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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川的大腦像是一臺發射器。

他將自己的經歷、想象和審美趣味壓縮成一段名為“朱同”的電波，然后按下按鈕，發射——

他期待，也沒過度期待過回響。

卻沒想到在宇宙的另一端，一段同頻信號以超光速穿越時空回應了他。

回應者，饒曉志。

這次與監制饒曉志、總制片人梁琳的談話相當有意思，仿佛跟隨他們一起連通了屬于王子川的電波頻率，解鎖了更多有關于“朱同們”的加密編碼。

《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的敘事偏風格化而非類型化。

沒有清晰的主線，沒有明確的目的，小學三年級學生朱同從早上坐公交上學一直漫游到傍晚放學，全程天馬行空，有點純真，有點奇怪，甚至還有點狼狽，一天仿佛走完了整個童年。

看完就像閱讀了一篇中式夢核的散文詩。

不那么澎湃但后勁十足，絕對算得上是我今年最特別的觀影體驗之一。

用梁琳的話說，“它就是路邊的一朵小花而已，不要把它強扭成一棵參天大樹。”

大樹有大樹的傲然，小花自有小花的靈動。

最明顯的，便是影片引發的強烈共鳴。

當“全國第二套廣播體操-時代在召喚”的機械男聲擴散到整個操場，一下就把我們拉回到那個名為童年的漫漫長日。

考了低分的卷子不敢找家長簽字，試圖讓陌生人代勞。

被老師罰站，索性就在走廊上和同學侃大山。

信手涂鴉的校服，別人口中“咔嚓”帶勁的干脆面，街機廳的混混和總愛打小報告的同學……

一切熟悉得令人眼紅紅，點點滴滴都是伸手可觸的記憶。

饒曉志打趣“像在照鏡子”。

無論你身處哪個時代，調皮搗蛋還是安分守己，都能從中映照出自己童年的模樣。

更為生動的是對孩子想象力的具像化。

在朱同的世界中，草坪中的小花會說話，同學會變成雜草人，外星人會把班主任帶走，鳥怪會偷走自己不想要的卷子。

對于導演王子川這些放飛腦洞又無比貼合孩子視角的奇思妙想，饒曉志大呼過癮。

他笑稱，最讓他意想不到的設計是朱同在廁所里遇到的大便妖怪。

影片中朱同圍繞這張卷子展開的戰術一共分為三輪。

第一輪，讓小賣部老板幫忙偽造家長簽字。

沒成功。

第二輪，假裝試卷被偷。

牛老師非但不買賬，還重新給了他一份試卷，并寫上一大段特別批注請家長重視。

手捏著這份沉甸甸的試卷，朱同愁眉不展。

沒想到，廁所突然出現了一個吃紙的大便妖怪，正好將他的試卷帶走。

三個回合的設計既奇妙又幽默，大便妖怪更是契合了每個校園都有的怪談傳說。

簡直風味十足。

“這個我完全想不到，也可能是我小時候沒有這個傳說，但是他說出來我又很懂?！?/p>

這種“想不到，又很懂”的感受，幾乎貫穿我的觀影全程。

我很喜歡影片的曾定名：《漫漫長日》。

一提起來，饒曉志秒懂，他透露主創們為取片名投過好幾輪票，“我們甚至還叫過《童年快樂》?！?/p>

無論《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還是《漫漫長日》，都是用珍貴的孩童視角看世界。

《漫漫長日》呈現的是孩子對于時間流逝的洞察與感受。

在兒時的我們眼中，時間是只緩慢前進的蝸牛，從一年級爬到六年級就像翻越葡萄藤，一眼望不到盡頭。

而《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更趣味地突出孩子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以及點出了題眼——

超能力是怎么丟失的？

電影里，朱同遇到了好多難題，在他的小宇宙里，那些事情都可以用各種稀奇古怪的方式解決。

作為成年人的我們，笑著笑著，心里一抽。

因為我們清楚地知道，校園里沒有神仙妖怪外星人，那些幻想不過是一時止痛。

鳥怪偷了卷子，朱同依舊逃不過責問；隱身術在校領導的視野之中也無處遁行；外星人面對牛老師的教鞭毫無還手之力……

就像小小的人兒站在大大的世界的一角，誰都抵擋不了“時代在召喚”。

但令我驚喜的是，王子川通透，且柔軟。

他沒有那么想上價值或者戳穿什么，一切快樂之下的悲傷甚至痛苦都被他包裹了起來，變成一顆顆怪味豆——你經歷過什么，便會嘗出什么味道。

電影里有個情節：賀娜教朱同在手心寫個“好”字，然后一切就會好起來。

然而，什么是“好”呢？

品學兼優的班長劉詩瑤、在校門口查紀律的徐建立，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成績不好的朱同、調皮搗蛋的張秋、翻同學書包的賀娜，則是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

朱同不明白，自己真情實感寫的作文，為什么會被老師打上大大的“？”。

找小賣部老板幫忙簽字，出于好心給校刊欄上的教職工照片涂色，怎么就需要叫家長了？

他最不懂的是，自己為什么不是那個“好”學生？

孩子的懵懂和疑惑，在大人看來是如此天真和幼稚，隔空對撞出無比復雜的情緒。

梁琳說，電影路演的時候，有一位觀眾的眼淚戳中了她。

“我們怎么定義一個差生？怎么定義一個好學生？”

“‘朱同’不光只是一個小學生，其實在成年人的世界也是一樣的。不是所謂的社會價值認可你的成功，你才是一個好人，才是一個成功的人?！?/p>

“很多人努力地生活，很多人真誠地面對所有的勝利、困難，友善地去對待周圍所有的人，他們就是成功的人。我們笑著面對自己那一刻是不是成功的？我認為就是。”

饒曉志同樣是溫柔的“過來人”：

“衡量的尺子不該只有唯一一種?！?/strong>

他說自己小學的時候就是“朱同”，比較自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到了中學則更像“張秋”，調皮一點，更有經驗一點。

在他看來，電影里的每個孩子——不管是有主見的賀娜、吞筆蓋的小淘氣、朱同的女同桌，還是劉詩瑤與徐建立，“好像我們都能在自己的身邊找到，對位進去。”

觀眾觀影的過程，也是在跟過去的自己相遇。

最觸動他的情節，是朱同在電影后半段一直求索的問題：體育老師到底有沒有拍我？

拍了，就意味著被選中去參加全國小學生廣播操大賽，終于有件“好事”了；沒拍，代表他還是那個被老師盯著叫家長的朱同。

朱同被架在被選擇和不確定之中，那一“啪”不斷在他耳邊回蕩，如油煎火燎。

饒曉志將這種情緒總結為“模棱兩可又欲罷不能的被選擇”。

它可以延伸到各個領域、各種事件與情感上，是每個人成長中難以避免的一環。

“好多時候我們在十字路口時都會忍不住回望：有沒有被選擇？有沒有受表揚？有沒有受認可？”

大多數人一生處于無數個被選擇中，被“拍”的幸運時刻卻少之又少。

奇怪的是，被“拍”后還會不禁糾結：他是什么意思？“拍”的真的是我嗎？

對于被“拍”的渴望與惶恐如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我們就這么小心翼翼長大了。

饒曉志認同這個故事底色的悲傷，更確切地說，是“人與生俱有的一種愁緒，甚至有一種荒誕的意義在”。

“我們追求一個拍沒拍，這個事本來就很荒誕?！?/strong>

荒誕色彩在影片結尾達到了頂峰——

折騰了一天的朱同最終如愿加入廣播操小隊。

他揮舞著彩球，在“時代在召喚”的呼喊中努力綻放最大的笑臉。

盡管他的臉被“召”字擋得嚴嚴實實。

那一刻朱同真的快樂嗎？還是他已經意識到自己“丟失”了什么？多年后想起這一天，他又會是什么滋味？

影片的妙筆是，沒有給出答案。

也沒有試圖統一答案。

王子川只是讓童年拍了拍你我，說別怕。

就算一切不會“好”起來，但是一切會過去。

而未來的我們會作出回復。

在《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上映前，王子川更為人熟知的身份是“戲劇鬼才”導演。

饒曉志與他因戲劇結緣，聊到彼此，話語間的惺惺相惜藏不住。

王子川在采訪中曾說，找自己拍電影的人很多，但真的拉來投資的只有饒曉志一個。

“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沒有他，就不可能有這部電影?！?/p>

當然，饒曉志從沒這么想。

聽聞王子川對自己蓋章“唯一”，他否認三連：

“可能我是第一個，但我肯定電影上映之后會有更多人能看見他（王子川），我不會是唯一的一個?！?/p>

只言片語中亦能捕捉兩人私下相處的有趣碎片。

饒曉志欣賞王子川的“飛”和“鬼馬”，也常被他突如其來的奇思逗樂。

比如微博上來自“牛牛龍”的致謝：

在線提問：王子川為什么叫“牛牛龍”？

而在工作中，饒曉志過往執導的經驗就凸顯出來了。

作為監制，他參與了很多前期工作，不僅和資方溝通、組建團隊、籌備劇本，還將拍攝可能遇到的問題列舉給王子川。

劃重點——他不會過多干涉王子川的創作。

出于欣賞，出于信任，也出于尊重。

“我會出一點意見，但整個拍攝其實還是以一個導演為中心意志的控制。”

左二饒曉志，左四王子川

梁琳同樣尊重創作者的獨特審美和個人趣味。

她看到了王子川身上那種“孩子一般的天真”。

恰恰是這一點成就了這部電影，讓“朱同”帶著不著痕跡的真誠和沒有任何修飾的天真，走到更多人心里。

影片上映前，饒曉志和梁琳都思慮過市場接受度。

梁琳很坦白：“我當然希望項目是盈利的?！?/p>

但票房不等于全部，“有的時候是經過長期的，是漫漫長日后得到的結果。而這個結果不僅僅是票房的數字，而是能被時間記錄下來的那一刻，我認為是這個電影更重要的‘贏’”

饒曉志也坦蕩，他沒有把市場回饋當作與王子川合作的唯一標準。

“說得大一點，像這樣類型的電影總要有人去做，不是嗎？”

王子川隔空點了點頭。

有些堅持、有些成長的確一直在發生。

饒曉志這幾年在做電影監制，也做自己的劇團。

他挖掘青年導演，，“有才華”是首要條件，其次“強擰的不行，得相互欣賞”。

當然，“去做”永遠是最重要的。

“去推出自己的第一部電影，永遠都比紙上空談夢想來得重要。”

梁琳作為資深制片人，也長期挖掘、扶植青年創作者。

她最看重新人導演的劇作能力和獨特的審美。

“當你有自己的特點的時候，你對某一項東西很鉆研的時候，你就會在這個類型更容易發光?！?/p>

在對話中，她反復強調《朱同在三年級丟失了超能力》的獨特與創新，而讓這種創新被看見，亦是一種收獲。

“創新不是一個選擇題，它是一個必選題，或者它是一個必答題?！?/strong>

她清楚交上去的這份答卷，未必是所有“老師”都喜歡的滿分答卷，“但它一定是一個有自己想法的、獨特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標準答案?！?/p>

人不可能同時擁青春和對青春的感受，童年亦如是。

但奇妙的是，有些人好似真的有超能力，能抓住那些看似不著邊際卻真誠精準的生命體驗，把你帶回人生的某個階段，或者童年的某個夢里。

讓你相信，或者想要去相信，只要手上寫個“好”字，一切就會好起來。

梁琳有一句話，隔空戳中了我。

“王子川其實就是長大后的朱同，他還沒有丟失超能力，那我們就幫他把這個超能力延續得再長一點。”

“我們”不僅僅是饒曉志、梁琳，還是千千萬萬個“朱同”。

在電影行業被數據化，受眾被貼上簡單粗暴的標簽的當下，還有人愿意用最純粹真誠的創作，去勾連無盡的相似的記憶與情感，并喚起一種跨越性別、年齡、職業、學歷的交流。

這就是“去做”的美好，不是嗎？

這一次，王子川發出了信號。

而在校園的角落，街邊的游戲廳，寫檢查的秘密基地，城市的格子間，熄滅場燈的電影院……很多很多個“朱同”會收到信號。

然后，看向手心的“好”，也許它仍在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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