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本書，是一本關于夢想與勇氣的書，書名叫《我是馬拉拉》。那么誰是馬拉拉呢？在講這本書之前，請允許我給您做個簡單的介紹：

馬拉拉，1997年生于巴基斯坦，11歲時便在BBC網站發表文章，以爭取兒童和女性接受教育的權利而聞名。2012年，聯合國決定將7月12日（馬拉拉的生日）定為“馬拉拉日”。17歲的時候，她獲得了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也是諾貝爾獎史上最年輕的獲得者。

1.驕傲的巴基斯坦女兒，卻天生只能像籠子里的小鳥

我出生時，村里的人都同情我的母親，沒有人恭喜我的父親。在我們的國家，若家里生了兒子，大家都要鳴槍慶祝；但若是個女兒，則要被藏在布簾后。

我的父親跟大多數普什圖人不同，他接過族譜，在線的下方寫上了“馬拉拉”幾個字。他跟其他人說：“我知道這個孩子與眾不同。”他甚至要求他的朋友朝我的搖籃里撒水果干、糖果和硬幣，而這一般只是對男孩子的禮遇。

我出生時，已是驕傲的巴基斯坦之女。不過，像所有的斯瓦特人一樣，我也會首先認為自己是斯瓦特人和普什圖人，然后才是巴基斯坦人。

通常，對女孩的期望是負責煮飯并服侍父親和兄弟。男人們可以在城里自由活動，即便只是個五歲的小男孩也可以！而我和母親卻必須要有男性親戚的陪伴才可以出門！這就是傳統。

很早以前，我就下定決心，不要過那樣的生活。父親總是說：“馬拉拉會像小鳥一般自由。”我夢想登上埃勒姆頂峰，像亞歷山大大帝一樣，伸手撫觸木星，甚至離開河谷地區。但當我看著弟弟們在屋頂上跑來跑去、放著風箏，熟練地控制手中的線，企圖擊落對方的風箏時，我不禁懷疑，身為一個女兒，我究竟能獲取多少自由。

2.陽光燦爛的美麗河谷，烏云正在靠近

我和家人總是一起去村里過開齋節。我們會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擠上飛行巴士——一臺外觀漆得很亮麗，還掛著鈴鐺的小巴士，然后一路往北搭到巴卡納，這是我們家族在香拉縣的村落所在地。

我們有一個習俗，叫做瓦拉——當兩族之間發生糾紛時，就將一個女孩送出去，以此平息紛爭。這個行為雖已被官方禁止，但仍持續在民間流行。我們的村里有個寡婦，叫做索瑞雅，嫁給了一個與她的家族有糾紛的家族的鰥夫。按照我們的傳統，如果未取得寡婦家人的同意，寡婦是不可以再嫁的。當索瑞雅的家人發現這樁婚事時，氣壞了。他們不停地脅迫鰥夫的家族，直到村里的一位支爾格長老出面調停。支爾格決定鰥夫的家族應該受罰，必須交出家里最漂亮的女孩，把她嫁給仇家中那個最配不上她的男子。為什么一個女孩子的大好人生要賠在一場與她毫不相干的糾紛上呢？

當我向父親抱怨這類的事情時，他告訴我，阿富汗的婦女生活更加辛苦。我出生的前一年，阿富汗被一位獨眼毛拉領導的一個名為塔利班的團體占領后，開始放火燒女子學校。婦女會因為了擦了指甲油而被關起來毒打。父親講到這些的時候，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看過《安娜·卡列尼娜》和簡·奧斯汀的小說，我也相信父親說的，“馬拉拉像只小鳥一樣自由”。當我聽說阿富汗發生的暴行時，我很驕傲自己是斯瓦特人。“在這里，女孩子可以去上學。”我總是這么說。但塔利班就在附近，而且他們跟我們一樣是普什圖人。

對我來說，河谷地區是個充滿陽光的地方，但我卻沒有看見山頭之后，烏云正在漸漸聚集。

父親總說：“我會捍衛你的自由，繼續追求夢想吧，馬拉拉。”

3.死亡之音到來，矛頭首指女性

當塔利班來到我們的河谷時，我十歲。他們的領袖是法茲魯拉，他在伊滿德里，一個位于斯瓦特河的對岸的小村落現身，并在那里搭建了地下電臺。

電臺成立之初，法茲魯拉相當聰明，他介紹自己是伊斯蘭教的改革者和《古蘭經》的詮釋者。

人們認為他將神圣的《古蘭經》解釋得很好，也推崇他的領袖魅力。他們都喜歡他那些“找回伊斯蘭律法”的言論，因為每個人都對巴基斯坦的法律制度感到灰心。幾乎可以這么說：他們認為法茲魯拉能夠重塑大環境，讓我們的國家回到古時瓦利統治下的井然有序。

法茲魯拉的廣播節目常把矛頭指向女性。我被法茲魯拉的言論弄糊涂了。神圣的《古蘭經》中并未提到男人該離家，女人該留在家里辛勞工作。

有一天，蘇菲·穆罕穆德，“斯瓦特塔利班”領袖，在獄中宣布，女性不應該接受教育，即便在專為女性設置的伊斯蘭學校都不行。于是，電臺毛拉把目標瞄準學校。法茲魯拉開始發表那些反對學校管理階層的言論，同時以唱名的方式祝賀那些選擇離開學校的女孩們。

我和朋友們都無法理解為什么上學這件事會變得如此十惡不赦。“為什么他們不讓女孩子去上學？”我問父親。

“因為他們懼怕文字的力量。”父親回答。

最初，我們認為自己身處斯瓦特第一大城鎮明戈拉，應該是安全無虞的。但法茲魯拉的總部就設在數公里之外。塔利班雖然還沒有靠近我們的房子，但他們出現在市集、大街和丘陵，無處不在。危險正在步步逼近。

4.塔利班奪走了一切，卻不能讓我的大腦停止思考

塔利班先是奪走了我們的音樂，然后是我們的佛像，然后是我們的歷史。

塔利班像是把我們當成小玩偶來操控，告訴我們該做什么，該穿什么。

在那些失去光明的日子里，上學是讓我堅持下去的動力。

直到2007年年底，軍事行動仍未徹底根除塔利班。即使身在學校，我們也飽受威脅。

第一所被炸毀的學校是沙瓦贊給，一所位于瑪塔的公立女子小學。接著越來越多起爆炸發生，幾乎每天都有，就連明戈拉也逃不過這些炸彈的威脅。

父親對我說：“任何為和平而努力的組織，我都會參加。解決紛爭或擺脫爭端最重要也是最初的一步，就是說出真相。如果你頭痛，卻跟醫生說你胃痛，那醫生怎么幫你呢？你一定要說真話，真相將消解恐懼。”

有一天，我接受了我們國家最大的新聞頻道之一的訪問。我想：媒體需要訪談。他們希望采訪一個小女孩，但那些女孩們都心存恐懼。就算他們不怕，他們的父母親也不允許他們接受訪問。我有一位無畏的父親，他說：“你是一個孩子，但是，你有自己說話的權利。”

我接受的訪問越多，就變得越無懼，我們獲得的支持也越來越多。當時，我只有11歲，我在為自己的權益呼吁，為了女孩們的權益呼吁，我在做一件正確的事。這是我的責任。

我們相信學校會重新開始授課。塔利班可以拿走我們的鉛筆、書本，但他們沒辦法讓我們的腦袋停止思考。

在那些暗無天日的日子里的某一天，父親接到了一通來自他的朋友阿卜杜勒·海·卡卡爾的電話。他是一名常駐白沙瓦的BBC特派員，希望找到一名女老師或女學生，撰寫一份塔利班統治下的每日記事。他希望通過日記，來展現處于深重災難中的斯瓦特人的生活。起初，瑪麗安女士的妹妹阿依莎同意書寫，但她的父親發現后，認為這件事太過冒險，阻止了她。

當我無意中聽到父親在談論此事時，便說：“何不讓我試試看？”我希望外界知道斯瓦特發生的一切。接受教育是我們的權利，就如同我們有權利歌唱一樣。

海·卡卡爾告訴我，用真名發表這些文字太危險，他為我取了一個筆名古爾·瑪凱。

古爾·瑪凱的日記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反響。有些報紙進行了摘錄。BBC甚至找到另一個女孩，來錄制有聲版本。我開始認識到，一支筆以及那支筆所寫出來的文字所產生的力量，可以大過機關槍、坦克及直升機。我們學會了如何在困境中求生，也了解了當我們發出自己的聲音時，我們的力量有多么強大。

5.一本書和一支筆，改變這個世界

2011年10月，父親告訴我他收到一封電子郵件通知：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兒童維權團體——兒童權利協會，提名了五位國際和平獎候選人，我是其中之一。

那之后不久，我收到旁遮普首席部長沙巴茲·謝里夫的邀請，要我前往拉合爾的一場教育盛會上作演講。

我穿了一身粉紅色的衣服去參加那場活動，并且第一次公開提到我們是如何無視塔利班的命令，偷偷地在繼續上學。“我知道教育的重要性，是因為有人曾經從我的手中強行奪走了我的筆和書。”我說道，“但斯瓦特的女孩們都不怕，我們還是繼續接受教育。”

當我父親告訴我，政府把第一屆國家和平獎頒給了我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政府決定，這個獎項每年頒發一次，對象是18歲以下的孩子，并將這個獎項命名為“馬拉拉獎”。我的母親很不高興，因為她怕我因為出名而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而我的種種表現，確實惹怒了塔利班，有一天我遭到一個男子的槍擊。感謝阿拉賜給我認真的醫生們，讓我康復。子彈擊中我，在一秒之內使我的腦袋因積血而腫脹，偷走了我的聽覺，還切斷了我左半邊臉的神經。人們祈求真主饒我不死，而我自己，卻是因為一個理由活下來的——我要用這條命來幫助別人。

16歲生日當天，我在紐約，在聯合國發表講話。在眾多世界領袖都曾發表過言論的寬廣大廳中，面對觀眾發言，不免令人緊張，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說些什么。“馬拉拉，這是你的好機會。”我對自己說。這次講話，是要講給在這世上每一個能夠改變現況的人。我想要觸及所有生活貧苦的人，那些被迫工作的孩子，以及那些因恐怖主義而受苦難，或是缺乏教育資源的人。在我內心深處，我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因為我的言談而激起他們的勇氣，起來捍衛屬于他們的權利。

“讓我們拾起我們的書本和我們的筆，”我說，“那是我們最強大的武器。一個孩子，一名教師，一本書和一支筆，就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路上讀書/出品

編輯/莉莉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