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陳云被查出患有結腸癌。手術前，中央辦公廳主任姚依林問他有什么交代。

陳云思索了很久，覺得只有一件事放不下。

病中的他提起筆，親自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雖然這次是小刀，但人老了，為防萬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漢年問題的解決，潘案要重新審理”。

就是這封信，讓一樁塵封多年的歷史冤案重新走到了人們的視線里。

被迫與漢奸“共舞”

陳云和潘漢年，都是我黨在隱蔽戰線上的卓越領導人。

他們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并肩戰斗，風雨同舟，走過了驚心動魄的革命歲月。

潘漢年是著名的“情報專家”。

上世紀30年代初期，他奉命在中央特科工作，擔任情報科科長。

1939年初秋，上海已成“孤島”，情勢十分復雜。當時情報工作的主要對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汪偽漢奸。

特殊的工作環境、特殊的職業需求，對潘漢年來說，可謂舉步維艱。

而他的主要對手，正是令人談虎色變的汪偽76號特工總部大魔頭——李士群。

汪偽政權成立后，李士群緊緊抱住汪精衛的大腿，一路官運亨通。

但是此人是典型的“墻頭草”，朝三暮四、搖擺不定，從來都信奉“有奶便是娘”的原則。因此，他雖然當了漢奸，但也并非真心臣服于汪精衛。

對抗日戰爭的結局、汪精衛政權的未來前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走向，李士群一直在觀望著、盤算著。

他內心打著小算盤，覺得不能吊死在一棵樹上，不僅和國民黨中統保持著秘密關系，同時又想方設法搭上中共的線索。

就是在這樣復雜的局勢下，李士群主動和潘漢年之間建立了聯系。

在最初一兩年間，李士群并沒有提供多少有價值的情報。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租界完全被日本占領，形勢更為嚴峻。

潘漢年這才決定，要進一步打開和李士群的聯系渠道 ，以保證上海的地下工作能夠堅持下去。

1943年，潘漢年被任命為華中局情報部部長。他收到消息，日偽有可能對淮南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掃蕩。

為了進一步了獲取情報，潘漢年向饒漱石建議，由他進一步加強和李士群的聯系，交換一些情報。

饒漱石批準了這個提議。

1943年3月，潘漢年再次潛赴進上海。

所謂“智者千慮，終有一失”，此次上海之行為他后來的政治生涯埋下了禍根，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一次改變命運的會面

到達上海當天，潘漢年立即通過聯系人，與胡均鶴接上了頭。誰知胡均鶴告訴他，李士群人不在上海，而在蘇州。

上海離蘇州并不遠，潘漢年匆匆趕到蘇州后，又撲了個空。

李家人說，李士群不在蘇州，如果有急事可以直接去南京找他。

一而再，再而三的撲空，使潘漢年覺得有點不對勁。

李士群到底在玩什么把戲？為什么讓他去南京見面呢？

要不要去南京，能不能去南京，去了會不會有什么危險？

其實作為中共情報工作負責人，潘漢年親自去南京顯然是不適宜的。萬一被國民黨抓住把柄，說不定會編造出“勾結日偽”的謠言，使得我黨在輿論上陷入被動局面。

但如果不去，那么此前與李士群建立的情報關系就將宣告結束，不僅會影響以后的情報來源，就連目前新四軍急需的“掃蕩”情報也無法搞到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權衡再三后，潘漢年咬咬牙，決定冒險一試，去一趟南京。

可是到了南京，依然不見李士群的蹤影。汪偽政權的另一個頭目楊杰出面接待了潘漢年。

楊杰自作多情地將潘漢年介紹給一些漢奸，還稱呼他為“李士群的朋友”。這樣一來，潘漢年的南京之行，幾乎就公開化了。

到了第二天，李士群終于露面了。然而狡猾的他完全不關心情報，反而大大談了一通當前形勢。

最后，他話鋒一轉說道：“汪先生聽說你來了很高興，他想和你談一談。”

事到如今，李士群無疑是圖窮匕見。這一切都是他設計好的一個局，先把潘漢年輾轉欺騙到南京，然后再挾持他與汪精衛見面。

潘漢年此次前來是為了盡可能獲得更多有價值的情報，但李士群卻突然把他帶入一個危險四伏的境地。

深入虎穴的潘漢年早就把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最重要的就是將“掃蕩”情報弄到手。

在這一動機的驅使下，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和汪精衛見面。

就在當天下午，潘漢年由胡均鶴陪同，驅車前往汪精衛公館。

其實就后來的資料顯示，這次會面并沒有談什么實質性的東西。雙方都沒有思想準備，氣氛也不緊張，談話匆匆結束。

之后，潘漢年仍由胡均鶴、劉毅護送，從上海返回了淮南的新四軍根據地。

凄慘的下半生

其實潘漢年去南京和汪精衛見面，重點不在于談了什么。而是這次會面本身，就具有很特殊的政治含義，很容易被有心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

潘漢年自己后來也懊惱過，覺得當初不該如此草率。

他越想越覺得被李士群欺騙了，內心從此蒙上了一層陰影，忐忑不安。

回到根據地后，他出于種種顧慮，只向饒漱石說了在上海的事情，對于南京之行只字未提。

沒有及時和組織坦白交代，這也給日后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

1955年，“高饒事件”后，饒漱石被隔離審查，一直在上海從事公安工作的胡均鶴也被逮捕。

當年4月，中央召開會議時，潘漢年主動說出了自己在抗戰期間被挾持到南京會見汪精衛一事。

他將積壓多年的心事吐露以后，感到從未有過的輕松。

但此事非同小可，潘漢年畢竟隱瞞了12年。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很快，潘漢年就被逮捕審查，從此開始了漫長的與世隔絕的生活。

“文革”開始后，他的境遇更加糟糕。

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不僅生活標準降到了最低限度，而且遭受了無休止的審訊和折騰。

已經年過六旬的潘漢年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殘，精神近乎崩潰。

他的肝本來就有毛病，由于得不到好的治療，身體一直不好。

到了1976年冬季，潘漢年已經重病纏身，臥床不起。

經醫院檢查，這位瘦弱的老人，患多囊肝、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支氣管炎等多種疾病。

1977年4月14日，潘漢年含冤逝世。

他的妻子在立碑的時候，連真名都不敢用，只用了化名“肖淑安”。

為好友仗義執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許多冤假錯案先后得以平反。在這個特殊的轉折時期，陳云想起了自己的老戰友潘漢年。

他始終覺得，當年潘漢年見汪精衛是在李士群、胡均鶴挾持下發生的，來不及向組織請示，而且這次會見也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東西，之后并沒有進一步的接觸。

潘漢年的主要責任，在于他顧慮太多，長期沒有能向組織講清楚這件事情。

陳云確診結腸癌以后，心里對老戰友平反的事情更加著急了。

他說：“當時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同國民黨接觸的有三個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個了。我再不說話，就沒有人知道了。”

而除了陳云之外，還有一個人在為潘漢年的事情奔走呼吁，那就是國務院僑辦主任廖承志。

廖承志在1980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潘案提出質疑。

他說：“如果潘漢年是一個暗藏在黨內的內奸分子，那么他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數年，香港的黨組織以及情報工作據點為什么沒有遭到破壞呢？”

這個問題一針見血，沒有人能夠回答。

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潘漢年的清白。

1981年3月1日，陳云再次致信鄧小平、胡耀邦等人。

他表示自己收集了一些材料，可以證明潘漢年從未投敵出賣組織或者其他同志，建議中央對潘案正式予以復查。

鄧小平很快就批示：“贊成。”

中紀委經過認真、細致的復查，終于在1982年8月作出《關于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宣布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黨籍和名譽，還肯定了他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卓著功績。

被顛倒的歷史又重新被扳正，然而此時距離潘漢年含冤離世已經過去了5年多了。

潘漢年平反后，陳云還惦記著給老朋友一個公正的歷史評價，希望黨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好同志。

因此，他特地給作家夏衍寫了一封信，請夏衍寫一篇紀念潘漢年的文章，在報紙上登載。

1982年11月23日，夏衍撰寫的《紀念潘漢年同志》一文在《人民日報》登出。

在文中寫道：“我們這些無神論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給潘漢年恢復了名譽，他是不會知道的。但是這個名字，他對黨的的一片丹心，終于可以寫入青史，令人長久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