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1997年3月，女兒錢瑗因脊椎癌去世，享年60歲。1998年12月，丈夫錢鍾書去世，享年88歲。四年后，92歲高齡的楊絳重溫往事，深情回憶與丈夫、女兒共同度過的時光，寫下散文《我們仨》，并于2003年7月首度出版，感動了無數中國人。十幾年來，《我們仨》不斷再版，銷量早已超過百萬。

一段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家庭往事

《我們仨》這本書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我們倆老了”只有短短一頁，幾百個字，記的是楊絳常做的一個夢，夢中錢鍾書走失，楊絳獨自留在荒野上，大聲呼喊、焦急尋找，卻找不到錢鍾書的蹤影；

第二部“我們仨失散了”，用半夢半真的手法，敘述了錢鍾書生病住院，楊絳到醫院陪護，然后錢瑗生病住院，楊絳兩頭奔波，最后錢瑗和錢鍾書相繼去世，楊絳獨留人間的全過程；

第三部“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用的是寫實的手法，回憶了和錢鍾書、錢瑗相守相助的六十年時光。

有文學閱讀習慣的朋友，應該已經懂了，楊絳在散文中用到了倒敘和象征的手法。第一部的夢，象征的是錢鍾書去世之后，楊絳孤獨無依的生活。半夢半真的第二部，象征著三個人的離別。第三部最真實，篇幅也最長，超過全書一半，是整本書的光源，既溫暖，又明亮。

那么，在楊絳的筆下，她和錢鍾書和錢瑗，是怎樣的一家人呢？

楊絳的記憶，從1935年7月的英國牛津展開，那是新婚的楊絳和錢鍾書第一次出國，開始獨立生活。錢鍾書初到牛津，就臉朝大地摔了一跤，磕掉了大半個門牙，當他用沾滿了鮮血的大手絹捂著嘴巴跑回來的時候，楊絳才意識到，自己的丈夫不僅是個智商超群的高材生，也是個笨手笨腳、完全不會照顧自己的傻男孩。從那個時候起，楊絳就知道了，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不僅錢鍾書是她的依靠，她也要成為錢鍾書的依靠。

楊絳和錢鍾書原本都是十指不沾陽春水、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學生，為了生活，他們開始學做飯。想吃紅燒肉，他們就買了肉，用大剪子剪成一塊一塊的，放在電灶里使勁兒煮，結果，紅燒肉居然被研發出來了，錢鍾書吃得很快活。想吃火鍋，兩個人又買來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細絲，站在電灶旁邊涮著吃，羊肉吃完了，再把蔬菜放進湯里煮著吃。學著做飯的兩個人，玩得開心，吃得也開心。

就這樣，在牛津住了近兩年之后，錢鍾書和楊絳迎來了他們的女兒錢瑗。生完孩子，楊絳在醫院住了近一個月，錢鍾書也一個人過了近一個月，他每天到醫院探望，總要苦著臉說自己做了壞事，不是打翻墨水瓶，就是砸壞了臺燈，要不就是把門軸弄壞了。楊絳聽了，總是安慰他說：“不要緊，我會修。”于是，錢鍾書放心地回去了。

到楊絳母女出院那天，錢鍾書叫了汽車，接妻子和孩子回家，到了家里，又給楊絳端上自己親手燉的蠶豆雞湯。而楊絳呢，也不負他所望，真的修好了他弄壞的那些東西。這是楊絳筆下的自己，一位能洗桌布、會修臺燈但不太擅長做飯的新時代知識女性，錢鍾書的堅強后盾。她和錢鍾書的婚姻里，既有志趣相投的愛情，也有互相扶持的溫情。

女兒錢瑗出生不久，錢鍾書拿到了牛津大學的學士學位，之后，他和楊絳帶著女兒去了法國，在巴黎大學做了一年的研究，再之后，受戰爭影響，三個人于1938年8月乘船回國。

在他們結婚這幾年，倆人只發生過一次爭執。

那還是在新婚期，出國的輪船上，楊絳說錢鍾書的一個法語發音不標準，錢鍾書不服，兩個人互不相讓，都說了很多傷感情的話。最后，他們請了同船一位法國女士做公斷，結果證明楊絳是對的，錢鍾書錯了。但是，爭贏了的楊絳并不開心，輸了的錢鍾書也很不開心，于是，兩個人當場講定，以后遇到分歧，不妨各持各的意見，不必強求對方認同。之后三年留學生活，兩人再也沒有吵過架。

但是到了1939年，也就是錢鍾書回國的第二年，倆人差點發生了第二次爭執。

當時錢鍾書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在昆明西南聯大教書，暑假回上海，他收到父親一封信，命他到新成立的藍田師范學院去做英文系主任。錢鍾書不想放棄清華的教職，但又覺得父親的命令不能違抗，一時左右為難。楊絳呢，她當然不希望錢鍾書舍棄老牌的清華大學，去一所新成立的、不知名的師范學院了，她覺得事關錢鍾書的前途，茲事體大，應該跟他爭執一番，但想到夫妻倆早先的約定，最終還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見，沒有勉強錢鍾書。

于是，錢鍾書便從清華跳槽到藍田師院，他從上海出發，千辛萬苦走了三十四天，才抵達藍田。兩年之后，錢鍾書想回清華，從藍田辭了職，但清華的老師和朋友都被他的跳槽所得罪，對他的回頭并不熱心，于是錢鍾書失業了，一失就是八年。這八年里，像我們前面說的，楊絳作為風俗喜劇作家聲名鵲起，錢鍾書雖然寫出了《圍城》，但反響不大，人們對他的認識，還停留在“楊絳丈夫”的層面上。

楊絳一家三口

不過，錢鍾書失業，有一個人是高興的，那就是他和楊絳的女兒錢瑗。圓圓那時候四歲，原本是一個聰明懂事、乖得出奇的小女孩，錢鍾書一回來，父女倆成了哥兒們，圓圓就像變了一個人，整天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氣，一起吵鬧。

楊絳說，錢鍾書最喜歡跟女兒玩的一個游戲叫“埋地雷”，每天臨睡前他都要把大大小小的玩具、刷子、梳子甚至硯臺毛筆之類的，都埋進圓圓的被窩，等圓圓發現驚叫，再從被窩里一樣一樣掏出來的時候，錢鍾書就得意地大笑。這個游戲，他樂此不疲地玩了幾十年，有時候恨不得把掃帚、簸箕都埋到女兒的被窩里。

等圓圓長大了一點，父女倆到館子吃飯，又有別人意想不到的娛樂。圓圓耳聰目明，錢鍾書雖然近視但是聽力特別好，等待上菜的時候，他們就觀察其他桌上的食客，留心別人談話，猜測誰是主人，誰是主客，誰和誰是什么關系，誰又專愛說廢話，這邊是夫妻在吵架，那邊是請親戚吃飯，他們一邊吃飯一邊看別人的熱鬧，從中得到無限的興味和樂趣。錢鍾書和錢瑗做了一輩子的好哥兒們，這種在飯館里看戲的愛好也保持了一輩子。

1949年新中國成立，錢鍾書和楊絳受邀回清華。錢鍾書的事業好像出現了轉機，但接下來就是三十年動蕩，和當時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錢鍾書和楊絳作為作家、學者，他們一生最富創造力的時光，都蹉跎在了無止盡的斗爭中，錢鍾書還差點兒送命。

那是1973年冬天，錢鍾書和楊絳因為無法忍受惡鄰欺壓，逃到了錢瑗的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借住在她同事的宿舍里。宿舍暖氣停了，電也停了，六十多歲的錢鍾書頂不住寒冷的侵襲，哮喘復發，幸虧楊絳和錢瑗發現及時，將他送進醫院保住了性命，但之后楊絳發現，錢鍾書走路開始東倒西歪，搖搖欲倒，讀書做筆記的時候，手不聽使喚，寫的字都歪歪斜斜地飛出了格子，再后來，他的舌頭也大了，話說不清楚了。

楊絳怕是腫瘤，托親友在醫院里掛了號，檢查后才發現是哮喘后遺癥，錢鍾書的大腦皮層因為缺氧硬化了，無法醫治，只能靜養一段時間，看能不能恢復。幸運的是，經過休養，錢鍾書慢慢恢復過來了，不然，我們現在的讀者就不可能讀到他的《管錐編》了。

文革結束之后，錢鍾書的《管錐編》出版，《圍城》重印，楊絳相繼寫出散文《干校六記》、小說《洗澡》，他們的文學事業，才迎來了遲到的春天。

我們現在回望20世紀，總是會忍不住感嘆時代大而個人小，命運輕易就淹沒在了歷史的洪流里。但楊絳總結自己的人生，說了這樣一句話：“我覺得我這一生并不空虛；我活得很充實，也很有意思，因為有我們仨。也可說：我們仨都沒有虛度此生，因為是我們仨。”

這或許就是家庭最積極的意義，同舟共濟。

特約撰稿人：句芒，文學碩士，自由撰稿人
編輯：莉莉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