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姜被帶走,是否就意味著海通的投行業務從此走上正軌呢?
7月31日晚間,海通證券原副總經理姜誠君的一紙辭職報告,將這家上海老牌券商再度帶入公眾視野。
1968年出生的姜誠君,現年56歲,公告顯示他辭職系因“個人原因”。
高管變更在券業并不罕見,但這紙公告的措辭之冷淡,放諸A股數千家上市公司,也算是十分稀少。
海通證券不是沒有人情味。去年先后辭職的副總李海超和董事趙永剛,就都收獲了上百字的感謝語。
如此為之或為切割。據經濟觀察網,2024年8月1日,多位知情者表示,姜誠君早在上周即被相關部門帶走調查。至遲在7月30日,海通證券公司發現已無法聯系到姜誠君。
姜被帶走,可能算得上大快人心。因為如果用一句話總結他在海通的經營成果,那就是“賺得是真多,干得是真差。”
但這并不意味著海通的麻煩就此結束。
在2023年經歷了業績大幅滑落之后,今年年初私有化海通國際的遺留問題,和“接到手軟”的證監會罰單,似乎都說明這家老牌海派券商,仍在沼澤中心艱難跋涉。
將它們聯系起來看,我們也許能據此做出展望:
海通證券的人事變動,也許還將持續。
姜誠君,是怎么上去的?
去年,海通證券經歷了一輪人事變更,一位總經理,兩位副總經理和一位首席風險官先后離職,騰出了位子。
6月30日,時任董秘的姜誠君,時任總助的潘光韜和時任財務總監張信軍走馬上任,三人都是在海通證券供職超過20年的老將,分別成長自投行、自營和財務條線。
表面上看,券商界洶涌的高管年輕化浪潮,給了他們上位機會。潘和張都是70后,姜最年長,但也差不多。
但實際上,企業大規模的人事變動往往需要時間窗口的配合,貿然為之,只會阻力重重。
這個時間窗口往往與業績波動的周期相吻合——技術元老拿不出業績的談判籌碼,老人容易萌生平穩著陸的退意,領導們打著“改革”的旗號提拔新人,也因此更加順理成章。
海通證券2023年的業績報告驗證了這一點:海通證券歸母凈利潤僅為10.08億元,同比下滑84.59%,在頭部券商中下滑幅度最大。
而如果按照全年扣非歸母凈利潤這個口徑,2.7億元這個數字,已經創下了2007年IPO以來的新低。
要知道,就在2021年,海通證券凈利潤還高達137億元,扣非歸母凈利潤依然有124億元。到了2023年,業績已經不及當年的零頭。
“下滑幅度最大”,“IPO以來最低”,“不及當年零頭”,這些沉甸甸的帽子,主動也好被動也罷,都是要戴在幾個腦袋上的。
局勢嚴峻,新官上任當然要救火,更要先將上一任遺留下來的風險和問題出清,因此業績難看一些,似乎也情有可原。
但持續性的業績不及預期,就違背了“救火”的初衷。
海通證券早前發布的業績預告顯示,預計2024年上半年實現歸母凈利91900萬元到116700萬元,同比減少69.53%到76.00%。
業績非但沒有止跌,反倒持續下滑。
雖然海通證券并無實際控制人,但不管是對一眾國資股東,還是對投資者,抑或是對同處上海的券業同行來說,這樣的數據實在算不上合格。
除了上述三位,新上任的高管里還有首席風險官侍旭和新任合規總監趙慧文,大多數2023年的薪酬也在百萬級別。
姜誠君197.74萬元(另有遞延薪酬140.27萬元),潘光韜197.26萬元(另有遞延薪酬126.15萬元)、張信君185.51萬元(另有遞延薪酬126.52 萬元)、侍旭115.18萬元(另有遞延薪酬40.67萬元)。
趙慧文要略少一些,為95.63萬元。是其中唯一不足百萬的,但已經比其前任李海超2022年79.20萬的年薪高出不少。
要知道,這是在券商高管降薪潮的大背景下,況且海通證券的員工人數同比還增加了1494人,在業績顯著放緩的背景下,高管們還能保持如此高薪,實在難得。
在新上任的五人中,姜拿得最多,放諸整個董監高圈子,也相當有競爭力。
一定程度上這也算合理,畢竟姜和潘都是業務出身,姜更是管控至關重要的投行業務條線,資源適當傾斜,無可厚非。
那么姜總干得如何?
今年開年,姜總身先士卒,因保薦業務履職盡責不到位,帶領另外兩位風險條線負責人率先喜提上交所監管警示,海通證券也因此被監管談話。
此后,姜總又扔出了一系列“王炸”:
撤回22單IPO,在所有券商中位列第三;
收到14張證監會與三大交易所的罰單,數量領先所有券商;
共有12名保薦代表進入保薦代表人分類名單C(處罰處分類),同樣遙遙領先,喜感的是其中還包括姜總本人。
Wind數據顯示,在2020年登上49.39億元的高峰之后,海通證券的投行業務就已經連續下滑三年。2023年投行業務手續費收入34.21億元,較2022年同比下降18.14%,在主要業務板塊中降幅最大。
今年一季度,投行業務收入更是只有4.13億元,同比下降超五成。
看到了嗎?姜總上任之后投行業務非但沒有起色,反而加速下滑,“加速俯沖”了。
這些,恐怕都構成了巨大的壓力。
不見得。
海通證券的投行業務,風格向來以激進著稱。
這幫助它在頭部券商的包圍中打開了局面,但同時,也讓它總像是在合規與違法的邊緣跳舞。
今年4月,海通證券因參與中核鈦白違規定增一案,被證監會立案調查,罰沒776.44萬元。
簡單來說,中核鈦白的大股東想借著定增的名義狠狠搞錢,于是搞了一套包含多空頭收益互換、員工股權出借、融券做空、展期等比較復雜的玩法,用“定增+融券”的方式套利。
說白了,你以為他想定增,其實他真正的目的是玩衍生品。你以為他展現的是穩賺不賠的神跡,其實早已通過折價、融券做空等方式提前鎖定了收益。
這套玩法盡管有些復雜,但對海通這樣的頭部券商來說,不至于看不出來。
這種激進作風,貫穿海通整個體系。
2009年之后,香港中資券商迎來自身發展的黃金十年,而“海華中國”的券業格局,也保持了十年。
彼時的海通國際,是中資券商的“領頭羊“,更收獲了“港股IPO之王”的稱號。舵手林涌,也因此聲名鵲起。
但此后激進做項目,盲目追求規模,輕視風控的做法,也掏空了它的家底,釀下中資券商在港最大虧損。
姜誠君被帶走,也許只是這種極端激進風格的縮影。
而不管是站在低迷的業績表現,還是內控層面來看,這樣的人事變動,也許只是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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