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既包括技術和業態模式層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這就揭示出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不同，且創新存在多個層面。那么，如何從生產力發展的高度深化 關于創新的理解？產業創新有哪些動力源？需要怎樣的努力？

企業家創新是產業創新的關鍵動力

經濟學意義上的“創新”是指產業創新，有兩方面含義：一是把新的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及其“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的過程（約瑟夫·熊彼特，2011）。如果沒有引入生產體系，任何新要素及其組合也不可能形成現實生產力而造福人類。二是這種引入過程離不開企業家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冒險行動（富蘭克·奈特，2005）。即企業家的另一個功能是克服風險和不確定性。可見“產業創新”的含義遠大于通常的“科技創新”。如果說“科技創新”突出創新的技術、人才等要素供給，那么“產業創新”則突出企業家對這些要素進行動員與組織的過程。從語義辨析，“科技創新”中的“科學”，無論是牛頓提出的經典力學還是愛因斯坦相對論，都是對自然界存在的客觀規律的發現。既然是“客觀規律”，則談不上“創新”；而“技術”強調的則是遵循科學的發現，發明出相應的裝置來復現或運用這種規律。無論是“發現”還是“發明”，并不一定包含“新的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及其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的含義，更不一定意味著“在克服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冒險行動”。“產業創新”則是在上述“科技創新”之外，突出另外兩個至關重要的過程，一是工程驗證，二是市場拓展。前者需要實現大規模生產的質量穩定性和性能可靠性。后者需要使新產品得到足夠多的市場接受度，這兩者都不乏在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的冒險”。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的，商品價值的實現過程“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企業家創新歷盡曲折的試錯，更需要為數甚巨的投入，還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可謂一邊“燒錢”，一邊進行九死一生的搏命掙扎。總之，“創新”和“克服不確定性”被視為企業家精神的核心。

如果忽視產業創新當中企業家的功能，生產力發展很容易被誤以為自然而然地輕松實現，以為經濟增長不過是要素不斷累積的過程。似乎只要有了資源，有了要素供給——如“哈羅德—多馬”模型中的儲蓄和投資，加上后來“柯布—道格拉斯函數”中的勞動力，或者再加上“索羅余值”中的“技術進步”——就會有增長，就會有人類福祉的增進。生產力的構成要素中，確有勞動力、勞動對象和勞動條件，經濟增長要素是有投資、技術、人才、管理等，但這都是“事后觀察”的發現。上述要素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并不意味著具備了它們就肯定會有經濟增長和生產力的發展。借用麥克洛斯基（2018）的比喻，“將創新的時代歸功于資本積累，就如同將莎士比亞的作品歸功于英語文字或羅馬字母”，也可以說一部《紅樓夢》由中文字符寫成，但誰都知道擁有這些中文字符者并不能創作出這部鴻篇巨制來！

黨的二十大強調科技、人才和教育的極端重要性，也強調國家保障這些創新要素的供給，并非因此就有產業創新。據披露，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30%左右，而發達國家普遍在60%—70%之間。有省級財政審計報告指出，有高校獲得經費1.31億元設立862個項目，成果轉化0個；另一所獲得經費1.79億元設立項目702個，僅5個成果市場轉化。至于人才培養與使用，問題更突出。近年來高校畢業生千軍萬馬往公務員隊伍擠，一流大學核物理博士畢業生考取大都市一個街道城管身份。如此要素供給，若無企業家的努力，則與產業創新無緣。“企業家是要素整合者、市場開拓者、創新推動者”（劉鶴，2021）。正是企業家們在巨大不確定性條件下，承擔著工程驗證、市場開拓的高度風險，不斷將確定性輸入給社會：將確定的工資付給員工，將確定的稅收交付政府，將確定的利息付給銀行，將確定的貨款付給供應商，自身接受不確定的后果。

經典馬克思理論中，“企業家”與“資本家”尚無明確分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怎樣更有力地推動生產力發展，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偉大的探索和突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發揮企業家在技術創新中的重要作用”，“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弘揚企業家精神”。黨的二十大報告更進一步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2023年5月召開的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指出“要大力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倍加珍惜愛護優秀企業家，大力培養大國工匠”。對企業家功能和企業家精神的洞悉，是我們黨對現代市場經濟認識的深化，也是對生產力發展理論認識的升華。

風險資本是企業家創新的首要條件

如果說企業家是創新的推動者，那么資本特別是風險投資，則是企業家創新的首要條件。這就涉及對于資本屬性及其行為規律的認識。現代市場經濟中，資本的功能和運行方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尤其在當代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設想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搞市場經濟，當然也就無法預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對待資本。列寧、斯大林雖然領導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但當時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沒有遇到大規模資本問題。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造。既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然會產生各種形態的資本。”因此他強調“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要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

回顧經濟發展史，工業革命以來的每一次技術浪潮，都是金融革命助推的結果（約翰·希克斯，1987）。第一次產業革命中，以機器大工業為特征的生產力發展，離不開以大型商業銀行為主的信貸資本的強力支撐；第二次產業革命中，以分散動力和電氣化為特征的生產力發展，離不開現代投資銀行驅動下的企業并購與產業重組；第三次產業革命中，計算機的出現、信息網絡社會的形成，離不開現代風險投資驅動下的創新生態的繁榮，傳統產業得到賦能升級，新產業不斷涌現（見圖1）。

圖1 產業革命與資本嬗變之間的關系

資料來源:陳雨露等，“工業革命、金融革命與系統性風險治理”，《金融研究》，2021年第1期，作者繪制

技術創新和應用促使經濟結構轉變和社會環境變遷，推動了金融業演進發展和升級；反過來，資本的快速積累和有效融通對科技進步轉化為工業革命不可或缺。金融革命成為工業革命的重要助力（陳雨露，2021）。

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瓦特因改良蒸汽機而載入史冊。但瓦特只是一名技術員，背后真正推動這一技術改良過程的則有兩位甘冒風險的投資人，一位是約翰·羅巴克，另一位叫馬修·博爾頓。他們先后以巨資支撐著瓦特的生計和工作，以至于前者破產，后者在瀕臨破產之際才得到回報（張維迎、盛斌，2014）。這可以說是早期在缺乏發達的金融市場時期，風險投資家單槍匹馬推動技術創新的故事。二戰以來，正是風起云涌的風險投資，引爆了以美國硅谷為策源地的計算機和互聯網信息產業革命。到了今天，無論是外國科技巨頭如早期的英特爾、微軟、蘋果，后來的英偉達、谷歌、亞馬遜、特斯拉，還是國內的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以及新能源汽車“造車新勢力”等，從創立到快速崛起無一不靠風險投資的加持。該領域以特定的機制設計形成不同的合約組合，較好地實現進入與退出、權利與責任、能力與代價、風險與收益之間的匹配（龔永泉、郭勤貴， 2021）。金融業不斷創新，分層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有機會得到風險投資的青睞。企業家和資本，尤其是風險投資，成為推動現代產業創新的兩大動力源。

金融強國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基礎

鄧小平同志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持續探索新時代金融發展規律，以建設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關鍵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召開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做出一系列部署。2024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闡述了推進金融強國建設必須具備的六大核心金融要素，提出建設中國特色金融體制六大任務目標。

發展新質生產力亟待多層次金融市場的支撐。我國在四十多年內一并完成了發達國家用二三百年相繼完成的三次產業革命。如圖1所示，第一、二次產業革命中的重化工業發展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靠商業銀行體系提供貸款支撐。但這種格局下金融安全關鍵也在商業銀行領域。無形中，圍繞大型商業銀行的金融業態和金融監管，往往占據了我們的眼界和頭腦。而新技術和產業創新所需要的更前沿的金融業態創新，或多或少面臨質疑。多年來，中小企業發展、新興技術以及未來技術開發以及轉化，動輒存在對商業銀行提供信貸的訴求，或轉而求助政府組建的各類缺乏市場競爭機制的基金。而發展新質生產力所需要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恰恰不能僅依靠傳統金融，而要更多地依靠創業風險投資。2024年4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壯大耐心資本”，在建設金融強國中對此必須正視。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高科技產業快速崛起就是風險資本推動的結果。1982—1987年間，風險投資年融資額從1億美元增至45億美元。蘋果、微軟、亞馬遜、思科等科技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創投體系與產業革新交互促進：提供專業化非金融支持，包括運營輔導、戰略指引、資源支持等（龔詠泉，郭勤貴，2021）。1991年后，養老基金接棒風險資金繼續對新興產業提供支持，美國養老金加速入市成為共同基金規模增長的關鍵。自1990年起，美國養老金資產占共同基金資產的比重從19.55%上升至46.54%（2023年），投資于共同基金的規模為11.88萬億美元①，帶動通訊、信息技術、醫療衛生等行業崛起。

可以說，有活力、多層次的金融市場，是下一步我國突破“卡脖子”技術的解鎖器，也是推動我國綜合國力上升的推進器。一個有競爭力的金融市場還是今后參與并可能引領全球經濟共同發展的加速器。

金融監管的基本目標是防范風險，根本目標是促進創新。金融是把“雙刃劍”，歷史上多次金融危機對經濟發展造成了破壞，嚴重的甚至中斷一國發展進程。防范金融風險在我國現階段現代化進程中須臾不可忽視。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黨中央立足于嚴防范早動手和精準拆彈，確保了我國金融經濟發展免于其他國家經歷的動蕩。

對金融監管的基本目標是防范風險，但絕不意味著要抑制金融創新。相反，金融監管的終極目標是促進金融創新，更有力地支撐產業創新。2023年10月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持續推進金融事業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開拓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質量服務。這是對金融創新提出的更高要求。強大的金融監管，因其精準高效的識別能力，法治透明的約束機制，可以及時準確監測并清理機會主義行為。大數據、數字貨幣技術的引入，也為任何交易行為的事后責任追溯提供了條件。金融監管則完全有條件不再依靠手工作業、準入限制、行為審批等傳統方式進行。這樣的話，基于數字網絡時代的金融業態，種類繁多的風險投資創新都有條件放開。用一句話來說就是，高水平監管更能夠為金融創新提供足夠的空間。

這就涉及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之間如何實現動態適配的問題。以獨角獸企業的發展情況來看，前些年我國一度與美國并駕齊驅，近年來明顯放緩，甚至一度被印度超越，從側面反映了國內金融業的活躍程度下降，風險資本對創新的支撐有所乏力。根據2024年胡潤研究院發布的最新全球獨角獸企業榜，美國的獨角獸企業數量從比中國少3家（2019年）變為比中國多363家（2024年）（見圖2）。

圖2 2019—2024年中美獨角獸數量變化

資料來源:胡潤研究院.《2024全球獨角獸榜》(Global UnicornIndex 2024)[OB/OE][2024-04-09].https://www.hurun.net/zh-CN/Info/Detail?num=JDW1AWCKDVPA.

營造金融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環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因此，要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等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同時，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

一是激發新生產要素活力，加快培育壯大新動能。在生產力各種要素中，人才最活躍最重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按照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完善人才培養、引進、使用、合理流動的工作機制。……要健全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機制，激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活力，更好體現知識、技術、人才的市場價值，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

二是深化財稅改革，為不確定性承擔者提供激勵。在我國的現行稅制下，無論是各種流轉稅、企業所得稅，還是各項地方雜稅，以及為職工社會保險金的交納甚至個人所得稅的代扣代繳，90%的稅款都由企業交納。換句話說，現行稅制較少使取得無風險報酬者承擔稅收，稅制缺乏對不確定性承擔者的“獎賞”。要激發企業家創新精神，除了稅收政策上持續擴大對新技術和企業技術投資的優惠力度之外，更應深化稅制改革，建立真正的直接稅制，減輕企業（家）創新的稅負。

三是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充分吸納全球一流人才資源。美國高科技巨頭中，谷歌現任CEO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和微軟現任CEO薩提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都是印度人；創辦英偉達的黃仁勛和掌管AMD的蘇姿豐，都是出生于臺灣的中國人。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父親是南非人，母親是加拿大人，如果在南非或者加拿大，他能創業成功嗎？若在歐洲創業又怎么樣？這都值得沉思。

改革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重點和節奏，但其追求的方向和目標則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表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度重申的一句話：“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衡量社會制度優越與否的唯一標準是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著眼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推動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開辟強勁的動力源，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開放必將邁出更大更堅實也更關鍵的步伐。

注：①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2024.

“The US Retirement Market,Fourth Quarter 2023”(March).www.ici.org/statistical-report/ret_23_q4_data.xls.

【參考文獻】

[1]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M].何畏，易家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2]富蘭克·H·奈特.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M].王宇，王文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3]迪爾德麗·N·麥克洛斯基.企業家的尊嚴：為什么經濟學無法解釋現代世界[M].沈路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4]劉鶴.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N].人民日報，2021-11-24(006).

[5]約翰·希克斯.經濟史理論[M]，厲以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6]陳雨露.工業革命、金融革命與系統性風險治理[J].金融研究，2021，(01):1-12.

[7]張維迎，盛斌.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3-38.

[8]龔詠泉，郭勤貴.風險投資簡史[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21.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

其中時紅秀系該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