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陳伯達被移送監獄關押。

當看守人員打開牢門讓他進去時，他徹底崩潰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從數人之下的政治局常委到失去自由的階下囚，他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他當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拒絕進去，情緒異常激動。相持不下時，他在情急之中大聲喊出了那句話:我是做過一件好事的，我救過毛主席......

陳伯達遺稿

陳伯達說的這件事是指1948年5月18日毛主席在河北阜平城南莊（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遭遇的國民黨飛機有目的有目標的轟炸事件。關于這個歷史事件的所有的記錄、回憶錄或者影視作品中都沒有陳伯達的存在，在公開的宣傳中，我們熟知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版本。

在陳伯達生前，并沒有為我們留下完整的文字記錄，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只是他的兒子陳曉農對陳伯達生前敘述的記錄。在陳曉農的記錄中，陳伯達是在1948年5月18日清晨時分聽到了天空中傳來的飛機轟鳴聲音時就立即趕往毛主席的住處。路上他遇到了慌忙躲避的江青，江青告訴陳伯達毛主席還在屋內，她勸不動他。當時，除了江青之外，還有幾名警衛人員，再無別人。后來在陳伯達的勸說下，主席馬上與警衛人員離開了房間轉移到院外。陳伯達在這里描述了自己的勇敢和膽魄，他說他并沒有跟隨主席等人一同離開，而是獨自一個人留在院內以轉移飛機的視線，而毛主席發現了陳伯達并沒有一同出來，就回頭呼喊陳伯達要他趕快離開，陳伯達口中不停地催促主席趕快離開，直到飛機向下俯沖時他才飛快地逃離現場......

陳曉農的記錄

時至今日，這個事件的孰是孰非已經隨著當事人的相繼離世而隱藏在歷史的長河里了。筆者無意去探察這個事件的真偽，也無意去評論孰是孰非，我感興趣的是此事在陳伯達一生中特別是此事在晚年陳伯達身陷囹圄的環境中的分量和如何影響他的精神世界。應該這么說，這件事在他的晚年生涯中被作為他此生最大的榮耀和最后的救命稻草而存在著。

在陳伯達的意識里，他后來在監獄里所享受到的生活優待是與這件事有極大的關系——他在對看守人員說出了這件事之后不久，他的生活條件及環境就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他認為這是毛主席聽到了他所說的話而想起了陳伯達曾經救過他的事情才會對他有所優待的——這個事情筆者有不同的看法。這毫無疑問是陳伯達自己內心的期望，但他卻忽略了毛主席的待人原則。毛主席無論是對待老同志還是普通的犯人，都從來是強調以教育為主感化為主，反對一切的體罰及供逼信。比如對于后來的林彪案的涉案人員，也是說過他們是有功之臣，有資格吃的好一點生活可以優待的話，可見這并非是因為陳伯達對他有救命之恩才格外優待的，這個事上應該說陳伯達的格局還是小了，或者說跟從了毛主席幾十年他也并不是真的了解毛主席。

1983年10月在陳伯達保外就醫期間，北京公安局奉上級之命還特意派工作人員來找陳伯達核實此事。當時并沒有留下有關此事的文字記錄，于是陳曉農建議陳伯達寫一份詳細的文字材料，后來也因為陳伯達入院治療而半途而止，他也只留下了幾行文字，也就是本文第一張圖片中的內容。

1988年10月17日是陳伯達刑滿的日子，從1970年10月17日始，正好18年，陳伯達此時已是八十有四，距他的離世僅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了。當時陳伯達因病住院，所以只能在醫院里舉行一個簡單的釋放儀式。

主持儀式的是一位公安部姓于的副部長（這里估計有誤，陳曉農文中所指的于副部長在1985年就已經離開領導崗位，是否是同一個人？）。在陳曉農的描述中，于副部長在宣讀中只提到了刑滿并沒有提到釋放二字，卻出人意料的多了一個附加刑五年。陳曉農看過釋放書，上面很明白地標明了釋放日期，也沒有所謂的附加刑，這讓陳伯達很憤怒又很無奈，情緒激動之下說了很多牢騷話。

說到激動處，陳伯達又提起了這件事："我只說一件事。一九四八年在阜平的時候，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我聽到飛機響，拼命跑，拼命跑。到了毛主席那里，跟他說，飛機就在頭頂，要趕快走，趕快走。我看著毛主席他們走到安全的地方，才離開。飛機炸彈劈劈啪啪落了下來……"

陳伯達每當遭遇困境時都會把此事搬出來以圖改善自身境遇，但他似乎忘記了，毛主席已經離去很多年了，再也聽不到他的話了。至于別人，未必會把此事當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從1970年被審查開始到八十年代初被宣判，陳伯達認罪態度一直很好，不斷地給中央領導人寫信承認錯誤，希望能得到寬大處理。

據說，晚年的陳伯達曾經這樣哀嘆:如果毛主席還在的話，他會為我說句話的。

說什么呢？能說什么呢？陳伯達希望毛主席為他說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