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中國刑法研究會顧問、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原副主任、國家法官學院張泗漢教授于12日因病仙逝，享年89歲。張教授是《法學中國》系列叢書的顧問，曾多次希望把“法學中國”做出影響力，能為法治中國建設作出貢獻。高尚品格、真知灼見、音容笑貌、、我們沉痛悼念！

張教授千古！！

文/本社記者 張志然

轉自民主與法治周刊

門開了，迎接記者的是一位略顯瘦小而面容親切的老人。“快進來，外面很冷吧？”他說。

張泗漢1933年出生，屬雞，今年已經85歲了。他在位于北京亦莊的自己家中接待了記者。

1958年，張泗漢從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畢業，分配到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自此便開啟了為司法奉獻和工作的一生。可以說，他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司法發展的見證者，更是無數投身司法建設、付出了辛勤勞動的法律人中普通又不普通的一員。

這樣一位可敬的老人，又有著怎樣的親歷和見證？他又有怎樣的故事要分享？

△張泗漢

育人之路

回憶起改革開放的歷程，張泗漢最先想起的就是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創辦全國法院干部業余法律大學（以下簡稱“業大”），自己被抽調到總校編寫刑法教材，擔任總校刑法教師。這成為他一生中難忘的經歷。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和發展，法院審判領域也不斷地拓寬，審判工作面臨許多新問題。審判任務日益繁重復雜，但法院的辦案力量卻嚴重不足。直至1984年年底，全國法院也只有15萬名干警。這些干警政治素質整體上過關，但是文化水平、法律專業知識水平普遍偏低。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還不到總人數的7%，一半以上沒有受過最起碼的專業培訓。

要在短時期內，較快提高法官的文化、業務素質，談何容易？當時全國有法律院系的高校僅十幾所，1984年法學系學生只占在校大學生的1.3%，畢業生不足3000人。而1981年到1983年間全國法院系統總共才有500名大學生。按照這個速度和比例，即便高校擴招兩倍乃至三倍，也不可能滿足需要。

而如果依靠各級政法部門、高校、黨校進行法律培訓，開辦專修班、函授班，依托社會辦學，通過各類電大、夜大、自學等形式，也并不可行。當時全國各級政法干部院校總規模每年只能培訓14000多人，且多為短期培訓。如果擴招，則又面臨教學用房、經費、管理人員等一系列難題。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經過反復考量后認為，創辦法律業余大學勢在必行。克服了種種困難后，1985年春天，業大終于宣告成立。隨后，30個分校陸續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及解放軍軍事法院設立。

1985年，業大開始招考，59623名法院干警報名，同時在近3000個考場參加了統一考試，符合錄取標準的34583人，錄取率58%，較好地保證了學生質量。加上可免試入學的非法律專業的大專畢業生和當年從電大等轉入業大的，那一屆共招收學員41648人。

1988年，首屆學員苦學三年，讀完18門法律課程后，經過逐門考試及格，并通過國家教委委托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組織的嚴格抽考和試卷復核確認合格，有29000多人取得了畢業資格，獲得了國家承認的高等學校法律專科畢業證書。

業大在三年內培養出近三萬名法律大專畢業生，是個了不起的數字。這個數字相當于人民法院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間接收法律高校畢業的大學生的總和。全國法官隊伍中具有大專文化的比重，從1984年的7%飛升到了30%。業大辦學17年，使法院干部達到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數從7.2%上升為80%，其中審判人員則接近100%。

1985年4月，張泗漢和周道鸞來到最高法院，參加業大教材編寫工作。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林準任主編，單長宗、張泗漢、周道鸞和人民大學教授高銘暄、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審判員解士明、于連澤組成編寫組。高銘暄、單長宗兼任副主編。

一個既有著名刑法學者又有豐富司法經驗的實務專家組建的編寫團隊就這樣成立了，并且立即投入了寫作“戰斗”。在教材撰寫過程中，編寫組除了高老師外，其他五名共產黨員集中離崗寫作。根據作者自身研究的走向和特長，幾人對教材寫作做了分工。

1985年8月上旬，《中國刑法講義》完稿，編寫組成員分赴山東、北京等地法院，征求并聽取修改意見。10月，經再次修改后按上、中、下三冊印發給業大首批三萬余名學員學習試用。

經過三年的教學檢驗，這本教材深得廣大學員的好評，大家愛不釋手。1988年，國家教育委員會還委托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對本書進行了分析評估，認為該書“突出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正確闡明了這門法學課程的基本理論、立法精神以及司法實踐的新情況、新經驗，分析比較深入。這一點是這門教材的突出特點，并優于普通高校編寫的教材”。

后經過兩次修訂，一次重新組織編寫，這部后來稱為《中國刑法教程》的書成為刑法的著名經典教材。

△《中國刑法講義》編寫組全體成員在青島合影 后排右一為張泗漢

從組織法到刑訴法、刑法的修改

1992年夏，最高人民法院根據中共中央（1992）7號文件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要求，成立了人民法院組織法（修改草案）起草小組。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林準要求張泗漢負責起草小組的工作。

當時，起草小組一方面全面收集起草的有關研究資料，另一方面分赴各地廣泛進行調查研究。當年9月，提出修改初稿，爾后組織11個省市法院研究室的同志進行討論，下發全國各高級法院征求意見。又經第十六次全國法院工作會議、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和最高法院咨詢委員會討論，并兩次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就修改的有關問題交換看法。同時，還分別在北京、沈陽與部分高級法院負責同志和法學專家、學者進行研討、論證。

起草人民法院組織法的修改草案，經過近兩年的反復討論研究，先后改出了15稿。擱淺多年后，人民法院組織法于今年再次修改。

1994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要求，先后成立了刑事訴訟法和刑法兩個修改小組，領導決定由張泗漢負責前一小組，并參加后一小組的工作。這年2月，先行修改刑事訴訟法。從調查研究入手，修改小組多次召開地方三級法院專題座談，并廣泛聽取院內外專家、學者的修改意見。在總結刑訴法實施以來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吸收近年司法改革方面的新成果，參考、借鑒國外立法例，對刑訴法中涉及審判工作的十七個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見。隨后，還多次在法工委的修改座談上，就取消收容審查、取消免予起訴制度、律師提前介入、庭審方式改革等幾個主要問題，修改小組陳述了修改意見。1995年11月，全國人大內司委、法工委召開了由政法實務部門和學界參加的大型座談會，就刑訴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見稿）進行廣泛討論。會上，張泗漢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發言。修改小組所提的大多數意見和建議被采納，為后來修訂的新法所吸收。

緊接著是刑法的修改，按照修改小組的安排，張泗漢多次參與地方法院的座談，收集、討論、研究《刑法修改草稿》中與審判工作相關的一些重點問題。還相繼參加了全國人大法工委召開的三次刑法修訂座談會，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刑法第五十九條二款應否取消、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單位犯罪、死刑的適用范圍、減刑假釋的完善、“三個口袋罪”的解決以及刑法篇章結構等問題，張泗漢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刑訴法和刑法的修正，是我國法治建設的一件大事。“兩法”修改小組為了讓更多人見證這段歷史，還撰寫了《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適用》和《刑法的修改與適用》兩部專著，分別于兩部法律修改通過的當年出版。

從“一本主義”到呼喊正義

改革開放，是改革史，是開放史，更是奮斗史。幾十年來，我國無數法律人的奮斗締造了共和國司法今天的輝煌成就，但在輝煌中，也有著沒有實現的些許遺憾。

說到這里，張泗漢想起了自己在改革開放初期出訪日本的經歷。1979年11月，張泗漢隨北京市法律工作者友好代表團一行，前往日本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第一次派遣法律代表團出訪日本，也是張泗漢有生以來第一次走出國門。這次出訪讓他大開眼界，特別是日本的司法給他的內心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和啟發。

張泗漢介紹說，日本的起訴是“起訴書一本主義”。也就是公訴機關在起訴時，除公訴書以外，不得向法院附帶任何可能導致法官預斷的證據或其他文書。起訴書一本主義其實是對抗式訴訟制度的產物，目的是防止法院在審查公訴案件時“先定后審”。

而這與我國當時的情況完全不同。張泗漢說，那個時候我國的法院，基本上法官把所有案卷看完后，心里已經對案子產生判斷了，庭審在很多時候是很表面化的，走個過場而已。并且，在法庭上，法官、公訴人基本上都是一頭的，一起針對被告人。可是在日本的法庭上，法官是完全中立的，話非常少。庭審中，都是公訴人和辯護人在對抗，在針鋒相對。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目前已經明確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但在張泗漢看來，審者判、判者審的目標還沒有完全實現。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到冤錯案的平反。再審維持死緩，又再審改判無罪，李錦蓮案艱難平反背后，站著四位老人，上世紀50年代，他們畢業于贛江江心上的“白鷺洲中學”。其中之一就是張泗漢。

“張泗漢學兄：您好！我這樣稱呼您是因為我來自白鷺洲。”2013年5月，檢察官章一鵬給時任國家法官學院教授張泗漢寄去掛號信：“您也這么大年紀，實在不想打擾您。我已走投無路，心中不平。”律師朱中道更直接上北京，拜訪這位比他更年長的老法律人。

李錦蓮案背后有他多少功勞，張泗漢不愿多說。“朱律師是我校友，他入學的時候我已經畢業了。他來北京找我，講到這個案子，我就提了一點專業意見。”張泗漢當時對媒體說，“我沒有向最高法打招呼、反映情況，這是不允許的。”

2014年5月23日，張泗漢、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等5名法學家在北京開研討會，就李錦蓮案的事實認定問題進行了法律論證。他們達成共識：此案屬于典型的“證據不足，不能認定李錦蓮有罪”的存疑案件。如果能獲重審，再審法院應作出無罪判決。此后，該意見書被呈送到最高法院。

2017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再次對李錦蓮案進行再審。

2018年5月18日，李錦蓮“毒糖殺人”案在江西省高院第二次再審開庭。6月1日，李錦蓮“毒糖殺人”案二次再審宣判，判決李錦蓮無罪。

張泗漢是杰出的“筆桿子”，更是有著滿腔熱血和正義情懷的法律人。他的司法歲月，是與教學和學術研究分不開的。而讓我們感到欽佩的，除了他作出的貢獻，更有他腳踏實地、勤勤懇懇的做事風格。正是這些汗水和勞動，讓他成為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法律人的好榜樣。

｜采訪手記｜

早在1951年秋，張泗漢就曾經給母校代過小學算術課。臨近大學畢業的那個學期，他在北京31中學勤工儉學，教過三個月政治課。可以說，教書育人的種子早早埋下，而誰又能想到他的一生就和教學研究分不開了。他說，自己的一生很平淡，沒有什么傳奇的經歷。然而，他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法律人才，他們已經是法院系統的中流砥柱。而他寫的書，更是讓無數法律人從中受益。我想，這就是看似平淡的工作中蘊含的巨大能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