一罪”——“另立政權”“破壞統一”等等，刻意要在法理上占據高地。毛卻反問：“你我若無合作，救亡何來？抗戰誰扛？”據陪席人員回憶，蔣一時語塞，手指輕敲桌面，強作鎮定。

蔣確曾動過扣留毛的念頭。十月初，他讓警衛處起草預案：若毛拒簽停戰方案，即“禮送”至溪口“休養”。然而方案在軍統會議上遭否，大多幕僚認為這招既失信用又引外患，得不償失。蔣躊躇多日，最終按下不表。10月10日《雙十協定》終于簽署，看似煙消雨霾，實則暗流翻涌。

談判桌剛散墨，后院已調兵。蔣命令胡宗南固守西北，何應欽坐鎮南京，閻錫山暗中擴編晉綏軍。他心里盤算：一旦美援到位、東北換防，便以“清剿匪患”名義全面動手。1946年6月，第一槍在中原響起，《雙十協定》成了廢紙。美制M1步槍、C–47運輸機源源不斷，蔣自認籌碼充足。

但戰場是最誠實的考官。三大戰役里的潰敗，不僅折損兵員，也扯下國民黨“擁兵自重、魚肉鄉里”的遮羞布。前線士兵吃糠咽菜，后方高官卻在上海外灘夜夜笙歌，軍心動搖由此而來。毛一路從防御到反攻，解放軍通過土改吸收巨大民眾資源，“小米加步槍”愈戰愈勇。

1949年4月21日午夜，長江兩岸炮聲轟鳴，鐘山腳下的南京城燈火閃爍。當天清晨，蔣介石在臺北寓所接到電報，“總統府已撤離”。他沉默良久，放下手中菸斗，回憶起四年前那句“格殺勿論”。彼時，他以為自己掌握主動；此刻，他明白真正勒住他的是民心、是形勢，而不是戴笠的手槍。

如果沒有那道“嚴令”，毛澤東也許不會踏上渝中半島；若沒有毛的從容赴會，輿論焦點可能轉向另一條軌道。一道殺令，一趟遠行，看似生死對峙，實際折射的是當時復雜的政治生態——國共兩黨斗爭技巧、國際力量制衡、民眾情緒起伏，共同塑造了那段難解的歷史拐點。

今天回讀檔案，我們依舊能體會到那句“格殺勿論”背后的矛盾心理：既要擺出強硬姿態，又不得不顧全局面。蔣介石的算盤精，卻精不過時代；毛澤東的膽魄大，卻更得民意支持。勝負分明，并非只在兵鋒交錯的戰場，也在一次談判、一紙令下、一呼一吸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