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述工作室

執筆 ashes of time

-說明-

2022年底，本工作室完成了一個翻譯項目《美軍方：美國如何支持對手國家的“反對派”來搞亂（垮）對手——47個相關案例的回顧與總結》（中譯本標題系根據報告內容重擬），中譯本全文約12萬字。

以下是本報告的目錄和部分內容：

目錄

許述工作室引語：

未來我國解決臺灣問題，美國若干預，大概率不會只在臺灣搞事，很可能在中國周邊四處“點火”。這種事，美國過去就干過。眾所周知，美國當年在朝鮮投入重兵與中國人民志愿軍對壘；但鮮為人知的是，美國同時還在中國南部、北部、西部搞事，幾乎是四面夾攻了。打那以后幾十年，美國從未放棄，一直在中國周邊或明或暗落子布局，企圖圍攏困龍。臺灣是美國棋盤上最重要的一顆棋子，但絕不是唯一的一顆棋子。有朝一日，我若在臺灣出手落子，山姆大叔大概率會選擇性利用多年處心積慮的布局，多處落子應手……

下文摘自報告《美軍方：美國如何支持對手國家的“反對派”來搞亂（垮）對手——47個相關案例的回顧與總結》：

朝鮮戰爭期間，美國針對中國進行了三頭并進的秘密準軍事行動，試圖將中國軍隊和中國高層領導的注意力從朝鮮轉移，但最后都以失敗告終。經國防部長路易斯·A.約翰遜（Louis A. Johnson）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向總統推薦，行動由中央情報局牽頭執行。

哈里·S·杜魯門總統批準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針對中國的第一次秘密準軍事行動擬于1949年10月進行，但10月1日MZD宣布中國革命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國民黨政府已敗退到臺灣，杜魯門遂決定不再繼續行動。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朝鮮戰爭爆發。兩天后，聯合國（UN）通過第83號決議，建議聯合國成員國向韓國提供援助。6月28日，朝鮮人民軍攻入漢城（今首爾）。6月30日，杜魯門總統下令美軍加入“聯合國軍”，恢復朝鮮半島和平和戰前疆界。

1950年7月10日，時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約瑟夫?勞頓?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將軍研究了在中國進行秘密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然后向參謀長聯席會議（JCS）提交了一份絕密備忘錄，建議“由中央情報局政策協調處(OPC)在中國進行秘密準軍事行動，削弱中國共產黨增援朝鮮、進攻臺灣和支援越盟的能力”。7月20日，空軍參謀長霍伊特·范登堡（Hoyt Vandenberg）將軍在“對中國發起非常規作戰”的方案上簽字。四天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N.布萊德利（Omar N. Bradley）上將把方案提交給國防部長路易斯·A.約翰遜（Louis A. Johnson）。

1950年10月9日，美國第8集團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北上，十天后攻占平壤。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向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響入朝后的第一槍,正式拉開抗美援朝戰爭序幕，消滅俘虜了許多“聯合國軍”官兵。1951年1月4日，志愿軍占領漢城（今首爾），“聯合國軍”被迫撤到漢城以南40英里（約64.37千米）的防線上。

1951年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行了多次會議，討論內容包括杜魯門總統提出的“采取準軍事行動騷擾中國的可行性，以及采取行動激發中國國內的反共抵抗力量（包括利用國民黨力量）的可行性”。除了當時正在進行的針對中國的行動，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還列出了鼓勵中國境內建立抵抗力量根據地、組織和支援反共的中國游擊隊以及支援韓國游擊行動等幾條目標。當時，中央情報局分析師還準備了對中國現有和潛在抵抗力量的評估報告。

1月11日，分發給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的一份中央情報局備忘錄顯示，“盡管在中國某些地區可以無限期地保持某種程度的積極抵抗，但這種抵抗對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威脅，最多可能會轉移其注意力”。1月17日，中央情報局建議總統批準一項行動，立即提供所有切實可行的秘密援助，幫助中國有一定作戰能力的反共游擊隊。

中情局的建議并不是促使杜魯門總統采取行動的唯一原因，杜魯門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麥克阿瑟將軍一直認為，美國應該分裂MZD現有的支持者，強化中國的抵抗力量，制造比當前更大的分歧。”

1951年1月，美國發布國家情報評估(NIE)，稱中國是DC國家，一直在不斷鞏固權力。報告顯示，根據現有的一些證據，估計中國可能有多達70萬人參與包括游擊戰在內的積極反共抵抗，但中國具有強有力的安保控制，中國共產黨牢牢掌控軍隊，而且也沒有跡象顯示政府內部存在嚴重分歧。綜合研判，抵抗組織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不構成嚴重威脅。根據這份國家情報評估報告的說法，中國不僅有能力向朝鮮派遣更多的一流部隊，而且還保留了在越盟受到嚴重威脅時干預中南半島的能力。但報告也顯示，中國容易受到得到外部支持的抵抗力量的影響。

或許基于這份國家情報評估，杜魯門總統簽署了一項國家安全委員會指令，要求秘密支持中國的反共游擊隊。遵照該指令，中央情報局在中國境內開展了三項彼此獨立的秘密準軍事行動。其中第一項行動稱為“李彌計劃”，即利用1949年國共內戰失敗后從云南南部逃往緬甸的蔣介石國民黨軍隊殘部。當時，一些規模相當大的國民黨軍隊殘部越過邊境進入緬甸駐扎下來，其中最強的是李彌將軍領導的國民黨軍第97師，達1500人。李彌組建反共救國軍，集結分散的國民黨軍隊殘部和周邊的緬甸農民，在偏遠山區進行訓練。1950年底，李彌的部隊增加到約4,000人，但裝備簡陋。

李禰

圖注：淮海戰役中李禰（左一）和部下一起吃飯

李禰（1902-1973）：云南騰沖人，官至國民黨軍陸軍中將。從勤務兵起家，上過黃埔軍校，1927年曾拒絕朱德勸說故未參加南昌起義，后參與對紅軍的“圍剿”；抗日戰爭中參加過昆侖關戰役和中國遠征軍，松山戰役后升任第8軍軍長；1949年在淮海戰役中，國民黨軍第13兵團全軍覆沒，該兵團司令李禰化妝逃脫，后被蔣介石委任為第6編練司令部司令兼第8軍軍長，再后來又被派到緬甸組織國民黨殘軍，企圖反攻云南，遭到失敗后回到臺灣，直至去世（以上關于李禰的介紹非中譯本內容，由本工作室整理，供讀者參考）。

中情局政策協調處起草了一項提案，利用李彌的部隊進攻云南，希望借此激發云南民眾的進一步抵抗。中情局局長比德爾·史密斯（Bedell Smith）強烈反對這一方案，他認為中國有足夠的軍隊繼續在朝鮮作戰，同時應對入侵。杜魯門總統否決了史密斯的異議，指示進行該行動。

為了給李彌的部隊配備現代化武器，美國于1951年2月7日制定了一項名為“紙張計劃”的秘密空運任務，將武器彈藥從日本沖繩運送到泰國曼谷。原戰略情報局作戰小組成員艾爾·考克斯（Al Cox）負責整體行動，原戰略情報局第101特遣隊的謝爾曼·B·朱斯特（Sherman B. Joost）負責將武器彈藥從曼谷廊曼機場轉運到泰國北部，在泰國邊防警察的幫助下，將物資最終交付給李彌部隊。武器空投于3月開始，美國顧問也同期抵達。

李彌的部隊于1951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進攻云南，深入中國境內60英里（約96.56公里），不斷通過空投得到補給，并與云南當地反共游擊隊取得聯系。當這支部隊威脅到云南勐薩的一個機場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做出有力反擊，反共“救國”軍被趕回緬甸，損失慘重。1952年7月，李彌的一名部下率領12,000人再次進入中國，但仍未取得成功。第二次行動失敗后，中情局終止了“李彌計劃”。

第二項秘密行動始于1951年2月，主要是支援中國境內的親國民黨游擊隊。臺灣國民黨政權聲稱可以操控大陸約100萬異見人士，而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聯合情報小組評估，真正的異見人士數量更少，可能在60萬左右，但仍然十分可觀。盡管蔣介石這么說，但實際上他對大陸反共游擊隊可能幾乎沒有指揮控制權，而且也許只有不足半數的游擊隊員支持他。1951年1月17日的國家情報評估寫道：“國民黨能否在大陸動員民眾支持或指揮當前現有的游擊隊有效合作，均有待考究。”參謀長聯席會議聯合情報小組研判，美國為游擊隊提供支援可以加快進度，提高打擊效能，擴大游擊隊活動范圍。

臺灣南部有一個非常活躍的中央情報局站點，由前戰略情報局第101特遣隊指揮官陸軍上校雷蒙德·W·皮爾斯（Raymond W. Peers）領導。1951年3月，該站點組建了一支600人的特遣隊，執行訓練游擊隊、后勤支援和特種飛行行動等任務，并利用無線電臺和傳單進行輿論戰。行動同時在金門進行，中情局人員在美國海軍的掩護下行動。由于美國不想暴露自己和秘密行動有干系，進入中國的空中行動由民航飛行員駕駛沒有標記的飛機進行。民用航空運輸公司(CAT)是中央情報局參與出資的航空公司，總部設在臺灣，有時用來執行秘密任務，支援準軍事行動。美國空軍當時也提供了額外的支援。

1951年9月，第一批經過中情局政策協調處訓練的175名國民黨游擊隊員通過海路潛入中國大陸，首要任務是在大陸建立游擊根據地。登陸不久，首批隊員就遭到中國人民解放軍（PLA）打擊，全軍覆沒。第二次行動有200名游擊隊員參與，也遭遇同樣的命運。接連失敗使游擊隊決定放棄大規模行動，代之以沿海襲擊和破壞，取得一定成效。

盡管兩次行動均告失敗，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1951年12月下旬仍認為支持中國境內的反共游擊隊方案可行。事實證明，在中國境內跳傘滲透比從沿海登陸進行滲透還要困難。第一次行動于1952年3月15日至17日進行，四名特工肩負建立情報關系網和抵抗組織的任務，于日間飛往中國西部，空降后全部失聯。此后還進行了多次行動，包括滲透進內蒙古和外蒙古的行動，其中部分行動從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出發。

針對中國的第三項也是最后一項秘密準軍事行動，代號為“熱帶行動”，主要是支持中國境內反共但又非親國民黨的反共游擊隊。這股勢力被稱為“第三勢力”，該行動對國民黨保密。美國尤為看重與朝鮮相鄰的吉林省和遼寧省，準備將訓練有素的游擊隊員空投到中國東北地區，負責在當地招攬異見人士、收集傳遞情報、營救被擊落的美軍機組人員。游擊隊則通過空投獲得補給。

1951年，美國開始在香港為“第三勢力”招募人員，將其帶到位于塞班島的政策協調處綜合訓練中心，接受空降和游擊戰訓練。

1952年，“第三勢力”行動受挫。由張載文率領的四人特工隊“文隊”于7月空降潛入吉林省，一個叫李軍英的特工作為觀察員隨“文隊”潛入，于當年10月通過無線電通知他已準備好返回。當時，政策協調處發明了一種新方法，飛機可以在飛行中接載封鎖區地面上的特工，稱為“空取”。“空取”李軍英的時間定為1952年11月29日。

兩名接受過“空取”訓練的民用航空運輸公司飛行員斯諾迪和施瓦茨將駕駛C-47飛機執行“空取”任務。中情局官員約翰·T.唐尼（John T. Downey）和理查德·G.費克托（Richard G. Fecteau）也乘坐飛機一同前往。但實際上，李軍英當時已經被中國抓獲，要求返回的無線電消息是中國官方發出的，換句話說這是個陷阱。飛機為接人進入低空時，被中國擊落，斯諾迪和施瓦茨當場死亡，唐尼和費克托被抓獲受審。唐尼被判處無期徒刑，費克托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后兩人均于20世紀70年代初獲釋。

就在唐尼和費克托被抓獲前三周半，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贏得壓倒性選舉勝利，成為新一任美國總統。隨著政府更迭，美國支持抵抗運動的形式、范圍和強度也發生了變化。正如馬庫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所言：“杜魯門時代的遏制政策在艾森豪威爾時代的邊緣政策中得到強化。”除了支持伊朗和危地馬拉的政變，白宮還準備在西藏和印度尼西亞實施激進的支持抵抗運動的行動。

朝鮮戰爭期間針對共產主義中國的秘密準軍事行動，并未給中國造成多少損失，但對美國及其代理人來說卻代價高昂。僅在1951年至1953年“第三勢力”行動中，212名特工潛入中國，其中101人死亡，111人被俘，多數人潛入后被迫投降，部分人被當地“憤怒的農民”殺害；5名美國人死亡（3名B-29機組人員以及斯諾迪和施瓦茨），13名美國人被俘。

“許述工作室”創始人簡介

許述，軍事學博士，曾在戰區級機關工作，出版專著《這才是美軍》和《兵道》（解放軍中將王洪光等推薦）， 2019年成立工作室，專注于研究美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