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始建于新中國成立不久。當時周恩來總理考慮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同志尚無安葬之地,便指示北京市政府尋找一處環境優美、交通方便,離市區不是很遠,又不占良田的地方,作為革命烈士的安息之地。
八寶山公墓建成后不久,素有“中國人民駱駝”之稱的任弼時同志,第一個“住”進去。
此后也有不少國家領導人、解放軍高級將領,還有革命戰爭時期犧牲的烈士陸續棲身于八寶山。
殊不知,八寶山革命公墓還曾先后安葬過十四名原國民黨高級將領。
他們分別是程潛、李宗仁、張治中、王耀武、傅作義、衛立煌、杜聿明、黃維、沈醉、范漢杰、鄭洞國、廖耀湘、王陵基、龍云。
李宗仁、張治中、王耀武、傅作義、杜聿明、衛立煌、范漢杰、鄭洞國、廖耀湘這九個人能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完全是因為他們的身份特殊性,還有在抗日戰爭中做出的卓越貢獻。
李宗仁不用多說,他是新桂系的首腦,無論在土地革命戰爭還是抗日戰爭時期,都曾經與蔣介石平分秋色,甚至一度把蔣介石逼下臺。
20世紀60年代中期,旅居美國的李先生響應中央號召,克服重重困難,回到祖國大陸,并還為祖國的建設貢獻了自己的余熱。李宗仁病逝之后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是實至名歸的。
張治中是原國民黨高級將領,不過,無論在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時期,他都積極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系。
甚至是在解放戰爭后期,張治中違背蔣介石的指令,毅然決然選擇起義,為全民族解放立下過汗馬功勞。身為著名的愛國將軍,張治中葬于八寶山同樣實至名歸。
衛立煌同樣是著名的愛國將軍,他的生平經歷與張治中頗為相似,葬于八寶山同樣無可爭議。
杜聿明和王耀武在抗日戰爭時期屢立功勛。解放戰爭中,一個駐守于東北和江蘇徐州,另一個則是鎮守山東濟南,被解放軍打敗活捉虛心接受改造。
回歸社會后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為后人留下了許多珍貴資料。考慮到他二人以往的功勛,還有虛心接受改造的態度,葬于八寶山同樣無可爭議。
范漢杰、鄭洞國、廖耀湘相較于前面幾人官職和軍階明顯低了不少,在解放戰爭時也率領軍隊與解放軍負隅頑抗。
被我軍活捉之后,范漢杰、鄭洞國、廖耀湘同樣虛心接受改造,在功德林里寫出了大量有利于黨和國家的文章。
特別是廖耀湘還受劉伯承元帥的邀請,曾經前往南京高級軍官學校擔任過一段時期的教員。
我黨向來是既往不咎,既然范漢杰、鄭洞國、廖耀湘在新中國建設中奉獻出自己一份力量,那將他們安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也是一種殊榮。
除上述幾人之外,程潛在解放戰爭后期和另一位愛國將軍陳明仁選擇起義,為新中國的解放同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而且程潛與毛澤東主席關系莫逆,考慮到老先生早年的貢獻,還有在解放戰爭中為避免長沙陷入戰火之中選擇的和平起義,經多方考慮,程潛同樣安葬于八寶山。
傅作義出身晉軍,抗日戰爭時期為抵御日寇率領部隊在前線拼殺,解放戰爭時被蔣介石委以重任鎮守華北。
1949年初,傅作義選擇和平起義,不僅讓千年古都北京免于戰火,同時還瓦解了尚有抵抗之心的一眾國民黨將領。
新中國成立后,傅作義在水利建設方面頗有建樹,去世后葬入八寶山革命公墓同樣是理所應當。
至于被譽為“云南王”的龍云,他的履歷和李宗仁差不太多。
新中國成立后,因為暫時不清楚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選擇旅居海外。
回國之后,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精力都用于新中國的建設當中。身為我國西南代表性人物之一,龍云葬于八寶山同樣無可爭議。
可在這十四人當中,還有三個人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一直頗有爭議,他們分別是王陵基、黃維、沈醉。
王陵基早年稱霸四川,紅軍時期,他沒少和我黨作對,手中也沾滿了許多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的鮮血。
解放戰爭末期,王陵基被俘之后送入北京功德林接受改造,那時他已經年老體衰。在改造方面,一直無功無過。
1967年,王陵基病逝于監獄后,他也被安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中央之所以會有此安排,我想無非還是考慮到王陵基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以及他在四川當地的名望。
且王陵基的家人幾乎都在國外,出于人道主義考慮,黨組織也不能看著王陵基暴尸荒野。
沈醉雖然是原國民黨軍統老牌特務,可1949年底,沈醉在云南同龍云還有一眾國民黨將領選擇起義,被我軍活捉之后也是虛心接受改造,幫助黨組織厘清了許多軍統內幕。
出獄后的沈醉同樣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他多方奔走呼號,希望兩岸早日和平統一。20世紀80年代,沈醉婉拒了許多讓他前往國外居住的邀請,一直留在祖國大陸生活。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考慮到沈醉后半生的表現,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也并無不妥。
至于原國民黨十二兵團司令長官黃維,他無論被俘前還是被俘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拒不接受改造。直至1975年,黃維才作為最后一批特赦戰犯回歸社會。
回歸社會后,黃維突然像是變了一個人,為兩岸和平統一做出過一定貢獻。另外,黃維還曾在毛主席病逝后為他老人家守靈。
考慮到綜合因素,黃維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其象征意義遠遠大于實際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的王陵基,其骨灰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被他的家人遷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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