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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年，英國歷史學家約翰·伯里在擔任劍橋大學現代史教授時，提出歷史學研究應當擺脫舊的研究范式與寫作形式，建立在科學而不是倫理的基礎之上。他呼吁道：

我們應當讓歷史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伯里提及的“陳舊的研究范式與寫作形式”，就是自19世紀麥考萊發表《英國史》以來，統治了近現代歷史學約150年的：

　　輝格史觀（Whig historiography）。

　　該學說的研究邏輯可以概括為一句話：

　　歷史研究應該、且永遠應該以現在為參照系，站在當下研究過去。

　　例如在他們看來，英國憲政的確立過程中，主張限制王權的輝格派（Whig）戰勝了擁護專制的托利派（Tory），最終確立了更“優秀”的議會體系，進而成為現代文明的基石。因而輝格黨的勝利是一場“先進對落后的勝利”。自然，堅守光榮傳統的輝格黨領袖丹比伯爵是一個“進步者”，查理二世就成了歷史的“絆腳石”。

　　按照輝格史觀的理解，人類的歷史，就是在英雄人物的領導下，好人戰勝壞人、進步陣容戰勝反對陣容的：

　　簡單化的進步史。

　　輝格史觀的發展，離不開約翰·洛克、大衛·休謨等哲學家的“思維認證”，以及1830年輝格黨領袖格雷出任英國首相的歷史事件——前者為輝格史觀提供了理論背書，后者讓輝格史觀成為官方欽定的顯學，并先后出現了亨利·哈蘭、托馬斯·麥考萊、喬治·屈維廉等業內巨擘。

　　當然，讓輝格史觀長盛不衰的，還是其獨特的敘事手法與…文學價值。

　　以“英國最后一位輝格史學家”喬治·屈維廉為例，他他曾公開宣布：

歷史學家應當堅持讓大家喜聞樂見且有文學氣息的研究傳統。

　　屈維廉的學術著作《安妮女王統治下的英國》文筆極佳，該書預設了“光榮革命”以來輝格黨與托利黨的對立斗爭軸線，徐徐地向讀者展示了一副英國政治發展的畫卷——根據書中敘述，英國君主立憲政體的確立，源于狡詐多端的喬治三世最終被明智寬容、不屈不撓的輝格黨人所挫敗。

　　毫不夸張地說，這種學術論文對于歷史學的門外漢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相當于20年前，半吊子清史愛好者力捧二月河先生的“帝王三部曲”，“人性化”拆解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一樣。

　　所不同的是，歷史學家不會拿著《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當研究成果，而輝格史學家則自然而然地：

當真了。

　　輝格史觀的問題出在哪里？

　　首先，輝格史學家在研究歷史演化時，往往站在當代（即歷史的成功者一方），根據結果來組織、選取歷史敘事。但即使是被錨定的“當代”，其實也經常發生變化，“基于現實的判定”往往使得輝格派陷入邏輯矛盾。

　　我們假設，有一位出生于1900年的印度輝格派歷史學家，他畢生的研究課題是“如何評價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考慮到1947年獨立前，英國對印度進行了長達190年的有效統治，因而這位學者前期的觀點必然是：

英國人打破了長期以來當地土邦割據的亂象，促進了印度各地物資、文化、人口的流通，初步建立了近現代意義上的印度…

　　但在1947年后，他又必須基于現實，把學術結論糾正為：

英國殖民者壓制了印度民族意識的覺醒，使印度長期淪落為原料產地與產品傾銷地，讓南亞次大陸的發展滯后了100年…

　　這種錯愕的反差，足以讓該輝格史學家崩潰。

　　更難頂的是，輝格史學將歷史劃分為“進步陣營”和“反對陣營”，把歷史人物進行“非黑即白式”的兩分法，在戲劇化的歷史敘事中進行道德審判。

　　例如在輝格化科學史研究中，哥白尼、布魯諾等進步人物必然與頑冥不化的教會勢不兩立，他們故意忽略了一個明顯的事實：

在當時，教會系統是知識分子最大的聚集地，哥白尼是修士，布魯諾是僧侶。他們在科學發現的過程中，離不開教會中好友的研討——離開教會，也找不到懂拉丁文、幾何學、物理學的同道中人啊。

　　不知道在“科學好，教會壞”的批判聲中，哥白尼等人有什么樣的感受？

　　?

　　輝格史學的成功，是建立在迎合眾人“非好即壞”觀念下的取巧。它向大眾兜售的邏輯是：

　　1，所有人都有善良、勇敢的品質，歷史人物A也有，所以A是一個好人；

　　2，好人A的所作所為，必然是進步的，是“好”的；

　　3，A的“好”行為必然導致“好”結果，這一結果對當下必然有利。

　　4，所以可以根據如今的結果，臧否歷史人物。

　　按照這個邏輯，李同志在燃油稅費改革、醫療體制改革、保障性安居工程、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以及棚改、創業、互聯網金融的嘗試中，留下諸多值得探討的地方，自然就會導致不同看法。

　　這樣的評價邏輯，至少是不公允的。

　　這里以“保障性安居工程”為例，予以簡短說明。

　　在離開遼寧、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李同志敲定了工礦棚戶區改造計劃，為此他先后視察了30個城市的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和棚戶區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召開近10次專題會議。

　　從計劃公布起，社會上的反對聲音很大。有人質疑“該不該搞有產權的保障房”，有人認為“工程目標太大，超出了地方政府財力”。

　　李同志在多個場合提及2011年在內蒙古包頭北梁棚戶區時，了解到900余位當地居民共用一個旱廁的情況。他反復強調：

　　我們不能讓城市這邊高樓大廈，那邊棚戶連片；這邊霓虹閃爍，那邊連基本的生活條件都不具備。

　　甚至于在考察太原市小北關棚戶區時，李同志擲地有聲地表示：

我自己就是在棚戶區成長起來的，深知你們的艱辛…（回頭對陪同的部長說）你們看見了吧，老百姓還住在這樣的環境里，中國要做的事還多著呢！

　　在一片“不理解”的議論聲中，眾多棚改區居民把保障性安居工程稱為一項：

　　德政。

　　（李同志在太原市小北關棚戶區考察）

　　戲劇性的是，在見識到棚改對擴內需、調結構、轉方式、刺激消費…的諸多影響后，原先持懷疑態度的有關部門及各路媒體紛紛跟進，并在棚改過程中無師自通地開啟了“協議拆遷”、“商業化棚改”，以及不安排產權調換（只允許被征收人領取購房券）、強刺激當地樓市的：

　　房票制度。

　　這是李同志萬萬沒有想到的。

　　在某次會議上，李同志強調：

我們一直說投資是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但有效投資才是…用于棚戶區改造上的投資，必須是改善公共產品的有效投資。

　　可見，歷史事件往往是特定環境下不同人群之間博弈互動的結果，它是歷史自選擇的產物，而不是某個個人活動的結果。

　　因此，對于李同志交出的成績單，不應該只看其效果，還應當聯系當時的實際情況，以及更廣闊的個人經歷及時代背景。

　　?

　　2014年12月，中國政府網、《人民日報》等媒體全文轉載了《博客天下》雜志的封面文章《破壁者李克強》。這篇長達12000余字的報道認為，李同志“很像是一個冷靜而堅硬的破壁者、拆墻人”：

歷史上所有經濟下行期做減法的改革，都很容易被人指責為力度不夠和無所作為，這對一個政治家來說是一件冒風險的事。 在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的前提之下，李克強這一年努力清理各領域當中的束縛和桎梏，推進中國和各國的貿易合作，去各國推銷中國的裝備制造。對國內，他致力于拆除各省市之間的貿易壁壘、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之墻。

　　而在部分媒體看來，李同志不但善于拆除原有壁壘，還善于修剪枝蔓、把握方向。

　　相對而言，李同志在地方的施為，反而讓人印象深刻。也許在很多時候，不是“有多大鍋，造多少飯”，而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飯”。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及李同志寫到：

純真而不欠聞達，善良而不失堅強，把生命高舉在塵俗之上，又溶化于社會之中，這應當是我們這一代的共同追求。

　　這事兒有后續了。

　　根據北大校友回憶與追蹤，這是李同志在畢業前夕，寫給班上年齡最小的宋健同學的離別贈言。

　　而宋健同學在畢業后，被分配至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成為該院恢復高考后的第一位法律專業的本科畢業生。此后，宋健同學一直在此單位工作，直到2016年退休。

　　（宋健同志在工作中）

　　在某些人看來，宋同學的工作生涯似乎并未達到社會的預期，因為她從一線做起，最后“僅僅”是以江蘇省高級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副巡視員、知識產權庭庭長的身份退休，說白了就是個：

正處級干部。

　　但其實，宋同學的工作受到了業內高度評價：

在2012年宋健入選全國首批“全國知識產權領軍人才”； 2014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評為“全國審判業務專家”； 先后兩次被聘為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研究中心研究員； 入選中國知識產權雜志“2018年度中國知識產權影響力人物”

　　也就是說，宋同學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深度耕耘，踐行了李同志留言中的期許：

　　把生命高舉在塵俗之上，又溶化于社會之中。

　　地球人都知道，在1982年畢業前夕，李同志被評為北京大學優秀畢業生，并籌劃前往美國深造。只不過在北大黨委副書記馬石江的挽留下，他最終選擇了另一條路，擔任了北大團委書記。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人生路上的這一選擇，李同志大概率會如宋同學一般，成為一名踏踏實實的法律專家。

　　有高于塵俗的志氣、融入社會的膽氣、改造世界的勇氣，還有純粹的為人底氣…那時候的年輕人，真好啊！

　　只不過，歷史選擇了李同志，而他也沒有辜負歷史。

　　這是一代人的共同追求，也是一代人的共同歸宿。

　　唐詩《梅花塢》曰：

　　凍蕊凝香色艷新，小山深塢伴幽人。

　　知君有意凌寒色，羞共千花一樣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