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四世三公的袁紹家族聲名顯赫，成為當時最強大的軍閥集團，最有可能在軍閥混戰、逐鹿中原中獲勝。可在官渡之戰中，袁紹雖擁兵幾十萬，良將千員，謀士無數，但卻在與曹操的角逐中一敗涂地。縱觀袁紹生平，其失敗并非偶然，究其根本，則是不諳用人之道。

關鍵詞：袁紹 衰落 管理學

引言

東漢末年，外戚和宦官專權，大權旁落，引發了浩浩蕩蕩的黃巾起義，為平息叛亂，各地擁兵自重，造成漢末社會力量轉變，而后發展成為了龐大的家族勢力。四世三公的袁紹家族，以經學起家，聲名顯赫，隨著皇權的衰弱而逐步取得割據政權，天下十三州，袁氏獨得四州，成為當時最大的軍閥集團。

袁紹作為世家大族的代表，出身名門并且擁有雄厚的政治資本，有著超群的才干以及優良品德，身邊聚集了許多能人異士，憑借謀略奪取冀州，又南征北戰占據了青州、并州和幽州，統一河北，達到個人巔峰時期。

可惜的是，袁紹終究不是一個成功的管理者，在用人方面存在著較大的缺陷，在官渡大敗后，袁紹發病身亡，袁氏家族敗落，最終被曹操所滅，本文將從管理學視角就袁紹的管理失策原因進行分析，希望管理者能以此為鑒，吸取經驗教訓，并且從中總結管理用人之道。

一、管理者應具備的素質

（一）管理者應細心觀察、知人善任，避免人才流失

袁紹陣營之中，不乏謀士，而且高端謀士如云，但是每每遇到做決策或者決定的時候，各位謀士都是各抒己見，沒有統一的解決方案。袁紹在此時就會失去了主心骨，變得不知所措，往往優柔寡斷不知道該聽誰的計策。長此以往，不僅會使得袁紹在陣營中失去領導的威嚴，同時還使得袁紹軍營失去了進攻曹操軍營的良好戰機。

由于袁紹表現寬宏，但心胸過于狹隘，不能容人，往往只會盯住一個人的小過和細節，而不注重一個人的大節和才能，從而造成大量人才流失，夜奔曹營、曹操赤腳相迎的許攸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例如袁紹在起兵之初，田豐在獄中進言，田豐的分析與當時的情況很符合，但是由于袁紹剛愎自用，對這些正確的建議不采納，還剝奪了田豐的人身自由，最后還殺了田豐，在袁紹兵敗之際，很是需要謀士相助，但是袁紹自己的心胸過于狹窄，最后痛失將相良才，將自己置于死地。

袁紹雖然吸納了眾多謀士為其出謀劃策，但其有才而不用，有謀而不斷，總在關鍵時刻錯失良機。同時袁紹自身存在“多謀少決”的個性也最終導致其在官渡之戰中慘敗于曹操之手，將一手好牌打得稀爛。自此，袁紹家族和軍閥集團逐漸衰落。袁紹自身存在“多謀少決”的個性也最終導致其在官渡之戰中慘敗于曹操之手。例如當時漢王朝早已名存實亡，各個州郡均打著義兵的旗號割據一方，無心再效忠漢室。漢獻帝僅為朝廷象征，唯其皇室名號對動蕩的社會還有一定的感召力。

公元195年，漢獻帝被郭汜等人追逼。沮授力勸袁紹“西迎大駕”，以“挾天子而令諸侯”。此時冀州已經平定，袁紹兵強馬壯，士子歸附。倘若他以輔助天子的旗號，迎取漢獻帝歸來，既可贏得賢良能臣的美譽，又可以號令諸侯，并且將擁有極大的政治資本。

可袁紹卻認為，漢室難以復興，若接天子回來，服從于皇帝則權小，不服從則違抗皇命，且漢獻帝為董卓所立，并非士大夫階層所承認的漢室正統，故不愿西迎天子。沮授幾番勸說，袁紹仍不采納，以狹隘眼光堅持己見，最終錯失良機，白白便宜了曹操之輩。

不久，曹操迎接漢獻帝回朝，以許昌為都，并“收河南地，關中皆附”。隨即曹操挾天子下詔于袁紹，責備他地廣兵多且私自拉幫結派，不思援救天子卻勤于攻伐他人。曹操用一紙詔書既震懾了袁紹，又揭露了袁紹奪權篡位的野心，打壓其氣焰并且肆意損害其名聲。

此時的袁紹宛如案板上的鯰魚，只能以罪臣口吻解釋，處境十分被動。隨后，袁紹想讓曹操把天子遷至鄄城，以對己有利，卻遭到曹操的果斷拒絕。至此，袁紹才領悟沮授的良苦用心，后悔不已。

如果說袁紹未“西迎天子”只是他謀劃不周，不致影響其宏圖大計，那在曹操討伐劉備時錯失偷襲機遇，則是袁紹最為失策的一大敗筆。公元200年，劉備背叛曹操，殺徐州刺史車胄，占領沛縣。曹操認為若不討伐劉備，他日必成后患，故派遣劉岱、王忠攻伐劉備，均以失敗告終，隨后曹操親自率軍討伐劉備。

此時，謀士田豐向袁紹進言，劉備作為曹操的敵人，即為我方盟友，理應援助，若曹操與劉備交戰時，趁機襲擊曹操后方，必可一舉成功。怎奈此時父愛爆棚的袁紹，以小兒袁尚生病為由，竟然放任曹操舉兵討伐劉備，氣得田豐舉杖擊地大罵袁紹。事后，劉備兵敗，曹操重新占領沛縣，凱旋并駐守官渡。此時，袁紹才開始著手謀劃攻打羽翼漸豐的曹操，其“謀略”著實令人難以理解。

《三國志·魏志·楊阜傳》中，楊阜曾說:“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后事，令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必能濟大事者也。”當時，對曹袁二人觀點的還有郭嘉等人。在楊阜、郭嘉等人看來，曹之所以能滅袁，實因袁紹遇事不斷、少決所致。在我看來，袁紹遇事不斷、少決，是其性格使然。正因如此，原本強大的袁紹在同曹操的角逐中，機會不斷喪失，走向末路。

最后袁紹一敗涂地，成就了曹操官渡之戰以少勝多的傳奇。官渡兵敗后，本應釋放田豐，總結失敗經驗，重整旗鼓，繼續備戰，與曹操對抗。但袁紹失敗而歸，內心極其恨，猜想田豐會因此嘲笑他，便下令殺死田豐。

事實上，在袁紹兵敗之際，最是需要謀士相助，重要的謀士卻因為“強諫”而被殺害，這對袁紹集團內的謀士們的打擊是巨大的，在這等情形之下還有誰敢站出來去進諫，也正是如此導致了袁紹集團在官渡之戰中最終失敗。可見，袁紹眼光之短淺，心胸之狹隘，不聽忠言，反因猜忌而殺賢臣，最后痛失將相良才，無異于自斷手足，謀取天下更是無稽之談。

而反觀曹操，在官渡之戰中擊敗袁紹后，進入袁紹本部大營，在清點戰果時發現有眾多部下向袁紹表態站隊的信件。然而曹操卻沒有絲毫猶豫的一起燒掉，這種智慧與胸懷給了我們深刻的啟示：

首先，是管理者的藝術，燒毀投降箋，使得眾多的部下能夠從安心下來，更好的去做工作，更死心塌地的干下去，減少不必要的內耗。其次，看清形勢，形勢逼迫著人，人都有著趨利避害，自私自利的一面，在強大的敵人面前，前路看不到希望，考慮退路也是人之 常情，曹操正式看到了這點燒毀投降箋，收獲了人心。

袁紹因擁有人才之眾、長期處于順勢及其性格原因，又常常剛慎自用，不知人，不善用，導致人才的流失。他既不知沮授、田豐的忠智，也不知郭圖、審配、逢紀的奸詐，偏聽讒言，拒納善諫，造成人才的流失，最終導致官渡之戰的慘敗。

且不說曹操、劉備、呂布曾來相投，就說后來成為曹操左右手的郭嘉，就是先投在袁紹門下，“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后發現“袁公徒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于是轉投曹操門下。袁紹之敗，不在于地不大、兵不強、糧不足，也不在于缺乏足智多謀和忠直耿介之士，很大程度上在于袁紹集團內部派系斗爭，謀士不齊心、不團結，上下左右關系不和諧。

（二）管理者應虛心納諫、大肚能容，避免剛恒自用

袁紹早期立足不穩、實力較弱，尚能虛心納言，從而智奪冀州。然而，自從打敗公孫瓚統一河北后，袁紹則日益自傲，不納良言，喜好猜忌，其謀略有限又不善調兵遣將，終致失敗。官渡之戰前，謀士田豐、沮授均認為長年與公孫瓚的鏖戰，導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理應適時休養生息，整頓人馬和物資，修繕器械，厚積薄發。

而此時的曹軍兵強馬壯，不可輕視，完全可以趁此騷擾曹操邊境，使其不得安寧。袁紹卻未納良策，更是將犯顏直諫的田豐關押。不僅如此，袁紹甚至聽信奸人攛掇，認為沮授兼管內政及外軍，權力過大，會破壞了他滅曹的大事，于是又將沮授囚在軍中。

在出征官渡前，袁紹因個人無端“猜忌”及聽信讒言，關押謀士、分奪軍權，本就容易引起軍心不穩，更幻想一舉消滅曹操，傾全軍之力提前與曹操決戰官渡，這種做法過于天真，注定其會走向失敗。

官渡之戰開始時，沮授勸阻袁紹，顏良雖驍勇但性情急躁狹隘，斷不可獨當一面。袁紹認為顏良為河北名將，攻取白馬如手到擒來，堅持派顏良圍攻白馬。然而，曹操一招聲東擊西成功化解白馬危機，并“擊顏良斬之”。隨后，曹操又斬文丑，再擒二將，使袁紹軍中大震。袁紹閱兵書無數卻不善兵法謀略，擁眾多名將卻不善使用。

而郭嘉在面見袁紹之后說了這樣一段話：智者知道審視選擇跟隨的人，所以百發百全而建立功業的。袁紹只想單純模仿周公的禮賢下士，可是卻不知道如何合理的使用人才。喜歡謀略卻不能決斷，要與他共同拯救天下大難，建立霸王之業，著實不易！于是毅然離開袁紹集團。

在閑居數年之后，郭嘉轉投曹操集團，在與劉備集團對抗之際曾勸說曹操：“袁紹性情遲緩并且多疑，必然不能迅速趕來。劉備剛剛興起，民眾沒有完全歸附，迅速的攻打他一定能成功。這是存亡的關鍵，萬萬不可錯失良機”。曹操聽聞，立即采納了郭嘉建議，當即出兵東進，征討劉備，劉備失敗，只得投靠袁紹，正如郭嘉預料，袁紹并沒有出兵，正是郭嘉此次的良策，成功的化解了曹操兩面受敵的困境。

其實，官渡之戰時，袁紹仍然有兩次重要轉機，若能及時把握必能扭轉戰局。首先，雙方“相持百余日，河南人疲困”，眾多士兵背叛曹操而紛紛響應袁紹。面對如此大好局面，謀士許攸獻計，曹軍兵少且疲于抵抗，許昌必定空虛，可派兵奇襲許昌，成則迎天子伐曹，不成也可使其首尾不能兼顧，只是疲于奔命。然而，對此袁紹則不以為然，堅持與曹操正面開戰。其次，沮授建言，曹軍苦戰必缺糧草，恐其從后方抄襲搶掠糧草，應派兵支援保護糧倉烏巢。但袁紹仍舊不以為然，不納良言。

直到許攸投奔曹操，并獻計奇襲烏巢時，袁紹才捶胸頓足、懊悔不已，只可惜為時晚矣。之后，袁紹又拒絕了張郃火速援助烏巢的正確建議，采取了郭圖的方案，派遣張郃進攻曹操大營，只派遣少量的部隊救援烏巢。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爭斗進一步激化，張郃無奈之下只得率眾投降曹操集團，成為了壓垮袁紹集團的最后稻草。緊接著，在曹操集團的反攻。之下，袁紹集團土崩瓦解。

袁紹爭霸天下之所以失敗，很大程度上與他不能虛心納諫，剛慎自用密切相關。他身為管理者，三次拒絕采納部下的正確諫言，而且好像完全沒有發現任何的不對勁，一味地急功近利地要與曹操決戰。一拒田豐獄中冒死之諫。當時徐州已經被曹操攻破了，田豐因為在不恰當的場合，曾勸阻袁紹與劉備共商滅曹大事而被囚于獄中。

當田豐聽說袁紹將要進軍官渡，與曹操決戰時，他在獄中冒死進諫說:“今且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可袁紹不但不聽，反而大怒，不問緣由，想要將他斬首。二拒沮授緩兵御敵之諫。

當袁紹駐軍官渡北面之時，沮授進言說:“我軍雖眾而勇猛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沮授知己知彼的諫言，依舊不被采納，袁紹又勃然大怒，認為他想要壞了自己的滅曹大事，將他囚于軍中。

除此之外，袁紹還三拒許攸首尾相攻之計。當時曹操派往許都催糧之兵被袁軍抓獲，被綁著面見許攸。許攸向袁紹進言說:“曹操屯兵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曹可擒也。”毫無疑問，這正是消滅曹操的大好時機，袁紹卻疑心太重而不采納，白白錯過了戰機。

（三）管理者應法令有度、賞罰分明，避免任人唯親

袁紹本人出身豪門世族，又喜愛結交士人，在當時的士人階層有著非常高的威望，當時許多士人都紛紛投奔他，眾多名士輔佐，帳下亦是猛將輩出。同時經過多年的擴展，袁紹兼有青、幽、并、冀四州，有著龐大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經濟基礎好，用兵次數少，政局很是穩定，堪稱當時的第一大軍事集團。

作為管理者理應“禮治”和“法治”并行，才能保證團隊內部的穩定性。但袁紹本著儒家思想，對這些前來投奔的富家子弟采取厚待、寬縱的管理方法，甚至宣稱豪門世族“犯法不坐”。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袁紹如此縱容的管理方法，促使當時的豪門世族肆意妄為，到處為非作歹，爭奪田宅和財物。

例如袁紹的謀士許攸“貪而不治”，宗族豪強甚至“藏匿罪人，為通逃主”，一些地方的豪紳和州郡的官員相互勾結，紛紛逃避兵役和賦稅，迫使中小地主瀕臨破產，普通百姓更是苦不堪言，一時間階級矛盾空前激化。

在亂世中，袁紹依然采取“以寬濟夸”的管理政策，導致團隊凝聚力弱且各起異心。正如荀彧所言袁紹兵雖多，但法度不明，整個團隊猶如一盤散沙，失去了戰斗力。荀彧了解袁紹，一方面是因為他本身的才干，另一方面是因為他也曾是袁紹帳下一謀士，看透了袁紹"不足于謀"，后來才改投曹操。由此觀之，袁紹因法令不明，賞罰無度，不僅損失了像荀彧這樣的人才，也最終導致了自己的失敗。

袁紹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有部分是因為曹操的智囊團對袁紹以及袁紹集團十分了解，并對其進行了徹底的分析。這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曹操獲勝的信心，讓他更有籌碼與袁紹對抗。

荀彧了解袁紹，一方面是因為他本身的才千，另一方面是因為他也曾是袁紹帳下一謀士，看透了袁紹“不足于謀”，后來才改投曹操。荀彧還有一段話也表明他對袁紹集團了然于胸。官渡之戰前，孔融曾私下問荀彧:論計謀，袁紹有田豐、許枚;論忠臣，袁紹有審配、逢紀;論勇猛，袁紹有顏良、文丑。要戰勝他恐怕很難吧!

荀或回答道:“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枚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枚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枚則必變。顏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由此觀之，袁紹因法令不明，賞罰無度，不僅損失了像荀彧這樣的頂級人才，也最終導致了自己的失敗。

不僅如此，任人唯親也是袁紹的典型特征。袁紹共有三個兒子和一個外甥，均為無能之輩，本不該重用。但是在袁紹看來，似乎自己的親人永遠都比外人更加值得信賴，所以不聽從忠臣的勸告，一意孤行委任三個兒子以及外甥重要職務，并憑借個人喜好意欲將自己的小兒子作為自己的接班人。

袁紹此舉做很明顯增加家族內部的相互殘殺的可能，不但不會讓眾人信服同時也很難讓親屬接受，這無疑就給自己家族的內部爭斗留下了無窮后患，同時也就很難得到人心。對于袁紹來說，任人唯親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與此相反的是曹操卻能夠做到任人唯賢，這也是曹操能夠戰勝袁紹的一個重要因素。

袁紹有三子，即袁譚、袁熙、袁尚。袁紹欲分立州郡，讓眾子各據一州，以此考驗其能力，于是派長子袁譚為青州刺史。這一安排遭到沮授的極力勸阻，“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若其不改，禍始此矣”。

可袁紹獨斷專行，依然將長子袁譚派往青州，將次子袁熙派往幽州，將三子袁尚留在冀州。由此，袁紹內部形成了以袁譚、袁尚為代表的兩大陣營。這兩大繼承人集團之間的斗爭，其中隱藏著袁氏滅亡的危機。

眾所周知，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生靈涂炭，天下本應走向統一，而袁紹卻在未立繼承人的情況下將州郡分立，不僅激起了兒子們之間的矛盾，更是讓各利益集團分立派系互相斗爭。

果不其然，袁紹去世后，在曹操攻打袁氏兄弟時，袁譚向袁尚借兵，袁尚不借，袁譚大怒，引兵攻打袁尚，隨后兄弟間互相出兵攻打對方。曹操就大肆利用其兄弟間的斗爭，坐收漁翁之利，最終消滅袁氏家族。

（四）管理者應不慕虛榮、三省其身，避免知錯不改

身為一個管理者，應該三省其身，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對被管理者和自己的集團負責。不應該因為貪慕虛榮，或者任性妄為;或者知錯不改;或者惺惺作態，最后丑態百出。

在曹操的智囊團中，郭嘉對袁紹的了解更是透徹。當時，袁紹與曹操交兵于黃海，郭嘉獻出"十勝十敗"論，再一次加強了曹操以少勝多的信心。在郭嘉的"十勝十敗"論中，可將袁紹第一敗、第四敗、第六敗、第十敗的原因歸結為一點，即愛慕虛榮。

因為愛慕虛榮，所以凡事講究個"禮"字;因為愛慕虛榮，所以就算十分小氣也裝得十分寬厚；因為愛慕虛榮，所以喜歡聽好話，導致身邊阿諛奉承者不在少數，導致對自己的認識模糊不清；因為愛慕虛榮，所以沽名釣譽，擺著學周公禮賢下土的架勢，其實對誰都不放心。因為愛慕虛榮，所以一心想讓長得好看的兒子繼承自己的位置，最終導致袁氏的內亂。

曹操曾直言：“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陳壽亦在《三國志》中評價袁紹：“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后嗣顛蹶，社稷傾覆，非不幸也”。

二、從袁紹之敗悟用人之道

（一) 寬嚴相濟，營造良好用人氛圍

在官渡之戰中，袁紹內嚴外寬，心胸狹隘，對謀士的建議不予采納和考慮，最終慘敗。由此可見，當前的企業在用人的時候應當對人才創造良好的環境，只有這樣才會對人才形成吸引力從而留住人才。但是根據亞當斯公平理論，企業應當做到寬嚴相濟，賞罰分明，對員工做出的勞動要做到尊重，對員工為公司做出的績效做出表揚或者獎勵，而對違反相關規定者作出應有的懲罰。只有寬嚴相濟，才能形成良好的企業用人氛圍，進而增強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以及忠誠度，才會使得員工會無怨無悔的為整個企業服務。

（二）任人唯賢，提高人才的凝聚力

對于袁紹來說，任人唯親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于此相反的是曹操卻能夠做到任人唯賢，這也是曹操戰勝袁紹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于當前的企業發展來說，如果想要贏得人才，就應當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要依據職工的自身能力做到職務分配，同時還應當做到賞罰分明，只有這樣才會贏得公司員工的尊重與信賴，進而提升整個公司的人才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大膽放權，充分發揮人才潛能

大膽放權是企業領導提升下屬工作能力以及有效利用公司專業人才的良好途徑。企業領導應當大膽的放權，要善于不斷地發現人才，不斷培養人才，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推動企業的健康發展。新老更替是自然規律，年輕人員需要不斷地實踐來提升自身的能力，領導要把有潛力的員工放在新的崗位上進行鍛煉，并賦予相應職權，使年輕人能放開手腳大力拼搏，領導要做到放權，這樣才能有效保證企業有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以及新生的活力加入，進而使得公司發展蒸蒸日上。

（四）積極溝通，強化員工忠誠意識

當前企業中由于人員流動加快，使得企業與員工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企業員工對企業的滿意度較低，忠誠度較低，企業對員工的了解也很少，讓員工缺少應有的歸屬感以及安全感。因此，企業領導層應當加強與員工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在溝通的過程中才會了解到企業員工的真正情況，進而也就能夠解決員工在學習以及生活中的困難和挫折，這樣做的效果就是不僅僅會獲得企業員工的信任，同時還會提升企業員工的凝聚力，對員工的忠誠度進行強化。

結語

縱觀袁紹的一生，其出身于名門世家，顯赫的家世曾給他帶來很多便利，但同時也使他浮華不實、自高自大甚至不切實際，擁四州之地而急于求成，好謀寡斷，有謀不斷，能聚人而不用，能兵盛而不勝，能寬厚得眾心而不能納言，終致失敗。因此，管理者要從袁紹的失敗中總結經驗，切不可自傲而無斷，要能聚人更要會用人，多聽多想，方能成大事。

綜上所述，袁紹與曹操陣營對決的官渡之戰是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例，從中可以得出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就是 “得人才者才會得天下”。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當前的企業管理之中，企業的管理層應當注重人才，要擁有用人之道，盡可能留住公司的人才，學會對公司的人才進行利用。只有這樣才會激發起公司員工的忠誠度以及凝聚力，進而促進公司的不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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