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7日，國務院原總理李同志因突發心臟病逝世的消息傳出時，我們是震驚的。有讀者在后臺向我提問：

李同志到底是什么樣的人？

　　其實，訃告中“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官方評價就已經相當完整，我個人只補充一點：

　　自始至終，李同志心系農村、是一位不忘初心的改革者。

　　李同志的人生轉折，始于1974年。

　　?在農村

　　李同志的個人履歷中，最初的描述是這樣的：

1974年3月參加工作，197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京大學法律系和經濟學院經濟學專業畢業，在職研究生學歷，法學學士、經濟學博士學位。

　　很多人只看到這份光鮮的履歷，忽略了李同志其實是一位：

　　農村專家。

　　1974年3月，19歲的李同志以“知青”身份，插隊到了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這是安徽省最窮的縣市之一，當地花鼓詞曰：

鳳陽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

　　在這片鬧饑荒的土地上，知青們很快就學會了老鄉的生存智慧——他們白天下田勞作，晚上倒頭就睡，以便節約體力、緩解饑餓感。

　　但李同志不一樣，他寧可餓著肚皮，也要在晚上挑燈讀書。

　　有老鄉回憶說，煤油燈燃久了，都需要剪掉過長的燈芯，免得冒黑煙。而沒有經驗的李同志常常“殺伐過短”，需要用針把燈芯挑出來一些。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挑燈夜讀”啊。

　　（李同志曾經居住過的村舍）

　　兩年后，經當地群眾的一致推薦，踏實肯干的李同志當選為大隊支書。從此，在操心自己溫飽之外，他還要想著百十號人的纏嚼。

　　例如1977年12月10日一早，啟明星還掛在天際，灰色的霧氣籠罩著農田。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大隊的李支書坐在大車上，叮囑社員在農機站科技員水稻良種培訓時好好聽講：

旱地不耐收，明年的溫飽問題，就指著水稻增產哩！

　　千叮嚀萬囑托之后，車把式趕著大車，送心事重重的李同志去縣城，參加恢復后的首屆高考。

　　有幾位老鄉披著夾襖，目送他們駛出村頭。

　　在場的所有人都沒有料到，22歲的李同志將考入北京大學，走上一條少有人走的路。

　　（很多年后，曾經的李支書與群眾熟稔地拉家常）

　　由于自幼基礎打得牢，一心多用的李同志考試發揮還行。但在填寫志愿時，他還是猶豫了。

　　李同志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到：

一位相識的學者來信告訴我，要珍惜這十年一遇的機會，把北大作為唯一的選擇。但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不敢有太多奢望。最終，我在第一志愿欄里填下了安徽師范學院，因為師范院校讀書不必付飯錢；然后我第二志愿填寫了北京大學，畢竟那里令人向往。

　　幸運的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多數省份并沒有嚴格按填報的志愿錄取，重點大學具有優先選擇權。

　　考出安徽滁州地區第二名好成績的李同志，就這樣被北大法律系看中，提前截胡。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很多年后，在人民大會堂的總理履新見面會上，李同志這樣回答鳳凰衛視記者的首個提問：

我曾經是安徽鳳陽的插隊知青，很難忘那一段和鄉親們度過的艱難歲月。那里當時是中國農村出了名的窮地方，也是后來中國農村承包制改革的發源地。1977年高考后，我是在田頭鋤地時得到高考錄取通知消息的。

　　在履新問答環節結束前，李同志再次談及他的個人經歷：

我沒有更多的時間來講述個人的經歷，我想說的是，在我個人的經歷，在讀書、做事、文化熏陶當中，悟出一個道理，就是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這九個字不是什么典籍的原話，是我的心得。

　　全場掌聲雷動。

　　（2013年3月17日，李同志在履新時答記者問）

　　?在大學

　　從本科到碩士、博士，李同志在北大做了十年學生，但他依然沒有放下他對農村問題的思考。

　　北大法律系77級學生、李同志的安徽老鄉陶景洲回憶說：

他在班上一直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我們上大課時，一班80多人坐在一起，座位不固定，他常常坐在后面，課堂表現也不算活躍，并不顯眼。

　　李同志的沉默，部分原因是他沉穩的性格，但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個人經歷。

　　77級法律系男生住在37號樓，李同志的年齡比多數同屆男生大2-3歲，他說話較慢，努力矯正他的合肥口語；他不茍言笑，平時背個挎包，和老干部一樣走路很穩…

　　但通常人都想不到，這位嚴肅的同學居然只有：

兩條長褲。

　　（李同志（右二）在北大）

　　從大二選修完《經濟法》后，李同志對于所謂的“計劃外經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聯想到插隊時農產品的統銷統購，思考著中國農村經濟問題，試圖理解市場經濟下，農村部門生產、交易的法律地位與運行規律。

　　1988年，李同志以《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一文獲得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當時的指導老師是經濟學家蕭灼基。

　　畢業后在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工作時，李同志以在職身份攻讀北大的經濟學博士學位。

　　當時北大對在職與脫產博士的要求幾乎一樣，尤其是在公共課方面，不及格就一視同仁地不給學分，對在職博士生的唯一“優待”是：

可以延期畢業，但不能免除考試。

　　此時，李同志已兼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院長，繁重的工作讓他疲勞過度，大病一場。但李同志并未走特殊渠道，而是大病初愈后，再度回到學校，和許多比他小十歲的“同窗”們一起參加期末考試。

　　1993年底，李同學寫完了博士論文，按照學校畢業要求，只要有十幾位具有高級職稱的人員參加論文答辯的初審即可。但他的導師厲以寧教授卻讓他又改了兩稿，活生生地把答辯時間延后了半年。

　　對此，厲先生解釋道，他在論文評審環節邀請了國內經濟學界最權威的專家：

邀請名單上的這些人是業內權威，他們只看重論文本身的分量，而不會在意作者或其他與學術無關的東西…這樣做對你有益處，可以使你的論文得到最真實的評價，經得起學術與時間的檢驗。 你的求學經歷比較特殊，但你的論文并不是特例。

　　1994年，李同志以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獲得博士學位，這是一篇探討農村工業部門、為鄉鎮企業正名的前瞻性學術文章。李同志認為：

1，農村工業部門是在農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的夾縫中生成的，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與其他兩個部門發生矛盾和沖突。 2，三元經濟結構的長期存在是基于現實的需要，結構轉換的根本問題在于“占中國人口80%的農村居民的現代化”。 3，我國需要建立農村工業部門和城市工業部門合理分工、平等競爭的基礎，推動三元結構向一元結構的轉化。

　　兩年以后，這篇論文榮獲第七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論文獎——這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項。

　　李同志的博士學位，含金量十足。

　　而更難得的是，四年艱苦的知青插隊生涯，并沒有讓李同志成為“思想有多遠，就離它有多遠”的跑路選手，他從不逃避、不粉飾、不抱怨這段至暗時刻，而是真的把這段經歷當作重要的人生體驗，去同情與思考廣大農民朋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李同志在求學期間，重點研究農村問題背后的歷史與經濟規律，探索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無疑契合了王陽明先生提出的：

　　致良知、知行合一。

　　?俠客行

　　現在，該說一說李同志的工作風格了。

　　不同于朱同志當場拍桌子的激烈，也不同于溫同志綿里藏針的銳利，李同志在任期內幾乎沒有留下標志性的瞬間，不明真相的部分群眾甚至認為：

李同志啊，好像存在感不強…

　　這其實是一個奇妙的誤會。

　　上世紀90年代，李同志在中央團校的大會上說：

有群眾反映，團干部的工作浮于表面，寧可在辦公室坐出老繭，也不下基層了解實際情況，這要不得。

　　他帶頭深入基層，把工作“沉下去”。

　　1990年5月19日，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在安徽省金寨縣竣工落成，希望工程終于找到了它最具代表性的實施項目。但極少有人知道，這座農村小學的選址，是由李同志多方牽頭，并多次現場調研后最終確定的。

　　在大別山里爬山路的經歷，讓李同志磨破了一雙鞋。

　　1991年4月，安徽省金寨縣三合鄉中心小學的蘇明娟被記者拍下著名的“大眼睛”照片，成為了“希望工程”的形象大使。

　　截至2021年底，全國希望工程累計資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662.6萬人，援建希望小學20878所。成為集結社會力量、促進社會發展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李同志并未出席金寨希望小學的剪彩儀式，卻送來了徐向前元帥親筆題名的校名。

　　不久以后，“希望工程”、“青年文明號”、“青年志愿者”等活動陸續在全國上線，獲得社會各界好評。

　　有人說，這就是李同志的工作風格。這位書卷味十足的同志長期低調行事，不喜自我宣傳，外界對他所知不多。但他卻隱約有李白筆下劍客的氣質：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胡同志與李同志在團委）

　　?農業與農民

　　1998年7月，李同志來到河南，并于第二年當選為這個農業大省的省長。

　　當地官員很快就發現，這位低調隨和的最年輕省長（時年43歲）雖然說話很輕，但觀點鮮明，邏輯性很強，善于直擊肯綮，還不喜歡用“一二三四”等官腔。

　　這就讓當地的同志壓力很大啊。

　　例如李同志在某次農業口的會議上說起：

從1997年起，河南糧食產量超過山東，居全國第一，但河南人均GDP列全國第21位，這說明我省農民“增產不增收”。我們這個會議的當務之急，是安排大家踏訪鄉村，把問題的癥結弄清楚。

　　幾個月后，李同志帶著厚厚的調查報告回來了。

　　他用五分鐘概括了要點，再用一分鐘總結陳詞：

河南省農產品結構單一，加工轉化能力弱…我們不能停留在種糧賣糧的初級階段，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才是提高種糧效益的根本出路…我看現階段的突破點，就在于小麥深加工。

　　在李同志的組織協調下，河南省科研單位專家推廣優質小麥種植、鼓勵生產強筋和弱筋小麥、發展特種粉、專用粉、蛋白飼料、胚芽油等高附加值產品，形成了較完整的小麥產業鏈。

　　2022年二十大召開期間，河南省委副書記周霽自豪地介紹：

河南省的農產品加工業已經發展成為萬億級產業，全國市場上二分之一的火腿腸、三分之一的方便面、四分之一的饅頭、五分之三的湯圓、十分之七的水餃都由河南生產，并誕生了“三全”“思念”“大用”等全國食品行業知名品牌。我們努力，讓你家的廚房和餐桌都擺上河南的優質糧。

　　“十年樹木，百年樹袋熊”，河南農業大省的底氣，其中就有李同志在20多年前作出的“微不足道”的貢獻。

　　如果李同志在現場，他會不會推一推鏡框，再說一聲“謝謝大家”？

　　然鵝，當河南省的農業發展飛速成為全國標桿時，李同志卻并未躺在功勞簿上。相反，他試圖打破現有模式。

　　2002年12月，李同志在河南省委經濟工作會議講話上提出了“加快工業化、城鎮化，進而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構思，引發軒然大波。

　　當地的部分領導干部與媒體想不明白，明明河南省是農業大省，明明河南省的農產品加工做得有聲有色，在國內外獲得了經濟、社會、政治上的三重好評。在大好形勢下，李同志為什么要改弦易轍，把工業化和城鎮化擺在更高優先級呢？

　　李同志解釋道，河南是農業大省，但更是農業人口大省。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集約化深度發展后，必然吸納不下眾多的農民就業，這就必須加快工業化；而工業化主導的社會必然要求人口聚集，這又反過來要求城鎮化的支撐。他總結道：

　　想要富裕農民，就必須減少農民。我們應該想的，不是阻礙這個過程，而是如何妥善地安置被減農民的工作與生活。

　　河南的朋友們，你們覺得李同志的分析，中不中啊？

　　我覺得那一定很中。

　　為了加快理解，儒雅隨和的李同志開了一次次的座談會，并罕見地在會議上拍了桌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再次強調“必須改變傳統觀念，用發展工業的理念發展農業，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并霸氣地表示：

　　這個事情，只要符合規律、看得準的，就一定要堅持做下去。

　　若干年后，中央 “一號文件”中宣布：

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很多不明就里的人牽強地解讀說，這是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推升中國房地產浪潮的推手。但明眼人自然明白，這并不是李同志飲鴆止渴的被動應對，而是踐行他1994年博士論文的一個構思。

　　2004年12月，李同志調任遼寧省委書記。幾個月后，河南省發布了一份統計公報：

2004年，河南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2553.15元，比上年增長14.2%， 自1996年以來首次實現兩位數增長。同時也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幅度首次超過城鎮居民。

　　——自1978年離開農村后，李同志沒有忘記這片土地，以及土地之上的人民。

　　?局中人

　　2008年3月，李同志結束在地方的試煉，成為國務院副總理。

　　在隨后的五年內，他陸續主抓了四件大事：

　　燃油稅費改革、醫療體制改革、保障性安居工程、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

　　從事后結果看，以上改革舉措引發了一些爭議。

　　（以下省略613字）。

　　但再難的事情，還是需要去做的。

　　以燃油附加費的改革為例，從1998-2008年，有關部門一再表示：

　　時機尚未成熟。

　　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李同志瞅準了國際油價從147美元/桶跌到了約50美元/桶的寶貴窗口期，迅速主持國務院會議，成立了14個部委參與的領導協調小組，宣布自2009年1月1日起實施成品油稅費方案。

　　這項前期研究了10年的改革方案，李同志從組織討論到方案落地，前后僅用了：

　　40天。

　　你就說有沒有魄力，果不果斷吧？

　　還是回到2013年3月17日的總理履新新聞發布會吧。

　　在回答“改革進入深水區后，怎么通過改革來釋放紅利”的記者提問時，李同志思考了半晌，緩緩地說：

　　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是因為它要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它關乎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

　　如果按照官場老油條的理解，以上改革任務絕對是棘手的“老大難”，屬于高風險、高難度、高不確定的那一類，理智的做法是慎行、緩行。

　　這個道理，李同志應該是早早就懂了。畢竟在1987年，他就騎著自行車，挨家挨戶地奔走于北京各大出版社，為妻子翻譯的《Yes Minister》書稿尋求出版機會。而這本書，就是堪稱“政治小說神作”的：

　　《是，首相》。

　　李同志也明白：

　　在某些時候，領導一致通過的事情，其實不一定能做成；但領導都不反對的事情，卻有機會被推行。

　　最終，李同志以“在其位、謀其政”的心態，主動觸及改革的深水區。因為問題都已經堆積到國務院了，不拆彈還能怎么辦呢？

　　這種心態，一如李同志在28歲時對妻子程虹說起周同志的名言：

　　與有肝膽人共事，從無字句處讀書。

　　這一刻，李同志簡直泰酷辣！

　　囿于篇幅與“你懂的”原因，我們無法對“大眾創業”、“棚改2.0”等問題進一步評述，但我們有必要嚴肅地指出：

　　李同志生前干得怎么樣，不應該只看其施政措施的后續效果，而應當聯系當時的實際情況，以及更廣闊的個人經歷及時代背景，從而理解當時的抉擇過程。

　　因為啊，歷史事件往往是特定環境下人群之間博弈互動的結果，它是歷史自選擇的產物，而不是某個政黨或個人意志的結果。

　　2014年11月20日，李同志來到位于浙江金華的義烏國際商貿城，他高度評價了義烏電商的敢闖敢干：

你們主動應對電商挑戰的態度特別好。新的東西對舊的東西可能會有沖擊，但是我們不能讓新的退回來，舊的形態要自我提升，跟上新事物的步伐。

　　李同志還特地詢問店鋪老板是否享受到最新的“為小微企業降費清稅”的政策。訪談結束前，他徐徐地表示：

如果有人來違規收費，你就拿國務院文件給他們看。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刻，他，盡力了。

　　《宋史》記載，1126年七月十二日，風雨晝晦，愛國將領宗澤自知油燈將盡：

無一語及家事，連呼“過河”者三而薨。

　　2023年10月27日凌晨，李同志離開了我們。

　　不知道在人生的最后時刻，他有沒有回憶起10年前亮相發布會的最后一答：

　　我的個人經歷告訴我，正是改革開放改變了我們國家的命運，使億萬農民脫貧，也使許許多多的人出現了重大的人生轉折。

　　現在，改革的重任落到了我們這一代肩上，我想我們要盡力使改革的紅利惠及全體人民，使老年人安度晚年、年輕人充滿希望，使我們的國家生機勃勃。

　　通過這個回答，李同志在一定程度剖析了他心系農村、力主改革的初衷，他的勇氣、智慧、韌性，源于他在那個艱難時代遇到過的美好、善意，以及關愛。

　　改革，改革，改革！

　　——全文完——

　　寫在后面的話：

　　1，為什么不能站在現在評價歷史人物？這其實是史學界對“輝格史觀”的批判與定論。有機會我們再展開聊聊。

　　2，李同志是科班出身的學者型官員，自帶書卷氣息與人文關懷。例如他寫給宋同志的便箋一則，全文如下：

　　純真而不欠聞達，善良而不失堅強，把生命高舉在塵俗之上，又融化于社會之中，這應當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我相信，這不只是那個年代里那一代人的共同追求，也應該是所有年代中人們的普遍追求。生而為人，理應如此。

　　與諸君共勉！

　　2023年10月28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