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國古代的為官標準，做官首先要有“官貌”，做派要講“官架”，談吐要打“官腔”，這三條，閻世鐸全部具備。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閻世鐸語出驚人：“按照“流氓無產者”的標準，中國足球在一九九七年就成功地將‘無產’改造成‘有產’了，現在要解決的是‘流氓’的問題。”

彼時的中國足球黑哨問題層出不窮，國家隊將帥失和的消息不斷見諸報端，但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閻世鐸這樣的行事風格，“到最后閻世鐸變成孤家寡人，媒體批評，足協內部陰奉陽違，俱樂部造反。”

從“人民足球”到“快樂足球”，再到當時被稱為“未來”的“中超足球”，閻世鐸用他那豪邁的嗓音詮釋著他對足球運動的理解和投入。

他在上任僅半年后就作出“暫停聯賽升降級”的決定，引起極大爭議。而當閻世鐸的歷史剛剛開始時，卻又面臨著“超白金”的慘死。

世界杯出線、處理黑哨、奧運會世界杯相繼出局、女足慘敗、中超軀殼、罷賽事件，這些都是閻世鐸領導足協時經歷的大事件。

他所遭遇的風波事件和討伐之聲，是他的前任和繼任者無法相比的。

足協代名詞

“一個上任初滿懷理想的新官，在施政過程中處處碰壁后，變得越發實際，開始不惜代價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

這應該是閻世鐸離任以后，大眾對他最統一的認識。

上任之初，他力排眾議，確立了行事風格被很多足協官員看不慣的米盧在國家隊的核心地位，并在某些實力球員入選國家隊的問題上動用實權。

當年十強賽激戰正酣，閻世鐸親率中國隊遠征阿聯酋，大戰前夕，老閻卻饒有興致地與隨軍記者侃起了青少年足球。

他說，阿根廷同行告訴我，“讓孩子踢球，不是為了金牌，而是一種體育精神的追求”，他的“人民足球”就是受到了阿根廷人的啟發。

國家隊從韓日世界杯預選賽中出線，成為了他任期內的最巔峰時刻。期間，其政治手腕已逐漸顯山露水。

直到多次表演翻臉不認人的好戲后，閻世鐸留在人們心中的正義形象已徹底化為烏有，展現出的是一個赤裸裸的政客嘴臉。

從聯賽引發并升級的假球黑哨案，無疑成為了閻世鐸仕途的阻礙。正當大家期待他將怎樣施以重手的時候，那個中國足球史上唯一的一場官司，最終在只處理了龔建平后，不了了之。

在很多人看來，閻世鐸是歷屆足協領導中對青少年下功夫最大的一位。世界杯年，他開始抓青少年足球，啟動“百隊百萬青少年足球工程”。

工程梗概是，將全國劃分為九個大區，建立各自的青訓體系，爭取每年有十二萬青少年接受訓練，每個大區有一百支球隊參加正規比賽。為此，中國足協每年向每個大區撥款一百萬。

可惜所謂的大區足協根本不存在，省市足協也不像中國足協那樣，是一個有職有權也有充足經費的一級政府管理部門。

管理的滯后或缺位，或者說計劃本身的脫離實際，讓這個看上去很美的工程差點演變成災難。

不少地方為了拿到一百萬巨款，紛紛采取臨時湊數的辦法，以大打小，專業隊打雜牌軍，打了一兩場就退出解散的層出不窮。比賽時的打架斗毆更是家常便飯，甚至還出現場上球員掐架，場邊教練、家長掐罵的丑陋一幕。

最終，閻世鐸設想為期三年的該工程，只維持了一年就匆匆破產。

中超進行時

如果能用兩個字來形容閻世鐸，幾乎所有人都會想到“政客”這個詞。

作為政策方面的專家，閻世鐸并沒有一味繼承，而是大有推倒重來的決心。用中超頂替舊有聯賽，就是他在這方面的革命性創舉，這也被認為閻氏革命的標志性產物。

二零零四年三月，在“在五六年內趕超亞洲最規范的職業日本足球聯賽”的口號下，這個閻世鐸力捧的新賽制粉墨登場，但倉促上馬使得發育不良的中超很快成了一個四不像的怪胎。

在換了一個新馬甲之后，中超沒有抹去舊有的痕跡，它不僅繼承了所有問題，還滋生出新的病癥。

為了給奧運會預選賽讓道，聯賽被史無前例地安排到五月開打，但早春三月，國奧連續兩場失利。備戰四年、糜費上千萬的國奧，僅僅打了兩場后，就在事實上出了局。

閻世鐸不得不趕到武漢向球迷道歉，甚至淚灑當場。他還公開承諾，待全部比賽結束，他將承擔全部責任，這自然又是一張空頭支票。

可憐的中超，就像一個被始亂終棄的怨婦，先是被迫給國奧讓道，連一個堂堂正正過日子都搞不定，然后是亞洲杯和預選賽無休止的肢解。

盡管國奧三月就玩完，但中超卻一直等到五月國奧比賽全部結束時才開打，中超仍只是“出線足球”的小媳婦兒。

跟隨著中超翻涌而來的，是一場足協與投資人真正的正面交鋒。北京現代揭竿而起，此后大連實德等七君子聚眾公開叫板足協。

彼時，國家隊也是危在旦夕，在這個危機四伏的關鍵時刻，閻世鐸接連化解了投資人的多次攻勢，最終讓看上去勢在必得的投資人革命以失利而告終。

但這次影響極大的資本革命事件卻讓中國足協威信掃地，也讓中國足球聯賽成為永遠被懷疑的對象。

其實閻世鐸本有很多的時間來與改革派溝通，以便緩解矛盾，但是他卻總是說得冠冕堂皇，讓改革派認為足協已經認可或者至少部分理解了自己的想法。

足協放不下官架子，那么他在改革中就永遠是被革命的對象。而這也是閻世鐸從體育總局內部的改革者到既得利益當權者轉變的一大悲哀。

中國足校之死

“那時候，我們有將近一百名教師和教練員，那時候我們有一千多名學生，我們八九、九零這個年齡段，擁有十三支球隊，三百多人。可是，逐步惡化的足球環境毀了這一切。”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是中國足球學校最輝煌的時期。一九九六年首次招生二百八十六人，報考學生達到了三千多人。一九九七年，報考人數更是達到了三千五百多人。

在中國足球學校最輝煌的時候，先后在北京、沈陽、青島、洛陽、重慶、長沙、新疆、南寧、北海、湛江、貴陽和英德開辦了十二所分校。

但在二零零二年之后，足校的招生情況越來越不樂觀，到了二零零八年，足校準備招生一百六十人，報考的只有五十人，女孩子更是只有五個，還有兩個在考試時因故沒有前來。

二零零九年，情況更加慘不忍睹，中國足球學校也停止了招生工作。

追溯這一切的源頭，還要回到中國足校創立之初。當時確立了一條辦學原則：足校將依托國家體育總局秦皇島足球基地的現有措施，實施“自主報名、自主招生、自負盈虧、不包分配”，簡稱“三自一不包”。

在足校創立的時候，中國足協向中國足球學校每年提供一百萬的資金支持。但在閻世鐸任上，他終止了這一百萬的資金支持，足校成了真正的自負盈虧。

隨著支持下降和大環境的變化，中國足校的處境日益艱難。

他們不是培養不出球員，只是很難從球員中獲得收益。郜林轉會，足校只收了申花五萬元，黃博文和閆相闖等人也只象征性地收了幾萬塊錢。

“后來，我們就完全不收錢了，誰看中了我們的球員都可以轉走。”

閻世鐸

幾乎是在噓聲中，二零零五年，閻世鐸從足協調走。但多年后，大家卻意識到一個問題，“閻世鐸至少是個聰明的人”。

因為在后來中國足球的掃黑風暴中，落馬的很多人，都曾是閻世鐸的下屬。很多問題比賽，也都發生在閻世鐸在任期間，但他卻沒事。

在閻世鐸的自傳中，曾經介紹了他為中國足球做的“最后一件事”。

這件事是他率隊談妥了中國足協和德國巴特基辛根市合作的“中國零八之星”項目。閻世鐸指望那個只有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讓它幫忙實現中國人在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的憧憬。

但是中國足球歷史里最不缺的就是自以為是的拆臺者，像人們揣測閻世鐸建立中超是為了“通過改變聯賽的名稱標識，清除王俊生的烙印。提高門檻，取得更多的資金，為政績足球服務。”

二零零五年，閻世鐸正式離開足管中心，從龍潭路丙三號到體育館路四號，他在北京城里，在體育圈中進行著人生的又一次角色轉換。

閻世鐸的結局有點凄涼，他幾乎是被總局以斷然拿下的突襲之法轟出足協的，在那個凄風苦雨的清晨，閻世鐸在足協門前，在記者的鏡頭中留下一張苦澀的臉，他看到了假賭橫行的中國足球的無望未來，但他無能為力。

他的繼任者上任后也是如出一轍，他們順理成章地為二零零八年奧運會足球賽操心起來。不過，他們打算合作的對象不在德國，而是另起爐灶，選擇了法國的克萊楓丹。

中國足球很有意思，所有的繼任者都想要推倒重來以證明自己壯士斷腕的決心，并且都相信自身的正確性，但現實是他們都無一例外地失敗。

閻世鐸之后，中國足球駛向令人絕望的不歸路。足協以行政擺布市場的行為更加肆無忌憚，球員、球迷、媒體，沒人看得到足球的未來。

后來，在反黑風暴中舉起義的陳培德說了句自己的感悟，很適合來作為這個時代的收尾。

“在中國足球的現行體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救世主，王俊生不是，閻世鐸同樣也不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