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紅軍正式改編為八路軍。但在這過程中，卻發生了一件較為荒唐的事情。原本擔任紅30軍政委的李先念，接到的任命居然是去129師當營長。從軍政委直接降為營長，這中間整整差了六級。

雖說當時八路軍爭取到的番號有限，只有三個師的編制，在軍隊縮減、軍制縮編的情況下，干部降級使用也是普遍現象。但按正常標準來應該是官降三級，偏偏到李先念這里卻翻了番，直接降六級。

李先念

此事在八路軍中引發了不小的爭議，特別是因為李先念的“特殊”身份，更是讓不少人為他鳴不平。那么這件事的根源究竟在哪？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又為何罕見地發了火，甚至因此耿耿于懷了16年之久？

一、鏖戰河西，李先念功勞太大

為什么說李先念身份特殊？

因為在八路軍改編前，他剛用47天的時間創造一個軍事奇跡，救下了400多位老紅軍，其中多數人后來都成為了開國將軍。說李先念是“大功臣”，毫不為過。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完成歷史性的大會師。為了開辟新局面，連通西北，打通與蘇聯的聯系，紅四方面軍主力奉命組建西路軍，前往寧夏、甘肅建立根據地，并發起與西北馬家軍作戰的寧夏戰役。

但此次西征，最終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留下了歷史性的遺憾。在孤軍深入、后援不濟的絕境下，紅四方面軍主力紅9軍、紅30軍，包括由一方面軍合編過去的紅5軍，在河西走廊與馬家軍拼到彈盡糧絕，無力再戰。

最后關頭，上級電令西路軍余部尋機突圍，同時命令總政委陳昌浩、總指揮徐向前即刻離開部隊，返回陜北。同時調離兩位最高首長，是防止意外的無奈之舉，也是一招險棋。沒了主心骨，西路軍群龍無首，部隊誰來指揮？

作為西路軍實界上的“一把手”，陳昌浩在整個西征過程中，行為處事都過于優柔寡斷，瞻前顧后。直到最后選擇接班人時，他才彰顯出久違的魄力，當眾宣布由紅30軍政委李先念全權接手西路軍的軍事指揮。

陳昌浩

這其實是一項不符合常規的命令，因為當時西路軍中名將云集，總指揮一職怎么也不該輪到李先念。

比職務、資歷，王樹聲是紅四方面軍的副總指揮、李卓然是西路軍政治部主任，兩人都是李先念的頂頭上司。論行軍打仗，紅30軍軍長程世才、紅9軍軍長孫玉清，那都是軍中出了名的驍將。特別是紅9軍軍長孫玉清，還是他當初親手教著剛參軍的李先念騎馬打槍，兩人算來應是師徒關系。

陳昌浩為何要力排眾議，選中李先念？

兩點原因：

第一、 當時西路軍剩下的部隊中以紅30軍人數最多，這都是李先念帶出來的兵，他能服眾。

第二、 雖說只是政委，但李先念卻是實打實的全才，軍事能力、組織協調能力都非常突出，而且關鍵時刻敢于決斷。論綜合能力，整個西路軍中李先念恐怕只遜色于徐向前，甚至要超過陳昌浩。

李先念的地位，是拼出來的。整個西征，他從頭打到尾。紅軍西渡黃河，徐向前曾交給李先念兩個任務：一是想辦法秘密打造40只木船，供大軍西渡黃河；二是讓他率領紅30軍當先鋒，率先強渡黃河，突破馬家軍防線。

徐向前

兩個任務，都有難度，但李先念卻完成得非常出色。他本是木匠出身，造船算是看家的本事，親自率領技術隊就地取材，僅用一周時間就打造了一批可用的戰船。緊接著，李先念又借著夜色掩護，率部搶渡黃河天險，讓30軍7000余人在一夜之間全部渡過黃河。

同馬家軍的作戰中，一戰河北灣，二戰吳家川，三戰尾泉，李先念如同馬尾穿豆腐，兵貴神速，連戰連勝，把馬家軍兩個旅及地方守軍打得四散潰逃。后來轉攻為守，他又親自帶隊阻擊，用步兵死死擋住馬家騎兵，掩護總部機關撤退。

李先念是帥才，這點毋容置疑。也正因如此，陳昌浩才把西路軍的命運交到他手中，絕境之下的選擇，必然全無私心。但李先念臨危受命，并未做好心理準備，他曾坦言：

“當時要把西路軍剩下的三千余人，交給我統一指揮，我心中無底，但組織上已經做了決定，也很難改變了。”

但沒有時間適應，李先念接手西路軍指揮權后，上來就是雷霆手段，甚至全面推翻了陳昌浩原本制定的突圍計劃。

陳昌浩離開前，將西路軍余部分為三個支隊，除保護傷員婦女的干部支隊外，還有李先念和王樹聲率領的左右支隊。原本的計劃是三個支隊分散突圍，到西、南兩個方向的大山中去打游擊，等待后續支援。

但李先念卻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計劃：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奮力一搏爭取生機。分散行動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必須統一兵力，全軍突圍方向向西，翻越祁連山，進入新疆。

李先念的話引起了巨大爭議，不說要推翻陳昌浩的方案，單說翻越海拔高，且終年積雪的祁連山，很多干部就不相信紅軍能做得到。況且就算過了祁連山，山的南面也是戈壁，根本無法生存。包括找來一些當地的藏民問意見，回答也是：“沒試過，不敢說能過去。”

但李先念的態度非常堅決，他從軍事角度分析說：

“敵人在三個方向集結重兵，根本沒有我們的立足之地，只有向西，西面雖然是人跡罕至的冰山雪地，但是正好可以借此來擺脫敵人。我們紅軍長征過雪山，走草地，不都是借絕地擺脫敵人，或被動為主動嗎？”

事實證明，李先念的提議是當時擺脫絕境的唯一出路。三個支隊，除了李先念的左支隊外，其他兩個支隊后來都被打散了，僅有少數人輾轉回到陜北。

當然，李先念這邊問題也不少，不敢翻越祁連山主動退隊的、逃跑的戰士，比比皆是，仗著資歷老不服李先念，要帶部隊單走一路的干部也有。李先念的指揮風格很明確：你服我，我豁出命都要保著你突圍，你不服要走，我也絕對不攔。

西路軍翻越祁連山，比長征翻越雪山更為艱苦，緊靠著僅有的一點干糧，47天走了740公里（1400余里）的冰雪山路，穿越號稱“死亡之海”的茫茫戈壁，沿途還有大批敵人圍追堵截，最終只有400余人安全抵達新疆。

但400人可不簡單，其中師級干部以上10多人，團營連干部70多人，戰士都是3年以上的老兵，還有譯電員、醫生等技術人員30多人。他們中很多人都在建國后被授予將軍銜，或是擔任要職。

而這一切，都要歸功于李先念的力挽狂瀾。

二、林彪的”雙一原則“公不公平？

回到陜北后，李先念在抗大學習并休整了一段時間，直到后來八路軍改編，負責干部工作的譚政突然主動找到李先念談話：

“先念同志，組織上決定你到八路軍129師當營長，你有什么意見嗎？”

軍政委到營長，連降六級，換個脾氣烈一點的將軍，估計當場就要拍桌子。但李先念當時求戰心切，腦子里想的是只要能扛槍打鬼子，干什么都行，于是一口應了下來。

李先念甘愿做出犧牲，關于職務的問題閉口不談，但這件事卻還是迅速在軍中發酵，原因很簡單：這次的人事安排太離譜了。

要知道當時129師兩個旅的正副旅長，除了老資格的陳賡外，王宏坤、王新亭、許世友原來都是軍級干部，和李先念平級。而團級干部像陳錫聯、葉成煥等人，原來都是師長、師政委，算是李先念的下級。

那么問題根源究竟在哪？

首先要弄明白一個流程，抗戰初期，紅四方面高級干部都在抗大進行軍事學習，在學業完成后再分配到各部隊任職。但在職務安排上，四方面軍出身的干部卻往往要比紅一、紅二方面軍的干部要低上幾級。

這里就要提到一個人，當時擔任抗大校長的林彪。林彪在干部任用上，曾提出過一個有名的“雙一標準”，即：三個方面軍中，優先使用紅一方面軍的干部；紅一方面軍中，優先使用紅一軍團的干部。

這個標準過于偏心？這其實也要結合當時的情況辯證來看。

首先從干部質量講，紅一方面軍的干部，特別是紅一軍團的干部，大部分都是老井岡紅軍，參加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其中不少還是黃埔系出身，無論是資歷還是能力，都是軍中翹楚。

相比之下，紅二方面軍是賀龍從湘西拉起來的部隊，成分比較多元，既有老紅軍的底子，也不乏一些江湖豪杰、草莽英雄，比如當時紅二方面軍最能打的戰將賀炳炎，就是打鐵出身，少年時行俠仗義，16歲就跟著賀龍闖天下。

而紅四方面軍，更特殊。雖然它曾是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一個方面軍，但正因為擴編快，加上曾有“排除知識分子”這一歷史舊事，軍中大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平都不高。而且很多干部都是“紅小鬼”出身，十五六歲就參軍，到改編八路軍時也就二十出頭，資歷、威望都有限。再加上長征途中，四方面軍一些干部曾被迫執行過“南下路線”，一些單位在用人時難免會有成見。

再說林彪個人，他是出了名的愛用熟人，包括后來解放戰爭期間在東北主導一縱換司令，讓老紅軍的李天佑替下出身東北軍的萬毅，就曾惹出過不少風波。但林彪用人，一般也是基于軍事上考慮，誰能打仗就用誰，誰用著順手就用誰，也沒那么多道道。

一方面軍干部素質高，四方面軍能打仗的不少，但文化水平、過往資歷的問題也復雜。特別是以四方面軍原本的實力，編成兩個師綽綽有余，但經歷幾場大仗之后，只能改編為人數最少的129師，原本兩個師的干部要壓縮到一個師里，自然有人職務會降得多一點。

李先念的身份就更特殊了，他不僅是紅四方面軍的干部，還是西路軍回來的。

紅軍三大主力改編為八路軍三個師，115和120師在人員配置方面沒有大改動。只有紅四方面軍改編而來的129師，干部任用普遍存在多降級、多副職的狀況，甚至出現李先念這種極端情況。

這種鮮明對比，自然會引起紅軍內部的輿論。比如剛上任129師769團團長的陳錫聯，在率部進入晉東北抗戰前，就曾特意找到徐向前，抱怨過兩個“難以接受”的問題：

第一、將紅軍的番號、帽徽改成國民黨的，感情上接受不了。

第二、八路軍改編，很多干部層層下放，原來的紅軍軍長、師長，明明能帶一個軍、一個師作戰，現在卻只能帶一個團、一個營，有些人覺得委屈。

有問題就要解決，誰來解決？

三、毛主席特殊命令，再次促成軍事奇跡

對于李先念，毛主席的印象很深刻。當年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時，26歲的紅30軍政委李先念作為代表出城八里迎接，給毛主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西路軍返回后，毛主席也給予了李先念高度評價：

“李先念是將軍不下馬的。”

毛主席認為李先念是人才，應該重用、大用。所以當聽說他只被安排擔任營長時，非常詫異，特意找來李先念詢問情況：“聽說要你去129師當個營長，有這個事嗎？”

看到李先念沒有否認，毛主席臉色沉了下來，重重地說了句：“這太不公平了！林彪他們怎么這么干？”停頓了半響，主席突然又問道：“高敬亭這個人，你認識嗎？這樣吧，你到他哪里去當參謀長怎么樣？不過，聽說高敬亭這個人脾氣不好，難共事，你怕不怕？”

“不怕。”李先念繼續說，“在鄂豫皖蘇區時，我跟他在一起打過游擊。后來建設根據地，我倆工作中也有很多接觸，無話不談，還在一個鋪上打過滾呢！”

直到這里，毛主席才滿意地點了點頭。

高敬亭所在新四軍第四支隊，是由堅持在鄂豫皖蘇區三年游擊戰爭的紅28軍改編，是當時新四軍中實力最強的一支部隊，相當于旅級編制。調李先念擔任旅級干部，符合當時紅軍軍一級干部的使用規格。

高敬亭

事情解決了嗎？沒有。安排好一個李先念，還不足以讓四方面軍的干部們解開心結。在了解到干部使用情況上的區別化現象后，主席也是親自出面糾偏，批評所謂的“雙一原則”。直到后來的1961年6月12日，毛主席回憶起這次事件，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林彪，并強調：

“我說三個方面軍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軍是一尺，四方面軍九寸，四方面軍就抬不起頭，只有九寸，矮一寸。四方面軍的光榮歷史是拋不掉的，跟一、二方面軍有一樣的光榮歷史。”

主席的這番話，說到了四方面軍廣大將士的心窩里，為這次的事件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而毛主席的這一番行動，也意外促成了另一次軍事奇跡。

毛主席點名李先念去鄂豫邊區，獨當一面領導華中抗日游擊戰爭和根據地建設，最后創建發展了新四軍五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時，李先念開創的中原抗日根據地，已經擁有5萬正規軍和民兵30余萬人。

解放戰爭打響后，蔣介石動用30萬大軍，將中原解放軍壓縮圍困在方圓不到一百公里的狹小地域，妄圖“一舉包圍殲滅”。危難時刻，李先念再次臨危受命，統一指揮中原各部隊。

中原突圍，是不可能中的可能。李先念臨危不亂、運籌帷幄，把幾股力量擰成一股繩，重壓之下連續突破敵人的鋼鐵防線。這一切，都仿佛當年西北突圍的翻版。

建國之后，李先念逐步走向臺前，為新中國的改革與開放立下了汗馬功勞。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病逝，享年83歲。遵照他的遺愿，骨灰一部分被灑向大別山、大巴山、祁連山，另一部分被埋葬在了八寶山的國家公墓里。墓碑上沒有名字，也沒有生平，只有24個大字：

“先天下之憂而憂，與天地同在；念人間之樂而樂，共日月齊光。”

這24個大字，是李先念這一生最真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