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類高壓手段和洗腦術語的狂轟濫炸下，我們這些游戲參與者中的真實玩家，已經逐步“工具化”，變成傻站就是一天的NPC（游戲中一種角色類型，意思是非玩家角色）了。

聽話、不動、照做、不反駁、不辯解、不吶喊、我們從情感生物，退化成了冰冷機器和無聲工具。】

1

9月2日，山西運城。

幼兒園新生開學報到第一天，某家幼兒園搞了個宣誓活動。

誰來宣誓呢？

幼兒園家長集體握拳宣誓。

“我宣誓，絕不在群里，讓老師給孩子喂水換衣服、孩子玩耍了磕碰了，絕不生氣，不管什么時候，絕不給老師甩臉子，要正向溝通，老師帶過的娃比我們多，要絕對相信老師的專業。”

我以為，幼兒園里的宣誓，應該是園長帶著老師，站在紅旗下集體宣誓。

“我宣誓，善待每一個幼兒，不氣急敗壞打孩子，不有色眼鏡看學生，不向家長要紅包，和孩子同吃同住精心呵護。”

沒成想，他們是讓家長宣誓，“你們要聽話，絕對服從老師的安排”，真是倒反天罡！

就差黑紙白字按手印簽一份免責聲明協議書了：

“我絕對服從幼兒園的管理，孩子吃壞了肚子，被老師打罵，被同學欺負，也絕不找學校的麻煩”。

我估摸著，這種模式再繼續下去，將來業主搬進新小區，物業那邊估計也要讓業主集體宣誓了。

“我宣誓，絕不拖欠物業費，絕不在群里向物業反映問題，絕不對物業管理提出質疑，絕對相信他們的專業水平。”

納稅人和服務者，交錢的和收錢的，權責不對等也就罷了，現在是出錢的當孫子，收錢的反倒都成大爺了。

是我太愚鈍，這世道變化太快了。

我看不清，也看不懂。

2

從幼兒園開始，給孩子，給家長集體上思想服從課，“你別動，別說話，別找事，別挑刺，無論何時，都要無條件相信管理方的專業水平”。

那個武漢媽媽，她的孩子怎么就在學校里被車撞死了？

那個長沙媽媽，她9歲的女兒，怎么就被老師用三角板砸成了九級傷殘，導致顱腦損傷還要進行開顱手術？

那個杭州體育老師，怎么就對14歲的女學生長期騷擾并且引誘對方和自己開房？

惡魔在吃人之前，都喜歡誘騙孩子，“這里有顆糖，我帶你去玩，我是好人，你得聽我的”。

順從的久了，服從指令就成了下意識的本能反應，商鞅的馭民之術，直至今日，已臻化境。

9月2日，上海徐匯中學。

一名學生在操場上體鍛課，突然暈倒近一分鐘無人管。

視頻，由學校附近居民，在樓上用手機拍下。

學生暈倒重重摔倒在地上，老師在后面背身玩手機，周邊的同學一個個麻木的看著，沒人喊老師，沒人說話，沒人呼救，沒人動一下去將倒地的同學扶起來。

所有的人，都變成了機器，僵化地站在那里。

等著老師絕對權威的下一道指令。

教育，從幼兒園到中學到大學，都把人教傻了。

3

魯迅先生，與近現代醫學家厲綏之和錢均夫（錢學森的父親）是刎頸之交。

三人于1902年同赴日本留學，同班同寢室。

最初去日本仙臺，魯迅是學醫的，為何后來棄醫從文了呢？

據魯迅自述，某天，仙臺醫學校在課間給學生放幻燈片，是日俄戰爭期間拍攝的紀錄片，其中有日軍捕獲給沙俄當間諜的中國人被斬首示眾的場景。

日本學生看后起立狂呼“萬歲！”

而一旁的中國人，個個神情呆滯、表情麻木。

“他們被日式教育下的強勢文化，給徹底馴服了。”

孤身夾在其中的魯迅受到了極大的刺激，當場就下決心棄醫從文，以改造精神替代療傷止痛。

歸國后，魯迅以筆為刀。

在《吶喊自序》中寫道：“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這是“幻燈片事件”帶給魯迅終生難忘的心靈創傷。

一個世紀過去了，“精神勝利法”和“麻痹神經法”，似乎換了一個賽道，又卷土重來了。

扼殺個性，強調共性；不要“異類”，只講規則。

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僵化機制。

學生服從老師、下級服從上級、小官服從大官，哪怕指令錯了，哪怕程序不合理，“你聽命令照做就是”。

大雨沖進地鐵里，山洪積壓在水庫，“等電話，等通知，等命令”。

武漢八個敲警鐘的，成了“謠言傳播者”，那個吹哨人女醫生，被院長三個排比句閉了麥。

“你是破壞安定團結的元兇。”

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蠟炬成灰、這是要頌揚的精神：

天注定、隱入塵煙、一個寒門女孩之死，這都是要辟謠解釋的“荒誕劇情”。

自上而下，都是一片祥和，哭墳也別出聲，大笑就在鏡頭前露出八顆牙。

“領導還沒來，你的病怎么能好了？”

扁鵲來了，華佗來了，也只能搖搖頭擺擺手。

“別吃藥了，喝雞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