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特殊時期到來之后，有不少農民或者工人出身的平凡之輩借著造反發家，爬上了領導的位置，成為地方高級干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四人幫”。

1967年，王洪文、張春橋以及姚文元三人一起組織策劃了轟動全國的上海“一月風暴”，使得上海市委陷入全面癱瘓的窘境。不久后，上海市委革委會成立，姚文元出任上海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地位僅次于張春橋。

在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下，姚文元的升官速度很快，加上他一直和王、張二人抱團，很快便成為地方高級干部。廬山會議之后，陳伯達被隔離審查，姚文元趁機而上，被調往北京，接替了陳伯達的位置，成為《紅旗》雜志的總編輯，主管宣傳口的相關工作。

不過，雖然姚文元的文化程度和文化素養都比王洪文高出很多，但他并沒有王洪文的情商和領導力，進京之后，他的權利雖然不小，但最終還是沒能如愿成為常委。在正式和江青、王洪文、張春橋等人抱團后，姚文元的狐貍尾巴越露越大，行事也變得越來越猖狂。

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四人幫”的勢力日漸壯大，他們幾人聯手策劃了許多禍國殃民之事，把國內的政治環境和秩序搞的烏煙瘴氣。

1976年初，周恩來總理病逝后，王洪文對國務院總理的位置虎視眈眈，甚至試圖造反。華國鋒臨危受命，聯合葉劍英、汪東興等中央領導人，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1976年10月6日，汪東興向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下達了會議通知，要求他們于晚上8點到懷仁堂開會，討論毛主席紀念堂選址的相關事宜。收到通知后，姚文元的第一反應是懷疑，他覺得自己不是常委，實在沒有必要參加會議。

可張春橋卻說：“你恐怕是多慮了！說不定這次就是要提拔你當常委的呢！”聽到這話，姚文元瞬間打消了疑慮，畢竟出任常委可是他一直以來的追求，只要有一點機會，他都想嘗試一番。

晚上8點多，姚文元最后一個抵達懷仁堂，還沒等反應過來，就被兩位行動組的警衛員帶入了休息室內。緊接著，武健華便宣布了中央的隔離審查決定，隨后姚文元被押往地下工程開始了隔離審查。

在抓捕“四人幫”成員的過程中，姚文元是唯一一位沒有直接反抗的，他就像事先聊到了自己的結局一樣，面對特別行動小組的抓捕，他也只是十分淡定的說了兩個字：“走吧！”

更奇怪的是，后來被轉移到秦城監獄后，姚文元就像是變了一個人，完全和“四人幫”脫離了關系。每天除了接受審問外，他幾乎都在讀書反省，該吃吃該喝喝，整個人胖了很多。

改革開放后，國內經濟快速發展，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好，在這種大環境下，國家取消了許多副食品的供應制度，譬如：肉票、糧票等等。即使沒有這些，老百姓依然能吃上白米飯、白面饅頭，偶爾還能吃肉，生活水平提升了幾個檔次。可姚文元得知這一切后，卻怎么都開心不起來，甚至覺得有些不妥。

那時候，他每天都在想自己怎么才能有機會接觸到組織，怎么才能在被提審的時候，完整的表達自己的想法。等了許久之后，姚文元終于等來了提審機會，結束后，他鼓起勇氣說了一句：“麻煩你們一定要幫我向上傳達，一律敞開副食品供應實在不妥，萬一出現1958年的情況，可就不好收拾了。”

聽完姚文元的話后，提審人員實在有些哭笑不得，不過也不能怪姚文元死板，畢竟他已經被關的太久，哪怕每天都在看新聞，他終究還是已經和外界脫軌。思想也一直停留在1958年大辦食堂的那個階段。

不過，按照當時的規定，不論姚文元說了什么，提議了什么，提審人員都要如實向中央傳達。只不過，姚文元的提議實在沒有任何參考價值，最終也只是個笑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