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蔣介石突然提出約見毛主席，為什么遭到周恩來的堅決反對？

抗日戰爭期間的毛主席

皖南事變發生前后，國民黨內在對共產黨問題上主要有三種意見：一種是以白崇禧為代表，堅決主張趁中日對峙的時機，對中共實施軍事圍剿，不懼怕與共產黨關系破裂；一種是以張治中為代表，反對采取軍事圍剿的辦法對付共產黨，主張通過談判化解雙方的感情對立，具體問題具體解決。一種是以胡秋原為代表，蔣介石比較認可他的主張。

胡秋原認為，已經沒有和平解決中共問題的可能性，但是目前武力解決中共問題的時機還不成熟。因為7個原因：一是日寇全面侵華，一旦國共爆發武力沖突，只會給日寇以可乘之機；二是國民黨軍事上雖然比中共占據優勢，但也沒有能力一舉擊潰中共，一旦國共軍事沖突變成持久戰，可能產生別的變故；三是中共問題需要軍事和政治雙管齊下才能解決。

四是中共在社會上和民間都有一定的威信和地位；五是國內外民眾都害怕國共爆發內戰，一旦對中共實施武力圍剿，必然會引起人民恐慌；六是一旦對中共實施武力圍剿，有可能會導致蘇聯停止對國民黨的援助，甚至有可能導致蘇聯與日本妥協；七是英美等國不希望中國爆發國共內戰，一旦對中共實施武力圍剿，會引起英美等國對國民黨的反感。

基于以上判斷，胡秋原認為，制裁中共的最佳時機就是在對日進行大反攻之時。在此之前，國民黨應該爭取時間、充分準備，在接近中共的區域建立碉堡，阻止中共擴張并日益縮小包圍圈，再推進據點，逼迫中共與日軍爆發沖突，由此收到一石二鳥的效果。等到對日大反攻時機成熟，在以排山倒海之勢追擊日寇的同時，趁機掃蕩中共軍隊，這才是最佳方案。

胡秋原的主張深得蔣介石贊賞，事實上，蔣介石早已經開始在陜甘寧邊區采用建立碉堡的辦法來阻止中共的發展，并以此作為以后推進的據點。而且，蔣介石還對中共各個根據地尤其是陜甘寧邊區進行了全面封鎖，他想要隔斷中共與外界的一切聯絡。唯獨對中共在敵后各個根據地的發展壯大無能為力，因為國民黨為保存實力，把主力部隊都撤往了大西南。

再有就是皖南事變之后，中共趁機徹底擺脫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軍令和政令束縛，獨立自主發展，甚至敢于開公開挑戰幾年來已經得到全國公認的蔣介石的領袖地位，蔣介石對中共硬又硬不得，軟又軟不得，剿又剿不得，撫又撫不得，當然大傷腦筋。但這個時候國際形勢劇變，發生了兩件事，蔣介石認為，國際上發生的這兩件事對國民黨大有幫助。

第一件事是1941年6月，德國突然襲擊蘇聯，蘇聯西部防線土崩瓦解，無暇東顧，被迫停止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全力抵抗德國的進攻。第二件事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為牽制日本，開始成為中國最大的援助國，不僅強化了國民黨在國內的地位，也使國民黨很快就擺脫了蘇聯的影響，并與美國成為同盟者。

據此，蔣介石認為蘇聯無暇東顧，就意味著中共失去了蘇聯這個強有力的支持者，短期內就沒有能力給國民黨造成更大的威脅。12月底，剛好原八路軍第115師林師長從蘇聯治完病回國了，一到新疆迪化（也就是如今的烏魯木齊）就專門通過新疆督辦盛世才向蔣介石報到。蔣介石馬上敏感到，很可能林師長肩負蘇聯要盡快緩和國共關系的使命，以推動中國抗戰。

周恩來在重慶

蔣介石由此對林師長回國表現出很大的興趣，當即命西安、蘭州黨政軍一面嚴密監視林師長，一面又交代他們不得留難林師長，還要極力加以影響。所以，林師長一路上受到國民黨地方軍政要人的熱情款待。林師長一路上和他們大談國共合作甚至共同建國的必要性，并表示中共愿意在公平基礎上實行軍令、政令統一，胡宗南等國民黨要員對此深以為然。

事實證明，蘇聯的態度的確給中共很大的影響，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共中央開始主動緩和與國民黨的關系，不僅國共兩黨軍事磨擦明顯減少，中共因皖南事變而發起對國民黨政治上的進攻也都完全停止下來了。哪怕是1942年6月，中共發現國民黨曾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八路軍、新四軍布防并行動，本來主張進攻的毛主席，此時也力主謀求與國民黨緩和關系。

其實，毛主席決定緩和與國民黨的關系，除了受蘇聯的影響之外，還因為這一時期中共的秘密工作出現了嚴重的漏洞，一個原因是被戴笠領導的軍統特務組織破獲了中共在國統區的一些重要組織機構和重要情報，使得中共陷入被動；另一個原因是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袁曉軒叛變，投向國民黨，此人供出國民黨前第一戰區司令官衛立煌與中共秘密來往的情況。

袁曉軒還供出洛陽中共秘密黨員的若干名單，也把中共中央目前的“打擊頑固力量、爭取中間力量、組織進步力量”等策略原則以及中共大體兵力部署等機密向國民黨和盤托出。袁曉軒表示，他在1939年冬后曾兩度向衛立煌表示要脫離中共轉投衛立煌，卻遭到衛立煌拒絕，還把這一信息透露給了中共。

更嚴重的情況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遭到國民黨特務破獲和摧毀，導致超過上百名省市縣地下工作者遭到逮捕，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級秘密機關幾乎被摧毀殆盡，中共中央被迫正式放棄在大后方發展武裝斗爭的方針，解散省一級黨的機構并取消南方工作委員會。除了這些原因，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促使毛主席緩和與國民黨的關系：國際形勢的劇變。

太平洋戰爭爆發，促使英美蘇結成反法西斯聯盟，這讓毛主席相信，只要英美蘇的反法西斯聯盟還在，國共關系就不可能繼續緊張下去。尤其是美國對日宣戰就意味著反法西斯戰爭很可能會很快結束，這就必須馬上考慮戰后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因此，中共就不能不考慮戰后實行國民黨此前提出來的《中央提示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問題了。

這就使得此前嚴重妨礙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方面提出的劃界方案又慢慢成為國共談判的基礎，于是，1942年7月5日晚，中共中央駐重慶代表董必武與國民黨方面溝通，表示希望政治解決國共糾紛。7月11日，國民黨高層經過討論，決定派張治中與周恩來、董必武談判。蔣介石一面安排王世杰、張治中與周恩來、董必武具體談判，一面于7月21日接見了周恩來。

蔣介石表示，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期待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有一個較大的轉變，從而能夠通過政治而不是軍事的方法使中共回到國民黨的體制中來。尤其是新疆盛世才轉而歸順國民黨中央政府、西北回民騷動等問題也得以解決，使得蔣介石更加渴望能一并解決中共的問題。他向周恩來表示，中國自身弄好，敵人就不足懼。

皖南事變中被圍攻的新四軍

就在這次約見周恩來時，蔣介石向周恩來明確提出，準備一周后去西安約毛主席見面，要周恩來向延安報告并等待延安的答復意見。蔣介石此舉無疑是向中共及毛主席傳遞一個重大信號：他對解決國共兩黨關系的問題極為重視。而毛主席此時對國民黨及蔣介石的態度也有了相當程度的緩和，他對蔣介石的約談十分重視，但因身患感冒無法啟程前往西安。

毛主席電告周恩來，他先派林師長前往西安見蔣介石，要周恩來先征求蔣介石同意。周恩來當即致電在蘭州的蔣介石，第二天，周恩來又收到毛主席的電報，毛主席表示，他的感冒已經10天，過幾天就可以動身赴蔣介石之約，但要等蔣介石回復再決定。很顯然，毛主席非常想面見蔣介石。但周恩來一再勸毛主席不必表示要見蔣介石，但毛主席堅持要見蔣介石。

周恩來向來對毛主席的安全極端重視，他不得不于9月5日再次致電毛主席，強調此時見蔣介石的時機尚未成熟，理由是：其一，蔣介石所謂政治解決中共問題，是要中共屈服于他，而不是與他合作；其二，蔣介石對中共黨及軍隊的主張仍然是不合并就大部消滅；其三，蔣介石對人、尤其是對毛主席是包藏禍心的，不可不防。

其四，國民黨認為英美蘇等國此時正需要中國拖住日本，所以他們認為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解決中共問題；其五，對中共中央緩和兩黨關系的主張，蔣介石認為這是由于蘇聯向國民黨讓步，中共不得不屈服；其六，在這種大環境下，毛主席出來見蔣介石，蔣介石正可利用這個機會打擊地方勢力和民主勢力，而進一步陷中共于孤立之中。

周恩來還以自己屢次想回延安，蔣介石故意置之不理的親身經歷提醒毛主席，一旦蔣介石找借口要把毛主席留在重慶，不讓回延安，那我們的損失就太大了，不能不防這著。但毛主席仍然堅持認為，目前不計較我方所得直接利益大小，而應該趁此時國際局勢有利的機會及蔣介石主動約見的機會去見蔣介石，盡量改善國共關系，這是有極大利益的。

很顯然，毛主席此時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和利益而置自身安危于不顧了。但周恩來肯定絕不會讓毛主席以身犯險，如果毛主席因為見蔣介石而有任何意外，對中共以及中國革命都將是致命的打擊和傷害。直到10月13日，林師長在周恩來的陪同下，終于在重慶見到了蔣介石。當天，林師長圍繞如何抗戰建國與團結統一以及兩黨爭論問題與蔣談了約1小時。

蔣介石起初還對林師長的話頻頻點頭，但聽到林師長批評國民黨內有人主張內戰時，就表現得不耐煩而結束了談話。林師長此行對緩和國共兩黨的關系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促使毛主席又想親自與蔣介石面談。周恩來再次堅決反對毛主席親自面見蔣介石，并詳細分析4條理由以及面見蔣介石可能產生的6種結果，他堅持認為目前毛主席見蔣介石的時機還不成熟。

周恩來認為，目前要緩和國共關系只宜重開國共兩黨談判之門，而不應急于解決具體問題（毛主席見蔣就是為了解決具體問題）。毛主席認為周恩來的話非常有道理，而且蔣介石在與林師長會談中再也沒有提及約毛主席見面的事情，毛主席這才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決定暫時不去見蔣介石了。這表明，是周恩來極力勸阻，才把毛主席從面臨的危險中拉回來了。

參考書目：

《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楊奎松著，廣西師范大學2016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