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天，因病臥床到已經奄奄一息的康生，忽然跟秘書提出要見周總理的要求，醫生的建議是他好好臥床休息，千萬不要再折騰了。

可是康生卻著了魔一樣，說自己有“大情報”要匯報，必須要見周總理，秘書拗不過康生，只好給周總理的秘書打電話，說明了康生的情況。

其實周總理當時也是重病纏身，正在305醫院治病，普通的事情，周總理的秘書就給推掉了，考慮到康生的特殊身份，周總理還是同意了與康生的會面。

很快，康生就乘坐一輛救護車去見周恩來，因為病情惡化，醫生還給他戴上了氧氣面罩。

見到周恩來后，康生如回光返照一般煞有介事對周總理說：“江青和張春橋是叛徒！”并說，他在“三十年代”就知道了。

周總理本以為康生此時來找他，會說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沒有想要這個“情報”竟然如此之大，當即臉色聚變，十分震驚，經過了一個小時的交談后，康生才說完了事情的前前后后。

聽完后，周總理長嘆一口氣，還是讓康生多注意保重身體。

為什么周總理會是這樣一個態度呢？這估計要從康生與江青之間的關系說起。

很多人認為康生與江青是1937年11月在延安認識的，其實，在十多年前的山東諸城時，江青的母親就曾到康生的家里做傭人，那時，康生還叫“張宗可”，而江青叫“李云鶴”，后來，他們換了很多名字。

等到江青奔赴延安時，康生已經擔任中央黨校校長，除了負責地下工作外，大力推動教育，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最大的愛好，就是經常給別人介紹對象，毛主席與江青的婚姻就是康生促成的。

因為康生給江青很多革命思想的指導，所以江青一直把康生視為老師，在延安的時候，甚至會讓人覺得他們“情同父女”。

在賀子珍負氣出走的關鍵節點，康生便派江青來擔任毛主席的“生活委員”。

毛主席問：“你能做些什么”？

江青回答道：“生活上的事情，我都能做”。

在毛主席向中央提出與江青結婚的申請后，引發黨內劇烈的討論，很多人都持反對意見，這讓毛主席非常被動，而此時的康生則是力排眾議，堅決贊成兩個人的婚姻，因此，康生獲得了毛主席的高度信任。

但是被重用后的康生卻因為“工作手段”出了大問題，在解放戰爭期間，中央讓康生去山東進行土改，結果康生卻對千方百計“逼迫”地主，制造了血案，毛主席批評康生這種手段是“本末倒置”。

在建國前夕，康生是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卻被調任為華東局擔任副書記，對于這個安排，讓康生很不滿意，其實，中央不讓他當正書記，就是避免他在主持工作時犯錯。

然而康生并沒有意識到中央的良苦用心，反而患上了心病，認為自己“要被淘汰了”。

康生很不甘心，正在此時，江青多次來看他，讓康生很是感動，江青作為“第一夫人”，有了江青的支持，1956年，康生“重振旗鼓”參加中共八大，并當選中央委員。

當時中央的想法是讓康生負責教育工作，但是康生卻熱衷于搞權力斗爭，江青很可能就受到了康生的影響，在中共九大時，江青借助康生的幫助成為了政治局委員，在政治上形成“相互庇護”的關系。

但是到了1966年開始，康生便緊隨江青的腳步，江青指哪，康生便打哪。

在文革期間，康生做了很多壞事，也害了很多人。

康生在黨內的地位一度僅次于毛主席、周總理和王洪文，可是這只是表面上的權力，實際上，他還是隸屬于江青政治集團的。

在1971年后九一三事件后，康生就換上了嚴重的“恐懼癥”，再加上毛主席因為江青多次的“肆意妄為”訓斥江青，甚至要和江青“劃清界限”。

康生見到這種形勢，立刻減少與江青的來往，甚至也要劃清界限。

即使康生如此自私，可是江青對這位老師依然有情有義，在康生住院期間，江青還是到康生面前經常和他說說話。

可是，在此時，康生嘴上卻經常掛一句話“我不是叛徒”，頗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嫌疑。

究其原因，很有可能與黨內叛徒盧福坦的被捕有關，盧福坦交代，康生在30年代被捕后，像國民黨反動派出賣了黨內的重要信息，后來盧福坦背康生匆忙下令槍決。

而康生是否真的有過叛徒行為，已經很難說清楚了。

讓誰都想不到的是，康生在臨終前卻跑到周恩來那里說江青是叛徒。

事實上，康生所說的江青是“叛徒”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沒有實質性的證據，所以，康生的這番“揭露”，到底是內心壓力導致的精神錯亂，還是煞有其事，已經難以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