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省委黨校參加封閉式培訓，突然接到老家村委會書記打來的電話。他告知我，全縣正在開展農村環境綜合整治，本輪工作重點是拆除空心房，我們家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屋頂破損非常嚴重，村里正計劃按照縣里的要求進行統一拆除。

我的故鄉是江西北部一個小漁村，老家僅存的房子是父母在上世紀80年代初好不容易建起來的。40年過去了，特別是我們在外的最近10年，由于疏于打理和修繕，老房子已經破敗不堪了。

我去年春節回老家，已經看到屋頂破漏、窗欞朽敗、檁條橫斜，蓋瓦成片成片滑落，殘磚爛瓦隨處可見，頹然顯出一種無可奈何的衰敗，和周圍村民新蓋的房屋形成極大反差。

我本來還希望這棟老屋能再堅持幾年，就當是留個念想，但村里堅稱如果不拆就要修繕。想著再去修繕花費頗大，也于事無補，所以就只得同意村里進行拆除。

后來，村里將拆除現場的視頻發給我看，在一個細雨蒙蒙的下午，但見鉤機用鏟斗輕松地勾起屋頂的木梁，然后自上而下推倒外立墻，三下五除二，不到二十分鐘就將老房子夷為平地。在刺耳的“咚咚”聲中，塵土掙脫束縛它的老屋，飛揚起來，偶爾還時不時扭過頭來俯視兩下，最終騰空而去。

圖丨拆除中的房子（作者提供）

盯著拆除視頻，我的內心五味雜陳。16年間，是否在農村自建房的種種考量、糾結與猶豫頓時浮現在我的腦海。我曾無數次想象在這塊宅基地上建起新房子的模樣，想著一家人在經歷風風雨雨后一起過年團聚的快樂場景。可是兜兜轉轉16年，盡管多次有重建計劃，結果卻無疾而終。

新房子終究沒有建起來，想象中的一切也猶如小時候玩弄的肥皂泡一樣，在空中呈現短暫的美麗和給我帶來片刻的歡娛后就破滅了。

這16年來，重建房子的想法在希望與幻滅中起伏。時代的步伐，也在悄無聲息地改變著我周遭的一切，讓人在愕然間變得手足無措時又迫切希望留住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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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父母決定從大家族的土坯屋子里搬出來，另覓一塊宅基地，建一棟全家六口人都能一起居住的房子。

當時，在村里建房普遍都是用土坯磚的情況下，他們用肩扛背馱的方式，從一公里多外的湖邊碼頭運來一塊塊青磚、一袋袋水泥和石灰，而后，傾盡所有，請來石匠建起了六面墻的主體。身為木匠的父親，自己加工木材，做了房梁和檁條，并一錘一刨打出了一些常用的木制家具。在缺乏機器建房的年代，他們硬是用勤勞的雙手壘起了村里第一家磚瓦房。

說起建房的過程，母親眸子里總是透著一股哀傷，“你不曉得，當時你爹舍不得花錢請人幫忙，硬是讓我跟著他一籮筐一籮筐地，把磚從對岸挑著回來的”，她指了指自己的肩頭，“每天晚上，肩頭都像火燒了一樣痛，我只得用香油涂一下，好在人累了也顧不得那么多，倒下就睡，第二天繼續去挑擔。”

為了農民安身立命、最為看重的房子，父母吃盡了苦頭，但這棟磚瓦房也曾在物質相對匱乏的年代，給他們帶來了幾年的安寧和榮耀。如今已過去四十多年，并不善言的母親回憶當初建房的點點滴滴，還是會滔滔不絕，尤其是說起房子建好后，村里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的場景，她臉上還會浮起驕傲的笑容，眼神都泛著幾許神采。甚至，父母覺得這所房子給他們帶來了好運——在計劃生育最嚴的年代，已有三個女兒的他們，在搬到新房一年半后，孤注一擲地搏了一場，生下了我這個兒子，這帶給他們的自豪和欣慰是不言而喻的，他們把這一切歸功于喬居新房的福運。

我在這棟房子里度過了整個童年。記憶中，父母每年都會給新房子新添置一些家具或其他物件。過年時，父親會拖著極不情愿的我們，從里到外將家里打掃得干干凈凈，然后在屋前放一串長長的鞭炮。待母親從廚房端來一碟碟菜后，我們趕緊饕餮一頓，就迫不及待去放煙花。在我們的歡呼聲中，煙花騰空，映照著父母皺紋日漸增多但卻欣慰滿足的臉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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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小學后，這所房子的毛病開始顯現。記憶中，基本上每到冬季，家里都要請師傅過來更換屋頂上的瓦，或是修補漏洞。有一年，自信的父母覺得不需要換瓦，結果到了第二年的三四月份，也就是江南俗稱的梅雨季節，外面下大雨，家里就漏小雨，漏水的地方太多，家里連接水的盆子都不夠用。

90年代后，村里家家戶戶基本都建起了磚瓦房，有的都用上了紅磚，有一戶在外務工的人，甚至建起了二層半的樓房。我家的房子理所應當的落伍了，父母也從被人羨慕變成了羨慕別人，有時候在餐桌上，他們也會暢想等孩子大些了或是負擔減輕之后再蓋一棟樓房。

然而，現實環境是不允許他們有這樣的夢想的。父母一輩子都靠著幾畝薄田和打魚為生，即便改革開放的春風浩蕩，父母也沒有像村里很多人那樣外出務工。全家人都靠父母在土地上趴活，日子過得捉襟見肘，又從哪攢蓋房子的錢呢？遇到開學的時候，時不時便有一兩個姐姐的學費都湊不上，這時候父母都要相互埋怨，然后很不情愿地跑去姑姑家借錢。

我小學畢業時，大姐二姐都輟學外出打工，三姐雖然還在讀書，但也只讀到了到初二就沒再讀了。我讀初中時，父親積勞成疾，撒手人寰。14歲的我，在那個難熬的梅雨季，窩在潮濕的房子里，與許許多多親人一起送別了父親。

從此，我與母親相依為命、艱難度日，除了彼此，只有這所房子陪伴我們躲避著凄風苦雨。再后來，臨近18歲時，我捧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離開了這所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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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放寒假，我回到了闊別半載的故鄉。站在房子里，我詫異地發現，客廳是難以置信的低矮——小時候，饞嘴的我總要在桌子上墊椅子，顫巍巍地站在上面，伸出手才能夠到母親在房梁掛著的竹籃里悄悄放的零食。可如今，站在昔日的掛鉤下，我稍稍抬起頭就可以瞥見籃子里放了什么東西。

圖丨老家的房子（作者提供）

回到母親幫我打掃了幾遍的房間，我一時竟然看不清房間的陳設——房間太暗了。在短暫的適應后，借助墻上窗戶透進來的一點光，我放下行李，稍稍收拾一下，就出來和母親閑聊。吃飯時，昏暗的燈光下，我繪聲繪色地給母親講北京的見聞：“北京的樓最高的有200多米，80多層呢，但是坐電梯的話，只要幾分鐘就到頂層了，我以后帶您去北京看看哦。”

母親聽了很高興，臉上的笑容明顯增多了。她環顧房子四周，一字一句地說：“崽啊，我哪有那樣的命??！以后等你掙錢了，你就把現在這個房子修一下就好了，我就覺得很滿足了。”

晚上，在這個熟悉又陌生的房子里，我躺在床上，思緒飄飛，久久不能入睡。陰冷的房間，讓人懷念北京的暖氣。輾轉反側間，我在心里暗暗發誓，以后一定要建一棟像樣的房子。

大學畢業后，我考入了廣州的一家單位，吃上了父母曾經心心念念的“皇糧”。剛參加工作的第一個春節，我的歸鄉之路就被南方罕見的雪災所阻隔。千里之外，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請人寫了一副對聯，“感懷故園相去遠，誓讓舊居換新顏”，年三十的時候將它貼在老房子的門上。后來聽說，村里路過的人看到對聯，都盼著我早日回老家建房，“要建個兩三層才好呢！”

經此一事，建房夢更在我心頭生下了根，我將它列在自己畢業四年的計劃之中。建房的想法，對于當時的我而言，就像是一趟朝圣之旅。我堅持認為，對這個割舍不掉故鄉的游子而言，房子不僅是一個住宿的地方，更像是一種精神的寄托。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參加工作的頭幾年，我奔波于擁擠的廣州大道，穿梭在高樓大廈的格子間，領著微薄的工資，在日記本里獨自寫著屬于自己的酸甜苦辣。到手的工資，在扣除房租、生活花銷后所剩無幾，拿出十來萬建房，無異于一個遙遠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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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如火如荼地推進，為了鼓勵村民改善人居環境，鄉里給村上下撥了十來個建房補助指標，貧困人家重建新房視情況最高可以補貼2萬元。

聽說我們想建房，一位在村委會工作的伯父主動為我們家好不容易爭取了一個指標。得知消息的那天晚上，又喜又憂的我們開始商量著建房事宜。

當時，建房的行情已經有所上漲，一棟占地100平的兩層房子，大概需要16萬元，如果建一層，只需要10萬左右，但打地基就占到了一半，并不劃算。

姐姐們都已經成家，并有自己的孩子要撫養，拿不出太多的錢，而我兜里只有5萬不到的積蓄，母親也只有3萬，即使加上補貼，還有不少的缺口。更要命的是，我們后來了解到，建房補貼要在建好房子之后才能申領，并非事前補貼，這對于迫切想要建房的我們來說，無異于當頭澆了一盆涼水，我的建房夢迅速冷卻了。

母親第一個站出來寬慰我：“反正你們也不在家，家里就我一個人住，我看房子舊點也沒什么關系，以后有錢了再蓋也不遲?！?/p>

2011年，我的工作逐漸有了一點起色，收入有所增加，積蓄也慢慢達到了建房所需要的最低資金要求。于是，我再次開始盤算著蓋房。然而一打聽，又有了新的難題。

得益于城市飛速發展的房地產形勢，建筑工地需要大量的農民工，而且工價也給得很高，村里很多建房的師傅都去外面打工掙錢了，留在老家蓋房的師傅都是上了一定年紀、去不了工地的，他們的蓋房技術有點老舊，蓋樓房對于他們來說有點困難，可即便是這樣，他們在農村也緊俏的很，即使是想找老師傅蓋房，也要排隊等上三五個月。

如果說時間上的等待還是小問題，那沒人跟進就成了難倒我的大問題，當時，我遠在福建打工的大姐生了二胎，需要人照顧，母親放心不下女兒，就從老家去了福建，擔負起照顧大姐和孩子的重任。老宅空無一人，師傅又難找，建房的事不得不再次擱置起來。

2012年，在度過金融危機、舉辦亞運會之后，我所在的城市的房地產蓬勃發展起來，房價也開始像脫韁的野馬般瘋狂起來，城市中心城區的房子一天一個價，每平米均價很快就突破3萬大關，新房價格更是接近4萬元。周圍的人都在談論房價，買房賣房成為房東茶余飯后的談資。

我那時已經有一個談了一年多的女朋友，也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了。周末的時候，我們會約著中介看看我們各自單位周邊的二手房，或者跟著看房團去郊區看看新房，每次都對著高聳的房價望洋興嘆。

在城市買房和回農村自建房之間，我一度非常糾結。積蓄是有限的，顧此只能失彼。對于剛走出農村不久的我來說，在農村自建房無疑具有致命的誘惑——建房不僅僅是對得起曾經豪言寫下的對聯，更有回報父母、回歸故里、維系情感、慰藉心靈的況味。

但在內心深處，也有一種力量在拉扯著我放棄自建房，催促著我們趕緊在城市“上車”。

女朋友的話不無道理：“就算是回家建了房也住不了幾天，終歸還是要回到城市工作、生活和居住，根本沒必要在老家建”；房產中介的話似乎更現實：“農村的房子不好買賣，也升值不了，你只有在城市買房了，才有可能會升值”；專家似乎看得更長遠一些：“很多年輕人受到父母的影響，被要求回老家蓋房子。然而，由于現代化進程，許多年輕人已經在城市打拼，導致農村房屋閑置。在這種情況下，蓋房并不明智，這等于放棄了都市中的發展機遇。”

過年回家的時候，我也會把這些觀點和理由講給老家的親人聽，但他們總是搖搖頭說：“人老了，要葉落歸根嘛，老家終歸也是需要一棟房子的。”

種種思維的拉扯，讓我非常苦惱。當我身處鄉村的時候，破敗的房子直觀地映照著建房的現實需要，加上身邊親人的說教，這種自建房的需求更是益發迫切，但回到城市，我就特別渴望在車水馬龍的都市有一席之地，下班后可以躲在屬于自己的小窩里自由地咀嚼著鳳爪，看一場酣暢淋漓的球賽，而不用留意房東什么時候來敲門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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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從糾結中抽離的轉機很快出現了，我必須在城市買房，不然便不能結婚。

結婚前，我和女友到人才市場借戶口卡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人才市場的工作人員一字一頓地告訴我們，如果借戶口卡辦理結婚的話，需要在一個月之內將戶口遷移出去，最長兩個月。

按照當時的政策規定，戶口要想遷移出去掛靠，必須是自己或直系親屬的房產才可以。在本地，我們既沒有自己的房產，也沒有直系親屬，如果需要結婚，那就需要在短時間內買房，不買房的話，婚都結不了。

這種黑色幽默讓我哭笑不得，“原來現實中買房結婚的壓力，不是來自于丈母娘，而是源于計劃生育！”

在現實的驅使下，我們將所有積蓄拿出來買了一個離妻子單位不遠的“老破小”，不是小區，也沒有電梯。也許是第一次買房缺乏經驗，也許是農村出來的孩子普遍缺乏杠桿思維，為了盡量少貸款，我們提高了首付比例，然后隨大流一般當起了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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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活像電視劇一樣，能猜得到劇情，讓公主和王子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就好了，可惜沒有歲月靜好，我們被生活裹挾著，推著往前走。

成家之后，我漸漸很少有閑暇時間去打理生活之外的事情，特別是我的一雙女兒出生后，生活基本就是圍著她們轉，她們的喜怒哀樂、吃喝拉撒成為我們家庭的中心。母親也輾轉來到廣州，成為我們這個小家庭的重要幫手。

對于60多歲的老人家來說，每天從位于七樓的樓梯樓10多趟上下奔走，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母親偶爾的抱怨，讓我迅速有了買一棟電梯改善房的想法。

后來的幾年里，我們節衣縮食地應付著每月的房貸和奶粉錢。老家成了地圖上一個遙遠的地方，攜妻帶女風光回到老家更是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建房也不再被列為優先事項。

在種種考量之下，我連著三年春節沒有回老家，老家的親人很不能理解也難以接受一個在外的游子不回家過年。每當臨近年關，我都得預備一顆強大的心臟，以面對那些令人尷尬的流言：“是不是現在外面待久了，就把老家給忘了，做人可不能這樣忘本的呀！”“你父親好不容易供你上大學，你現在外面不回來，讓你過世的父親都覺得不光彩?。　?/p>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在老家有一棟建好的新房子，是不是就可以免除這些不快。

然而，我很快發現這樣的想法也過于簡單了。隨著務工收益越來越好，村里的小洋樓越來越多，很多人把打工的積蓄凝固成鋼筋混泥土，或轉換成小轎車，這種財富和地位的象征足以讓他們過年時在親朋好友面前變得更加自信和舒展。而我，總是蜷縮在人群間，沉默不語。

我明白，在老家很多人的眼里，老家沒有建房，也沒有開車回家，還不是完全的失敗。真正的人情冷暖是，當你并沒有實現他們的這種期待后，你感受到的逃避不開的異樣眼神，以及無法回答各種尷尬問題的窘迫。

春節的相聚，除了繞不開“你什么時候建房？什么時候開車回來？什么時候生個男孩帶回家？”的靈魂追問，我必須要小心翼翼應對變幻無窮的攀比和嫉妒心理。在參加老家親友的酒席時，人情負擔和開支像房價一樣， 一年比一年蹭蹭往上漲。他們對于我這個在外人看來有份光鮮工作的人，期望值只會更高。七大姑八大姨的所謂關心和詢問，則暗藏著各種無來由對比，也隱藏著市井的小心思。隨著祖輩和上一代人的逐漸離去，我還得面對“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尷尬。

城鎮化改變了故鄉，也改變著我的思緒。當我帶著“為賦新詩強說愁”的文人心態去感知這種變化，并希望通過這種變化去客觀認知背后的趨勢時，在老家建房的想法就像熄火的汽車一樣，不再在腦海的公路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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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本身是缺乏發聲能力和機會的，它在公眾眼中的樣子，主要取決于觀察者的視角和傳播手段，有時甚至不是它本身的樣子?！?/p>

2023年春節期間，我在某個經濟學家的微信公眾號上看到了這樣一段話時，心頭一顫，我重新開始審視自己與故鄉的關系——“到了現在，我更多的是釋然，我返回故鄉不是為了一片記憶中的土地，而是為了土地上的人以及童年少年經歷所產生情感；返鄉的意義不是去憶苦思甜，不是去懷舊和圣母般的拯救，而是看那里八十歲的老人，吃上家養的雞鴨和魚兒。”

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在與老家打交道多了之后，我發現對于農村自建房，已經不能再用經濟視角去考慮了，而要用情感的視角去推進——人生如一粒塵埃，世事無常，老家的很多事情，你無法改變和左右，只能隨緣般融入。

這一年的立春之后，我說服妻子，拿出2萬元在磚廠老板那里訂購了建房所需的紅磚，準備大干一場，將這十年來失去的時間找回來。為此，我上網查了很多農村自建房的戶型圖，不時在心中勾勒起自家房子未來的模樣。

清明回鄉掃墓的時候，我回到村里辦理建房手續，驚訝地發現，現在農民自建房管理是從未有過的嚴格，與5年前相比已經是天壤之別。建房的程序是“農戶申請、村級審查、站所審核、鄉鎮審批、縣級備案”，也就是村民提出申請后，村民小組要進行會議討論并進行公示，然后提交村民委員會審查，審查通過后繼續提交上報鄉鎮政府審批并公告，公告無異議后，由鄉鎮政府核發相關證件方可建房。建房過程中，還要配合縣直相關部門實施的“五聯審”和“五到場一公示一提示”制度。

建房條件及標準也有嚴格要求，除了嚴格審核申請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現有住房狀況、舊宅處置方式等資格，而且必須符合“一戶一宅”規定。建房規模也作了限定，即房屋占地面積不超過120平方米，建筑面積不超過350平方米，建筑層數不超過3層，建筑高度不超過10.5米。

我梳理了一下相關流程，發現自己辦完這些手續起碼需要大半年的時間，即使是對我們這種老宅基地重建的，這些程序也不能省，“你必須走這些流程，否則即使你建起來了，也會被認定是違建而推倒”，村委會主任坦言。

我找到當初替我們爭取建房補貼的伯父，希望他在家幫我們辦理這些手續。然而伯父的一席話，卻讓我陷入了沉思。

伯父說：“從情感上來說，我當然是支持你回家建房，而且是非常高興支持。你也可以告慰你九泉之下的父親，大家看到你建房起來，也會替你父親感到高興?！?/p>

但伯父話鋒一轉，繼續說：“現在的農村，已經跟以前很不一樣了，留守的都是一些老人家，孩子都被帶著去鎮上或是縣里上學去了，只有過年過節才有一些人回來熱鬧幾天，其他時候，在村里走幾趟，都很難見到幾個人。而且，現在農村的風氣也不太好，只有牌桌上才能見到人，要辦個什么事，想找幾個人來商量都湊不齊。你說這樣的環境，你回來建房還有什么意義？”

伯父接著分析道：“你媽以后肯定是跟著你生活，人老了就需要看病，大城市的醫療條件好，你媽留在那邊看病也方便，要回來鄉下，萬一有個什么大病，都沒人送著去醫院，你們也不太可能經?；貋碚湛?。而且，人老了，容易孤獨，更需要子女陪伴在身邊，所以我看啊，你還是別回來建房了，建了也是將錢扔進水中，泛不起什么水花！”

“可是，不是說人越老便越懷念故鄉，越想要回到故鄉么？”我緊接著問。

“話是說得沒錯，但人在現實面前的情感也是會變的”，伯父沒料到我會提出這個問題，他堅定地說：“我在這里生活了一輩子，除了年輕時出去外面看過，此生再也沒機會出去，這是我一個很大的遺憾。我現在還經常想起在外面見識的繁華，還會想起以前見過的世面，與我同輩的很多堂兄弟出去了也沒回來了，他們就在外面安了家，我是著實羨慕他們。人都是往高處走的，如果還有選擇，我也不會回來?！?/p>

走出伯父家，望著村里水泥馬路上行走緩慢的零星老人，想起年少時曾經三五成群的人們踩在泥路上大聲交談的情景，頓感恍若隔世。

思緒恍惚之下，我看見那些即使是無人居住的小洋樓，還是直直地矗立在馬路周圍，似乎在嘲笑著我的堅持，我蠢蠢欲動的心讓建還是不建變得更加糾結。

8

但我最終還是決定建房，“人活一世，總得留下點什么”的想法，總是在我心底不斷萬馬奔騰。特別是舊房子在拆除后，讓我總是擔心回去的路也跟著斷掉了，這種無家可歸的擔憂，讓我覺得建房是一件很緊迫的事情。

最近刷抖音，我看見一個“三農”問題專家好心告誡人們：“趁你手里還有錢，趕緊讓家里人買塊地，年輕人可能感覺不到”，他進一步表示，買塊地并不是要人立馬去下田種地，而是保留一些資源性資產，“因為當虛擬性資產崩潰的時候，賴以生存的并不是有多少存款，而是有多少資源性資產，它才能支撐你的生存”。

但評論區內，很多網友一邊倒地指責專家的說法是沒有法律和現實依據的，甚至說他就是在瞎忽悠。他們分析指出，農村的所有土地都歸集體所有，而這些土地只能在村民之間買賣，城里人是不可以購買的。雖然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是可以進行交易買賣的，但其使用權限只有40年，在當下的房地產形勢下，開發這種土地根本無法保值增值。

有一個網友說得更絕：“有一塊地餓不死？車貸、房貸、學費、醫療費、醫保社保費拿什么交？我在老家有30畝地，結果全家都來城里了，該怎么辦？”

我家是有地的，但我卻不得不面對另一重現實的困擾。我老家的戶口簿上目前只有我母親一個人，假如我母親百年之后，那老家的這塊已經被推倒了老房子的宅基地，我是沒法繼承的。

后來我上網檢索了一下，2020年9月9日，自然資源部在對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3226號建議的答復中提到，“農民的宅基地使用權可以依法由城鎮戶籍的子女繼承并辦理不動產登記”。根據《繼承法》規定，被繼承人的房屋作為遺產由繼承人繼承，按照房地一體原則，繼承人繼承取得房屋所有權和宅基地使用權，農村宅基地不能被單獨繼承。《不動產登記操作規范（試行）》明確規定，非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含城鎮居民），因繼承房屋占有宅基地的，可按相關規定辦理確權登記，在不動產登記簿及附注欄注記的該權利人為非本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住宅的合法繼承人。

也就是說，雖然宅基地不可以單獨繼承，但如果這塊宅基地上建了房子，那子女是可以繼承并辦理不動產登記的。

當我把這些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說給母親聽后，我明顯感到她輕快了許多?！凹热贿@樣，或許重建就是一種天意”，她連連嘆道：“就算是為你父親爭口氣！”

掐指算來，在建房這個問題上，我們兜兜轉轉了16年，也左思右想了16年。這16年，是我們一家在城鎮化大潮下艱難行進，走不出鄉愁的16年。

作出建房的決定后，我和我的母親不止一次的憧憬，來年的春季，我們可以再次聽見鉤機開挖基坑的轟鳴聲，而后在過年來臨前，搬進新家。我想象著，到那時，在人煙并不多的村莊，我們依然像小時候一樣，高興地燃放起年三十的爆竹，對未來充滿期待。

本文頭圖選自電視劇《我和我的家鄉》（2020），圖片與文章內容無關，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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