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想活到死，一個想中止生。提出的問題倒也寒風如刀：生命是可以甄別篩選的嗎？常年穿尿不濕排泄的人，就失去生的尊嚴了嗎？

文 / 姜建強

一到75歲，由國家決定你的死。國家出手協助你的死。當然，體面和尊嚴是有保證的。

你樂意嗎？你服從嗎？你安心嗎？

還能走、能行、能吃生魚片，甚至還有性幻想、還能性騷擾。一到75歲，就被迫送進想象中的“屠宰場”或“毒氣室”，腳腕處掛著編號，然后工業化規?；丶刑幚硎w。這，也太可怕了。想起托馬斯·基尼利的《辛德勒名單》里，有“將雪亮的皮鞋冒險踩上結冰路面的青年，可絕非一個世俗意義上的正人君子”的金句。這里，大批的被害者還能遇上做“冒險買賣”的辛德勒。但這回，有人出面來相救老人嗎？

日本最新電影《75計劃》海報

今年6月17日，在日本上映了一部備受關注的電影，片名叫《75計劃》（Plan 75）。1976年出生的女導演早川千繪，她的一個基本設問是：如果日本政府為75歲以上老人贊助一個安樂死項目，你會同意嗎？而這一設問的萌生，則是來自于一樁慘無人道的殺人案。2016年，日本一男子持刀闖入神奈川縣一家殘疾人護理院，亂殺正在熟睡中的殘疾人，造成19人死，25人傷。就殺人動機，這位兇手事后聲稱：這些人都應該被安樂死，“因為他們在家庭生活或社會活動中遭受著極端痛苦，活著沒有意義”。這一恐怖的殺人案件震驚了日本社會。早川千繪也為此受到極大震撼。她認為這絕非孤立事件，這里有情緒，這股情緒已經四處蔓延，日本正變成一個極度不寬容的社會。于是，她想重新換位思考何為生/何為死，何為人人都能接受的安樂死。這就如同看到車站廣場的空地，總有成群的鴿子在覓食，自己因此忘了干渴，但又感到干渴的時候總會來臨。日本人這種敏感又沉潛的性格，決定了他們總是喜歡將帶有原罪的社會問題，用藝術形式加以表現，恰到好處的警示世人。

《75計劃》導演早川千繪的思慮

承認75歲以上老人擁有死亡權，支持其選擇死亡的制度，簡稱“75計劃”，有一天在日本國會通過了。這也就是說一到75歲，就要被迫選擇死亡這個艱難的對象。影片中，82歲（1941年出生）的演員倍賞千惠子，扮演一位78歲的女性角谷未知。都78歲了，還在旅館客房做清掃員，這一非常日本化的設定，是想突出社會老齡化程度。角谷沒有丈夫、沒有孩子，一人外出、一人吃飯，一人睡覺，送走波瀾不驚的每個日常。有一天，她被公司以高齡為由突然解雇，隨之在團地的住所也被管理會社收回。她再也找不到新的工作和新的住所，被拒絕的理由就是一個——年齡太大。就在困惑之際，她接到了“75計劃”推銷員打來的電話。推銷員以營業的口吻說國家有一個統一安排75歲以上老人安樂死的計劃，響應者能得到10萬日元（約合5200元人民幣）的賞金，火葬費和墓地全免，以后還會有專人掃墓。

有這樣的好事？那還不趕快報名申請。78歲的老人，面對新的誘惑，終于有了新的沖動。影片中為政府工作的年輕男公務員，在申請窗口接打電話的年輕女性，他們嚴肅而認真地忙綠著。不過，他們還是無法掩飾自己勸死就像接生那樣的自在和喜樂——一群傻瓜。從“75計劃”的內容看，就是你活到75歲夠了，別再活下去浪費國家資源占用年輕人福利，趁早死吧。而影片中反復的官制套話——“萬一你改變了想法，可隨時中止”，聽上去也絲毫沒有鮮活氣，只有冰冷與狡黠的感覺。很是殘忍的，政府卻將其包裝成一個人人都想報名的唯美計劃。不過，82歲的演員倍賞千惠子倒也有所感動有所覺悟。她回想說她的丈夫（一位作曲家）每天對著她，睜眼就說“早上好”，閉眼就說“晚安”。多少年了，沒有在意過沒有上心過更沒有感動過。但在拍了這部影片后，才恍然悟出這不就是生的可貴可尊嗎？生，才是最實在的。割腕會流血的，才是生。

82歲的女演員倍賞千惠子

從背景看，電影《75計劃》講政府部門推出選擇死亡制度，讓老人安樂死，是想解決日本老齡化和少子化這個“國難”（前首相安倍晉三語）問題，是想處理“一億總活躍”中不愿活躍或不能活躍的老人。所以，表面看電影劇本是虛構的、空想的、烏托邦的，但實質上又是非虛構的、非空想的、非烏托邦的，它要表達的恰恰就是——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就是社會。用人人都不能逃避的如何面對死亡這個話題，巧妙地引出至今還未在日本合法化的安樂死這個主題，雖殘忍亦溫情，雖非道亦人性。而大多數人成為擁躉者，則更顯人心所向。日本老人常說，自己不想成為別人或自己孩子的負擔。這樣看，這部電影恰好反映了當下日本社會和人口比的構成問題（至2025年，日本每5人中就有1人超過75歲）。響應國家號召，自覺地做出主體性犧牲，這也同時彰顯了日本人順從聽話的國民性。如同養老孟司《傻瓜的圍墻》這本“雞湯”書，竟然也能賣出近500萬冊，本身就是“傻瓜”太多的明證。不過，歷史的鐵則往往又是：事后看來必須做的事，在當時怎么看都不可思議。比如，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06年即位的時候，基督教不過就是一個神秘的東方教派。如果當時有人說基督教會成為古羅馬的國教，一定會引來哄堂大笑。

政府出臺死亡法案，讓老人自愿且體面去死，《75計劃》并非首創。早在2012年，日本作家垣谷美雨就率先發表小說《70歲死亡法案，通過》（幻冬舍）。故事的背景是到2020年，日本老齡者超出人口比的30%，社會保障等費用再創新高。面臨破產的日本政府，在國會強行通過了“70歲死亡法案”，兩年后實施。根據這項法案，凡擁有日本國籍，在70歲生日后的30天內非死不可，唯有皇室成員例外。此外，政府計劃安排數種安樂死的方法，讓70歲死亡法的適用對象從中自由選擇。根據政府試算，這項法案一旦正式實施，第一年度的死亡人數為2200萬人，第二年度開始每年將有150萬人死亡。如是這樣，因高齡化導致的國家財政困局將獲緩解，經濟將獲重振。為此，小說在最后喊出口號：“為了國家，請去死吧”。書中描寫一位82 歲的老奶奶，做了胃造口手術，余生只能躺臥病床，以插管喂食的方式維生。痛哭的她時常皺眉癟嘴地瞪著護士，希望能靠政府的死亡法案，盡快結束自己的生命。其實這里就顯現出每個人都有了斷自己的那種沖動和本能，就像殺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結”一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弗洛伊德認定人有兩種本能——性本能和死本能。只是文明禁忌壓抑了這兩種本能。死本能內轉就是自責、自殺、安樂死；外轉就是攻擊、破壞、戰爭。

將75歲或70歲以上的老人，一律法案化地安樂死，電影和小說給予的啟示究竟是什么？是犯罪還是救贖？先讓我們看一組數據。厚生勞動省在今年7月發表2021年日本人平均壽命。男性81,47歲，世界第3位，女性87,57歲，世界第1位。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對高齡化的定義是：65歲以上占人口比超7% ，即高齡化社會。超14%是高齡社會，超21% 是超高齡社會。日本早在2008年就是超高齡社會了。2020年日本國情調查表明，高齡人口是3600萬人，獨身人口是4930萬人。日本成了名副其實的超高齡國家和超獨身國家。醫學進步，壽命延長。肺結核能治愈，日本人平均壽命延長了20年。如果能攻克癌癥，人的壽命將又延長。ips細胞的發現與使用，誕生的再生技術和新的治療法，若將其臨床化，人的壽命勢必再會延長。目前公認的三大成人病——癌癥/心臟疾患/腦血管疾患，在現代醫學的攻克下，有了長足的進步。問題是人的腦。原則上腦是不能產生新細胞的臟器。也就是說，隨著醫學的進步，人體所有的臟器都有再活性化可能，唯獨腦器官，堅定地拒絕再活性化。日本多產的精神醫學科作家和田秀樹，最近的新書是《70歲是老化的分水嶺》（詩想社），賣出了30萬冊。他在書中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人生100年，是早死的好還是活到百歲成癡呆而死的好？他說我們確實進入了如何選擇死亡的時代。他的另一本暢銷書《80歲的圍墻》（幻冬舍）說，雖說人生100年，但平均健康壽命，男性是72歲，女性是75歲。到了80歲，需要護理才能存活的人太多。顯然，80歲成了一堵又高又厚的墻，不過在他看來，還是有“翻越圍墻”的最強方法。這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不再忍受討厭的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必在意血壓血糖；癌癥不手術不切除；親近尿不濕；癡呆不懼怕。最后，要有安樂死的覺悟。

身患漸凍癥的日本女子去瑞士安樂死

我們再來看看日本安樂死的現狀。盡管在100多年前明治作家森鷗外在短篇小說《高瀨舟》中就提出“為了救其脫離痛苦才結束他的生命，這樣算是犯罪嗎”的知性設問，但看日本的今天，確實是安樂死的后進國。日本人缺少圍繞死亡的交流，就連醫生對患者的癌癥當面告知，也是從最近10年才開始的。雖然在上世紀70年代就成立了“安樂死（后改為尊嚴死）協會”，但至今注冊會員也只有10萬人，且并無實則性的日常活動。寫有《阿信》劇本的編劇作家橋田壽賀子，在90歲的那年（2016年）寫下《我想安樂死》的隨筆。之所以還能引起巨大反響，就在于在日本名人中，沒有人這么明確地說出自己想要安樂死的。相比之下，作家五木寬之則在他的書中重彈“70歲是人的黃金期”的老調。當然，厲害的還是漫畫作家手塚治蟲，他在那個年代就已經喊出“想自殺的人可否選擇安樂死”（出自《怪醫黑杰克》）的口號。在日本，早有“尊嚴死”與“安樂死”之說。所謂的尊嚴死，也就是“消極安樂死”——根據患者意愿，醫生中止無用的延命治療，等待自然死亡。從近年來日本醫療實踐來看，有在中止延命治療與刑事免責之間，尋求尊嚴死合法化的趨勢。所謂的安樂死，也就是“積極安樂死”——患者從自己的意愿出發，委托他者對自己的生命進程進行干預，達到中止生命的目的。本質的看，所謂積極的安樂死就是協助殺人。由此故，日本現行法律并不認可積極安樂死。雖然早在1976年日本就舉辦過全球首屆安樂死國際會議，表現出對安樂死的前瞻性，但對安樂死的理解則依舊停留在“協助殺人”的觀念上。最為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在2020年，東京兩名醫生協助一名住在京都的漸凍癥（ALS）女患者（51歲）安樂死而遭到警方逮捕。事件引起轟動，日本醫療界都驚嚇的停止了安樂死的討論。人們再次質疑政府為什么要剝奪人對死的選擇權利？其背后的動機又是什么？

生與死，雖說是相互排斥的，但畢竟同時存在于世。這樣看，安樂死并非是目的，而僅僅是死亡方式。不過，這其中一旦介入了自由意志和自主選擇，就不再是單純的方式而是人的自在目的了。所以本質地看，安樂死是在結束生命的樣式打上了社會文明的新印記。安樂死不逃避死亡，反而賦予死神以意義。19世紀中葉之前，整個醫療中還沒有麻藥（氯仿、乙醚等），每次截肢或剖腹，要用4個大漢把患者牢牢壓住才成。那個生不如死的痛苦，使任何對生的禮贊都失去意義。自殺或安樂死（他殺），所要消除的恰恰是生的痛苦。不過自殺在文明圈曾經是罪行，因為這是篡奪死亡權利的行為，而這種權利只能由顢頇的君主來行使。同理，協助安樂死，在當下日本也是罪行，因為協助人篡奪了他人的死亡權利，而這個權利，原本只能來自于政府的公權。而公權明白地知道，死亡是權力的極限，更是擺脫權力的時刻。因此，公權并不輕易地讓生去死。不過如果就此認為這一舉動是公權重（崇）生的善舉，那就大錯特錯了。死亡成為生存最隱秘的一面，是最“私下的”。公權就是要干涉這個“私下的”東西。為此，生也不能死亦不可的日本人，只能走出國門，安樂地死在異國他鄉（如身患絕癥的51歲的小島美奈去瑞士安樂死，NHK曾在2019年做過專題報道。）。截止2019年4月，申請去瑞士安樂死的登錄會員日本有17人。千年來，人一直是亞里士多德眼里的那個有集體生存能力的活的動物。但這個“活的動物”到了今天，則遭遇了是生是死的質疑。從這一視角看，人天生確實是個文化動物。所以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定義人有四種主要德行——智慧、勇氣、公正和節制。他對節制的定義是：施加給某些快感和欲望的一種秩序和控制，并從節制中取得快樂。節制于人，當然也包括對生的節制（如活著的醫學狀態的生，生死邊界模糊的生等。）。而對生的節制，則是對死的澄明。這正如有人將情欲高潮表現為癲癇性的發作，有人將安樂死表現為理智性的執拗。

日本警方逮捕了協助安樂死的兩名醫生

由于醫學的進步，人類進入到了想死也不容易死的時代。作為長壽國的日本，高齡者臥床壽命，比其他發達國家都要長，男性大概是10年，女性大概是12年。一個人躺在護理床上10年或12年，不能下地，不能走動，有的甚至還不能自主翻身不能自主進食不能自主排泄，想來也可怕萬分。為此有遠見的日本政府幾年前提出“死亡質量”(QOD)的新概念。這個新概念的內核就是醫療對死亡負有重大責任。再說白了，醫療的終端責任就是要讓人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實際上這就是安樂死的隱喻了。生物倫理學教授、研究荷蘭安樂死的松田純在2018年出版《安樂死和尊嚴死的現狀》（中央公論社）一書，首次在日本提出“生死自決”的概念。但文化學者兒玉真美則在《死亡自決權》（大月書店）一書中，以自己1987年生出的患有重度身心障礙長女為實例，揭破這種所謂的“死亡自決權”，其實質是把痛苦的責任推給患者，換來社會的免責。為此作者設問：失去自力與自主之人，除了放棄活下去之外，就沒有別的選項嗎？

有其他選項嗎？除了不濫用、不惡用安樂死，除了不應該輕易地讓他們離開，除了不將安樂死外化為一切的自殺手段之外，我們文明人還有其他選項在手嗎？確實難以尋覓。死，還能幸福的、預期的、有準備、有心情去死的，現在看來只有安樂死了。只有安樂死，第一次使得微笑離世成為可能。人類發明安樂死，本源于人類同情、慈悲或憐憫的人道主義。但現代安樂死則不再限于這種“普世人論”，而是彰顯生命意義或生活意義的“意義本體論”，這就打上了價值論色彩。而一旦打上價值論色彩，那介助于醫療手段的他人行為，在邏輯上就與他殺行為相通。安樂死難于廣泛立法，并容易陷入道德困境，其原因也在這里。但問題在于通往安樂死的路上，醫生還需背負多少罪名？在安樂死和協助自殺之間，在自己決定與委托殺人之間，日本人還要徘徊多久？在一個每年超3萬人的孤獨死，每年超2萬人的自殺，每年超100萬人患上癌癥，每年超2500人患上漸凍癥，以及全國有超600萬老年癡呆者的國度，如果安樂死還只是現代文明所需擺設的一個花瓶，還只是警方立案的一個突破口，那這個國度的老人以及失去自力的患者是悲慘的。照今年2月去世的石原慎太郎的一個說法，以前為減輕武士切腹的痛苦，還有介錯人（從身后砍頭加速其死亡的人）的存在。如今警方連介錯的美德都不知道，太愚蠢了。為此他聲稱要為“協助殺人”的兩名醫生辯護。

無法醫治無法自力的老人，體面尊嚴安樂的死去，的確可以產生價值——避免國家破產和讓年輕人更有活力。或許這一溫情而又殘忍的事項，也是世界性難題，故《75計劃》在今年5月法國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了金攝影機獎（導演處女作獎）和特別榮譽獎。導演早川千繪表示，她不想拍一部簡單地判定安樂死非黑即白的電影。她只想讓人思考：“一個人以什么樣的方式結束生命，以什么樣的方式死去”。確實，安樂死本身并不可怕。不過《75計劃》打出的字幕——絵空事ではない。這就是說政府的“安樂死殺人”計劃，并非荒誕無稽。這才是真正的可怕之處。因為如是這樣，權力就“溫柔”地拿走了每個人死的權利——作為人而言最為私人的權利。女權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最近出書說：如果有一天我變癡呆了，只要我還吃得下飯，就請一定讓我活下去（參見《還是一人在家死去的好》文藝春秋2021）。而劇作家橋田壽賀子則在隨筆里這樣說： 如果我得了癡呆，安樂死是最好的（參見《文藝春秋》2016/7）。一個想活到死，一個想中止生。而提出的問題倒也寒風如刀：生命是可以甄別篩選的嗎？常年穿尿不濕排泄的人，就失去生的尊嚴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