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曲代表作家馬致遠的文學作品中飽含著濃厚的隱逸思想，其中包括儒家的明哲保身、道家的否定棄世、以及修身養性的全真教，而這些隱逸思想的出現與特殊的時代背景、個人生活經歷以及隱逸文化傳統息息相關，與陶淵明和同時代的馮子振相比，他的隱逸思想別具一格，因而其文學創作也極具代表性，蘊含著深層文化意蘊。

關鍵詞：馬致遠 文學作品 隱逸思想

引言

法國哲學家丹納在其著作《藝術哲學》中系統地提出了種族、時代、環境三要素說，對于進一步推動文學理論的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意義。其中環境又包括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家庭環境則隸屬于人文地理環境，對于作家創作風格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馬致遠是元代杰出的散曲作家，被稱為“元曲四大家”之一。受到家庭教育的原因，馬致遠早年深受儒家學說的影響，自幼飽讀詩書，醉心于追求功名利祿，向太子孛兒只斤·真金獻詩后，如愿謀得一官半職。

只可惜，當了二十年官，馬致遠也沒有得到朝廷的重用。不僅如此，后來馬致遠仕途遭挫，壯志未酬，晚年心灰意冷之下，只得隱居于杭州。而馬致遠在仕途失意時期所作的散曲和雜劇作品中，體現出了對元朝統治者的極度失望，以及十分強烈的隱逸傾向。

在馬致遠的散曲和雜劇中時時流露著對隱逸生活的向往，而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儒家明哲保身、道家否定棄世以及全真教修身養性的思想，這些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馬致遠個人的生活經歷以及隱逸文化傳統息息相關。

而自稱“東籬”的馬致遠并沒有陶淵明的那種完全忘卻塵世紛擾的灑脫，“東籬本是風月主，晚節園林趣”也只是功名無望后的自我慰藉，他的內心依舊是渴望出將入相。同樣，他也沒有像同時代相差不到幾歲的馮子振那般真正意義上的歸隱，反而是在仕與隱的矛盾中掙扎，一生不得安寧。

一、 隱逸思想在馬致遠文學作品中的體現

馬致遠散曲現存小令115首，套數22套，殘套4套，大都抒寫郁郁不得志的苦悶之情和隱居山林的田園之樂。而其創作的雜劇共十五種，現存七種，亦多描寫不滿社會現狀、厭惡功名利祿、向往隱逸生活。與此同時，馬致遠在仕途失意和隱居后所寫的散曲和雜劇中的許多篇從不同的角度描寫了隱逸生活，其中傳達出了不同的思想和情感，表達出了作者既向往隱逸又懷才不遇的苦悶和矛盾心情。

（一）儒家隱逸思想

馬致遠從小深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立志報效國家，渴望建功立業。可不幸的是，馬致遠命途多舛，一生仕途不順，其一腔熱血和才華無處施展，因而歸隱之心愈加強烈。到了晚年，落寞隱居于杭州，“東籬本是風月主，晚節園林趣“可以說是其晚年隱逸生活的真實寫照。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以看到傳統儒家隱逸思想的影子。

孔子”隱居以求其志“的思想，是懷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選擇，亦是對現實社會的反抗，因而孔子的隱逸思想更容易被接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后世文人所提倡，成為他們入仕的一大手段。因此，馬致遠也繼承了孔子明哲保身的隱逸思想，并在自己的散曲和雜劇作品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其組曲《四塊玉·恬退》第四曲“酒旋沽，魚新買，滿眼云山畫圖開。清風明月還詩債。本是個懶散人，又無甚經濟才，歸去來。”最直接、充分的表達了作者厭惡當朝統治可又無可奈何，只能歸隱山林、飲酒作樂，直接、充分的體現了自己對歸隱生活的贊美。再如“林泉隱居誰到此？有客清風至。會作山中相，不管人間事。爭什么半張名利紙！”（【雙調】清江引·野興）更是直接表露出了對隱逸生活的向往和對功名利祿的蔑視。

而在他的雜劇中，也加入了為了躲避禍患、歸隱山林的思想。不論是神仙道化劇還是隱居樂道劇，最后歸隱者的結局大都是歸隱山林，被度脫者走向了神仙方外世界。如《西華山陳摶高臥》中的陳摶拒絕為官，堅持歸隱山林，而陳摶的所作所為，正是馬致遠對官場黑暗、仕途險惡的清晰認識，以及對歸隱生活的無限向往。

馬致遠的神仙道化劇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在看清黑暗、丑陋的社會現實后，才走向神仙方外世界的。如《邯鄲道省悟皇糧夢》中的呂洞賓、《馬丹陽三度任風子》中的任風子、《呂洞賓三醉岳陽樓》中的柳樹精和梅花精都是被度脫后去往了方外世界。

可對于馬致遠而言，他長期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熏陶，因而出仕是他的自覺追求，可現實的黑暗、官場的污濁，使其為官二十年，依然沒有得到朝廷的重用，才華和抱負無法施展，只能借散曲抒發自己壯志未酬的哀痛之情。

例如“擔頭擔明月，斧磨石苔且做樵夫隱去來。柴，買臣安在哉？空巖外，老了棟梁材！”《金字經·樵隱》，此散曲前三句著重描寫其歸隱后的田園生活，可一想到自己功名未就，只能埋沒在深山老林，頓時萌發了懷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憤懣之情，而“登樓意，恨無上天梯”更是抒發了馬致遠壯志難酬的悲痛之情。

由此可見，馬致遠一方面故作曠達，一心追求安逸的隱逸生活，另一方面又被現實的功名利祿所羈絆，內心一直無法割舍仕途，一生都徘徊在出仕與入仕之間，而這種仕與隱矛盾思想的交織，也決定了馬致遠悲劇的一生，“困煞中原一布衣”是其真實的內心寫照，何其悲哉？

（二）道家隱逸思想

與儒家的積極入仕思想不同，道家否定棄世的思想主張無為而治，追求清凈無為的精神世界，更注重個人的人生價值。而深受老莊思想影響的元代的全真教，是對道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強調修身養性，為元代一大批文人提供了文學避難所，也對馬致遠的文學創作產生的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在其文學作品中表現的更為明顯。

具體而言，馬致遠在散曲中通過對歷史人物豐功偉績的否定，否定了現實生活中的功名利祿、榮華富貴，充分肯定了及時行樂的重要性，大都抒發厭世、棄世之情，追求安靜的田園生活。如（【雙調】慶東原·嘆世）中通過描寫楚霸王興衰成敗的一生，發出了人生無常的感慨，一代英雄卻落得個窮途末路，還不如追求田園生活，及時行樂，忘卻人間惆悵事，何其快哉？

在整個封建王朝而言，元代文人的命運最為坎坷，大都“九儒十丐”，可見當時元代文人的地位相當低下，不再是受人尊敬的天之驕子，極大的地位落差讓元代文人憤憤不平，尤其是入仕無門，更讓文人知識分子倍感哀怨。因此，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折射出當時元代社會的黑暗，為文人鳴不平，排出自己心中的憤懣之情，抒發了淡泊名利、萬事轉頭空以及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

而馬致遠通過對文人命運問題的關注，表露出了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如在雜劇《半夜雷轟薦福碑》中，就將文人仕途受阻、壯志難酬的辛酸呈現的淋漓盡致，馬致遠亦是眾多文人中的一份子嗎，他也無法逃脫悲戚的命運。

除此之外，馬致遠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還表現在感嘆人生的短暫，倡導人們需及時行樂，追求人生的個人自由，如“紅日如奔過隙駒，白頭漸滿楊花雪，一日一個渭城客舍。”（【雙調】撥不斷”，以及“百歲能歡幾時價，可惜韶華過了他。”（【雙調】新水令）皆是如此。

元朝統治者諸多的橫征暴斂，導致民不聊生。而馬致遠在雜劇中所塑造的黑暗的現實社會和神仙方外世界，實際上就是對元朝統治者的蔑視和反抗以及對現實社會的不滿。

例如在《漢宮秋》中，馬致遠便寫出了在雙方實力懸殊的情況下，王昭君無奈遠嫁匈奴的悲劇故事。《漢宮秋》的創作是基于元朝這一特殊朝代，眾所周知元朝統治者入主中原后，文人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再加上當時漢人處于社會底層。同時隨著蒙元統治者南下，大多漢族女子淪為奴隸，引起了馬致遠的深思，便賦予了王昭君出塞故事新的意義，用筆桿子反抗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這正是馬致遠文學作品中所展現出的現實主義人文關懷。

神仙方外世界是相對于元朝的黑暗現實社會來說的，因此神仙道化劇中凡是有仙緣的都被度脫去了神仙方外世界。如《黃粱夢》《岳陽樓》《任風子》中的被度脫人大都走向了虛幻世界，是對現實失望不已的作者所描繪的理想社會，與隱樂道劇《陳摶高臥》中的山林生活相比，可謂是一個逍遙自在的仙外世界，馬致遠通過夢境的描述表現了“人生如夢”的思想，與其苦苦追求功名利祿，還不如歸隱田園，過著自由自在的世外桃源生活，同時，也展現了元代文人的極度苦悶之情。

馬致遠本為儒生，長期受到儒家傳統思想的熏染，使得其具有“濟世救民”的思想，而后期受全真教的影響，又使其具有了濃烈的歸隱思想。雖然儒道隱逸思想在馬致遠的文學作品中的體現方式不同，但無一例外都體現了馬致遠的壯志未酬以及仕與隱的矛盾心理。

二、馬致遠文學作品中隱逸思想出現的原因

在馬致遠文學作品中之所以有大部分皆來抨擊現實的黑暗，明確表達自己的歸隱傾向，一是元代特殊的時代特征和政治氛圍造成的，二是和他獨特的個人經歷有關包括性格、所受的教育等等，三是和整個中國的隱逸文化傳統息息相關，一定程度上來說，馬致遠是整個不得志的元代文人的一個縮影。

（一）時代背景

元代社會混亂，政治腐敗，科舉制度幾度被廢止，對于傳統文人來說，“修身治國平天下”是每一個寒窗苦讀的儒生夢寐以求的入仕之路。而蒙元社會對儒生的高壓打擊政策，使得元代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連平民都不如，他們空有一腔熱血和才華，卻遲遲得不到施展，巨大的地位落差促使文人們產生了強烈的不滿和憤懣。

于是，面對人生無常，仕途不順的境遇，他們便發出了人生短暫、及時行樂的感慨，形成了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進而追求安然自得的隱逸生活。而正如馬致遠一樣，他們雖然歸隱山林，卻自始至終都放不下仕途，所以在散曲和雜劇中竭力諷刺元代統治者的殘酷和現實的黑暗。因此，仕與隱的矛盾正是這種特殊的政治和社會文化造成的。

元代現實社會的黑暗、官場的污濁，致使馬致遠為官二十年，遲遲沒有得到朝廷的重用，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華、實現自己的偉大抱負，郁郁不得志之情溢于言表，因此，只能借散曲抒發自己的憤憤不平走氣，如“窮，男兒未濟中，風波夢，一場幻化中”《金字經·絮飛飄白雪》，“柴，買臣安在哉？空巖外，老了棟梁材”《金字經·樵隱》，連朱買臣都得到了重用，自己還在深山老林砍柴度日，則是直白的表露了馬致遠追求功名、壯志未酬的悲痛之情。

（二）個人經歷

馬致遠出生于一個家境優渥且文化氛圍濃厚的家庭，因家庭教育的原因，馬致遠早年深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年輕時熱衷于功名利祿，曾經向太子孛兒只斤·真斤獻詩做了官，因而他在這一時期的作品有著積極向上的基調，直接表達了自己對成就豐功偉業的渴望。

不幸的是，至元二十二年，太子孛兒只斤·真金去世，馬致遠被調離京城任江浙行省務官，當了一個小小的地方文職小官。仕途受挫的馬致遠，這一時期的思想主要以道家的消極避世為主，作品主要以揭露現實的黑暗和表達對隱逸生活的向往為主。而在晚年隱居杭州后，他的作品中更是出現了大量描寫安逸的隱居生活的內容。

馬致遠為官二十年，卻一直郁郁不得志，雖然他極力的描繪自己對隱居生活的向往，可他仍然割舍不下對仕途的熱愛，顯示出既向往隱逸又懷才不遇的苦悶、矛盾心情。如“夜來西風里，丸天凋鶚飛。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樓意，恨無上天梯”《金字金·夜來西風里》則是強烈的表達了自己懷才不遇的情緒。

正如在著名的《天凈沙·秋思》中所描繪的“古道西風瘦馬”圖景，“西風”這一意象自古以來本就有身世悲涼之意，而“瘦馬”則更添悲劇意味，足以見得作者身世的悲涼，末句更是直接點明了作者仕途受挫、一腔熱血皆被西風吹散的無限悲慨和憤懣。

（三）隱逸文化傳統的繼承

中國的隱逸文化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在諸侯混戰之中，儒道思想中的隱逸文化初見端倪，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獨具各自特色的隱逸文化。儒家以孔子為首，形成了“隱居以求其志”的隱逸文化，主要包括避世遠禍、明哲保身，在孔子看來歸隱只是由于國家無道或自己的才能抱負得不到施展時的一種暫時的權宜之計。

孔子的這種隱居以求其道“的歸隱方式受到了后世不得志文人的青睞，歷來都是文人士大夫的主流選擇。而道家“否定棄世”的思想，卻為失落文人給予了一座避難所，促使文人觀照內心的自我，從而關注自我的生命意識。

到了元代，社會黑暗，官場腐敗，儒化和世俗化結合的全真教應運而生。蒙元統治下的漢族文人，想要通過科舉做官的道路已經被阻斷，只能轉而尋求自我的生命意識。因此，文人在全真教中尋找生命的真諦，用避世隱逸來獲取精神的解脫。再加上而全真教濃厚的世俗化氣息的觀念被元代文人普遍接受，形成了元代特有的隱逸文化。

雖然馬致遠的神仙道化劇表現的是道家的否定棄世的隱逸思想，隱居樂道劇表現的是儒家的避世遠禍的隱逸思想，但他們遠離現實社會，追求隱居的世外桃源生活，主要的目的還是避世遠禍，尋求自我生命意識的安寧。因此，馬致遠文學作品中的隱逸思想是對傳統隱逸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是有元一代隱逸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有元一代懷才不遇文人的真實寫照。

三、馬致遠隱逸思想與陶淵明、馮子振的比較

馬致遠晚年隱居于杭州鄉村，自號“東籬”，表明自己效法東晉陶淵明，追尋其“采菊東籬下”的隱逸之趣，嘗自稱“東籬本是風月主，晚節林園趣”，但其內心從未忘卻對世俗功名利祿的追求。

馬致遠在元代特殊的時代氛圍中極力彰顯道家隱逸文化精神，形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元代文人特有的“后陶淵明情結”。只不過，與同時代的文人馮子振相比，他的隱逸顯得頗為無奈，一直在仕與隱之間苦苦徘徊、掙扎，始終跳不出入仕與歸隱的怪圈。

（一）與陶淵明比較

馬致遠寫了大量的退隱曲，極力表明自己的“后陶淵明情結”，以“退隱”為題的散曲就有多首，皆高聲吟詠自己隱居后閑適恬靜的生活。如“菊花開，正歸來，伴虎溪僧、鶴林友、龍山客。似杜工部、陶淵明、李太白……”（《【雙調】調拔不斷·歸隱》）就表達了自己強烈的歸隱之心，而在《恬退》中，馬致遠則反復吟唱“歸于來”：“紫蟹肥，黃菊開，歸去來”；“本是個懶散人，又無甚經濟才，歸去來”；三頃田，五畝宅，歸去來”。

乍一看，馬致遠的隱逸生活的確有著陶淵明式的閑適，種田、飲酒、賞菊、賦詩、游山玩水，但仔細推敲一番，只覺馬致遠隱居的背后實則更多的是對現實社會極端苦悶和絕望。從他的十七首“嘆世”散曲就可以看出他報國無門的苦悶，如在《【雙調】慶東原·嘆世》反復呼喊“不如醉還醒，醒還醉”，看似豁達實則表達了自己的無可奈何，所以并非是一個真正內心平靜曠達的隱居文人，因而他的歸隱和陶淵明的歸隱從根本上來說是有著根本的不同。

雖然陶淵明辭官歸隱也是出于對現實的無奈，但主要還是自我內心的覺醒，因而陶淵明的隱逸既不冷漠避世，也不怨氣重重，是真正意義上重新獲得了精神的獨立。他的山水田園詩讀來讓人只覺淡泊沖和，沒有一絲的矯揉造作，真正的放下了塵世喧囂，回歸了自我心境的平和。

反觀馬致遠，盡管他在辭官歸隱后寫了大量閑適題材的作品，但他的憤懣之情卻時有出現，曠達之中有一種“玩世”的虛無感。由此可見，他的歸隱是不得已而為之，極力強調隱居的快樂恰恰說明他不甘于隱居，不甘于做一個無所作為的隱士，如“林泉隱居誰到此，有客清風至，會作山中相，不管人間事，爭什么半張名利紙”（《【雙調】清江引·野興》），此曲雖然表現出不慕名利、消極厭世，安然自得，實則只是在發牢騷中尋得自我安慰。

總的來說，馬致遠的文學作品頗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元代文人的內心矛盾和思想苦悶，并由此折射出元代特殊的時代文化。

盡管他的歸隱更多的是出于無奈且一直不甘于此，但他強烈的個體生命意識對于后世文人和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清初文人的散曲中也繼承了馬致遠散曲中的避世隱逸思想，在散曲在中注入避世隱逸的思想成為他們排解自我情緒、尋找精神寄托的最佳方式，清初文人以“避世遠禍”為主題的散曲，以“悲愴”的基調抒發了對故國的懷念和對山水田園生活的無限向往。

（二）與馮子振比較

馬致遠雖然想要盡情享受山林，卻時時刻刻都被世事所糾纏，雖然竭力想做一位曠達的隱士，卻做不到真正的歸隱，一直在仕與隱的矛盾中苦苦掙扎。而他的一些恬退嘆世的作品更是直接表露出雖然身居田園，卻渴望功成名就的矛盾心態，如“空巖外，老了棟梁材”《南呂·金字經》，“登樓意，恨無上天梯”《金字金·夜來西風里》，足以見得這位失意文人是多么地渴望功名仕宦，他隱居的背后是多么憤懣與辛酸，這是馬致遠個人的悲哀，亦是元朝那個時代的悲哀。

與馬致遠相比，同時代馮子振可以說是“后陶淵明情結”的真正踐行者。馮子振，元曲名家，湖南攸縣人，自幼勤奮好學，只可惜直到47歲那年才中了進士，可謂是“大器晚成”，所幸的是，元朝廷非常重視他的才學，他先是成為了集賢院學士、侍制，后先后繼任承事郎、連任保寧、彰德節度使，可以說他的仕宦生涯相較于馬致遠來說是比較順遂的。

直到元世祖駕崩后，馮子振才被迫離職南下，開始了無拘無束的流浪生活。和馬致遠一樣，馮子振也經歷了官場的失意，但他并沒有像馬致遠等一些文人一樣深陷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而是正視自己的地位，及時地調整自己的心態，所以在他的恬退嘆世之作中的隱士大都是身體和心靈皆歸于山林的，真正的做到了隱居。

正因如此，馮子振的嘆世隱逸之曲與馬致遠的截然不同，以他的小令【正宮·鸚鵡曲】為代表：

孤村三兩人家住，終日對野叟。說今朝綠水平橋，昨日溪南新雨。（幺）碧天邊巖穴云歸，白鷺一行飛去。便芒鞋竹杖行春，問底是青簾舞處？《野渡新晴》
沙鷗灘鷺依住，鎮日坐釣叟綸父。趁斜陽曬網收竿，又是南風催雨。（幺）綠楊堤忘系孤樁，白浪打將船去。想明朝月落潮平，在掩映蘆花淺處。《漁父》

由以上兩首小令可以看得出來，馮子振的嘆世隱逸之曲大都極力描繪田園風光的和諧優美，為的就是襯托元代官場的黑暗與險惡，而這正是他經歷黑暗官場后的切實感受，亦是對現實仕宦生活的否定。當然，馬致遠和馮子振的散曲與小令之所以會有這么大的差異，主要是與他們的人生經歷和個性氣質有關。

馮子振雖然和馬致遠一樣都經歷了從熱衷功名到隱退的人生經歷，但兩人的人生經歷實質上還是有所區別，馮子振要比馬致遠幸運的多，他畢竟曾經在官場上順風順水，受到元世祖的賞識不說，還多次為大長公主作題畫詩，地位之高可見一斑。

或許是馮子振所追求的他都擁有過，所以他在離職后并沒有像其他散曲作家一樣沉浸于失意中無法自拔，反而是能夠真正潛心于詩文、書法創作。盡管他的散曲并不像同時代的馬致遠等大家相媲美，但也代表了一批像他一般境遇的知識分子的心態。

再反觀馬致遠，他一直熱衷于功名并持之以恒的努力著，卻遲遲不得志，最后歸隱也是無奈之舉，所以即使是遠離官場仍然心存牽掛，兼濟天下的意識讓他一直在仕與隱之間掙扎，郁郁不得志之心揮之不去。

而馮子振作為元朝特有的幸運者，他在看清官場的污濁后毅然隱退，早就拋卻了俗世的羈絆過上了輕松自在的隱逸生活。他們同一題材的散曲代表了兩種不同的人生意趣，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元代多元的社會文化。

結語

馬致遠盡管在作品中多次把陶淵明當作自己的所追求的隱逸生活的模范，但他始終都沒有從塵世的紛擾中完全脫離出來。他有著濟世之志，將自己比作“九天雕鶚飛”和“朱買臣似的”棟梁材”，可當了二十年官，仍然只是一個江浙行省務官，而“半生逢場作戲，險些誤了終焉計”，“世事飽諳多，二十年漂泊生涯”等曲句中可見，他的為官生涯也不得意。

雖然馬致遠無奈隱退，又在仕與隱的矛盾掙扎中痛哭不已，但正是因為這樣的內心博弈，才使得其寫下了許多藝術性極高的嘆世隱逸曲，因而成就了其“曲狀元”的地位。

馬致遠文學作品中既有儒家避世遠禍、明哲保身以及濟世救民的的隱逸思想，也有道家否定棄世的隱逸思想。而馬致遠在特殊的社會氛圍中極盡彰顯道家的隱逸文化精神，竭力表明歸隱生活的恬靜、安逸，實則是為了抒發自己郁郁不得志的苦悶之情。

總體來說，在眾多的元雜劇作家中，馬致遠的文學創作頗具代表性的反映了那個時代文人的內心矛盾和思想的苦悶，進而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文化特征，他在逍遙山林中抒發理想，盡管他的歸隱更多地是出于無奈，但他強烈的生命意識與抗爭精神對后世文人的藝術人生和文學創作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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