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上映，抽空去看了，網上的評價比較分裂。有說，這展現了中產失業、騎手的艱辛，是現實主義、傳播正能量的佳作。也有人說，這是一部分富人拍給窮人看的電影，虛偽做作。

一，

電影在技術上是優秀的，攝影、節奏、結構都沒有太大的問題，但電影情節拼湊感太重，網感太重，人物形象就刻板化了，缺乏了生活本身的真實，成了一部缺乏靈魂的苦情戲。

徐崢的演技是沒有問題的，演什么像什么，不會讓人出戲，但電影劇情卻讓人出戲。

電影男主角高志壘，裁員能賠償70萬，反推年收入，應該在70萬-100萬。為了讓這樣一個高收入家庭，一下只滑落到騎手。電影給高志壘加上了所有網絡上流傳的苦難。現在網上流行所謂的新時代中產“作死三件套”，高額房貸、配偶不上班、孩子上國際學校。高志壘都滿足了。還加上了P2P損失存款，父親生病。

為了讓男主角一下失掉70萬的賠償，不但讓父親生病花掉30萬，還設置了急需交住院費，所以放棄勞動仲裁，只拿30萬。一個中產，不說找親戚朋友借，各種網貸、信用卡，也能支撐一段時間，然后等待勞動仲裁多拿40萬。

而且，一個資深程序員，技術領導人，并不那么容易被裁，更不會故意被羞辱。碼農不是體力活，更不是吃青春飯，靠加班、拼時間。作為公司的技術領導人，對公司業務技術的熟悉，領導力，人際關系，行業關系，甚至那些在代碼中埋下的雷，都使得男主角不會被輕易裁掉。起碼，不會被羞辱。他不但在被裁掉時被羞辱，在面試時，也因為年齡被羞辱。這不真實。

即便被裁，一個有經驗的程序員，要找到一份臨時性的工作，并不會太難。接外包、做一些零碎的私活，總是可以找到的。他的經濟、社會地位，不會下降得那么快，她的老婆也不會直接掉落到做美甲。這不符合社會現實，也不符合中產家庭對家庭地位的維護的努力。

在需要經驗、積累的行業，一旦失業就難求職，不是因為體力下降，而是因為經驗多、人脈廣、薪資預期高，而難管理，企業擔心不穩定。所以，對高志壘這樣的人而言，穩定工作難尋，臨時性、分散性收入卻不會太難。

二、

電影的另一條線是騎手。電影對騎手的職業還是比較深入，讓觀眾可以深入地了解騎手這個職業不為人知的一面。

但電影對騎手的理解，仍然是刻板化的。這并不奇怪，因為中國社會對騎手的認知也是刻板化的，首鼠兩端的。一方面，中國社會輿論認為騎手是被剝削的、被壓榨的，但與此同時，作為消費者的中國社會卻會吝嗇自己的寬容。比如送花的那一場戲。比如現實中，大家會毫不在意在用底層形容騎手，毫不在意的不準他們進入電梯。

電影中，騎手要微笑，是一個很重要的情節。這源于《困在系統里》這篇文章。其實，這篇文章，并沒有說系統是在檢測微笑，而是通過行文布局，讓讀者以為系統是在檢測微笑，進而塑造出騎手的被悲情形象，制造更大的沖突。

對騎手的面部識別，不是為了微笑，而是安全。網約車司機要經常面部識別，以保證沒有冒名頂替。送餐也需要實名上崗，否則，冒名頂替，會難以管理，更帶來食品安全的公共性風險。

在更大層面對騎手的社會定位上，電影迎合了中國社會的刻板印象。市民日常城市生活中能看的，能投射他們教育中的被剝削的、底層的形象，唯一的群體就是騎手。但是，騎手的真實社會定位，不是底層，而是中產。

如果夫妻兩個人都當騎手，家庭月收入2萬元，一年收入24萬元。即便再少一些，也是標準的中國中產。在一些縣城，騎手是當地最高檔的商品房的購買者，也是當地教育培訓的主力消費者。

騎手工作中的很多特質，辦公室的白領同樣也在承受。KPI、考勤、末位淘汰、奮斗者計劃，人力資源評分、同事內卷，哪一項白領沒有感受呢？實際上，被用來論證騎手社會地位低下的社保問題，也并不是因為騎手地位低下，反而是因為騎手自由度更大，有選擇。最近我一個白領朋友就抱怨，工資11000，到手4500。如果真能選擇社保方案，很多白領，是情愿以老家標準交的。

正是刻板印象和真實經濟地位的差異，使得電影中騎手家庭，一定又要加上白血病的災難。不然一個月入兩萬的家庭，怎么才能變得苦難呢？但正是這種堆積災難，使得電影變為一場不太真實的苦情戲。

所以，豆瓣上有人這樣說：裁員不是這樣，送外賣不是這樣，人性不是這樣，家庭矛盾不是這樣，中年危機也不是這樣，人生也不是這樣。不要刻意把一個人的生活拍得這么無辜又這么受害，這就是消費苦難和制造焦慮。

三、

電影拍得這么刻意，是為了把社會上流傳的那些中年、中層失業，因為年齡大找不到工作的段子具象化。

其實，完全不必堆積苦難，一個真實的中產中年，即便緩慢的滑落，同樣也充滿真實的痛苦。比如，失業引發的家庭經濟困境、夫妻矛盾、對自我的懷疑，以及失業引發的作為丈夫和父親，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這往往才是一個中產男人面臨的更真實的困境。

我最近在看一本關于美國1929年大蕭條的名著《大蕭條的孩子》。通過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書中揭示了，中產家庭面對失業等經濟危機時，心理代價更多地源于聲望、社會地位的下降；父親地位下降引發的家庭沖突；對子女控制的下降等等。電影忽略了這些真實的痛苦，但又沒有直擊痛點——甚至就連最終沒有能保住房子，電影也做了弱化。

于是，最終，電影就成了那些關于中年失業的段子、社會新聞的拼湊。作為一個新聞評論人，我覺得這部電影是新聞評論的電影化——它具象了諸多的新聞點。這并不奇怪，當幾個編劇在一起攢故事，頭腦風暴時，以往的新聞點，就會成為他們不愿舍棄的東西——這些新聞點能引發共鳴、帶來流量。但當一部電影像新聞評論，它就既沒有了新聞評論的深度和見解，也失去了真實生活中本有的沖突、張力、人性。

所以，就有了這樣一種流傳的說法：“有錢人花時間演窮人來賺更多的錢，窮人卻花錢買票看有錢人演自己”。其實，幾乎每一部電影中的窮人，都是富人拍的，富人演的，之所以《逆行人生》出現了這個評價，就是因為電影缺乏生活的真實，讓人出戲，讓人想到徐崢得明星身份。

現實主義的電影的生命力在于生活的真實。徐崢之前拍的《我不是藥神》，源于真實的案例。它的動人之處就在于不是段子的拼湊，而是活生生的發生過。所以，當《逆行人生》迎合刻板印象，廉價煽情，就失掉了真實帶來的沖突、矛盾與掙扎。現實主義電影，也就失掉了現實主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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