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檢察》2024年第18期

作者：張建忠，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廳副廳長；侯若英，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廳主辦檢察官；楊麗，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廳檢察官。（全文見《人民檢察》2024年第18期）

目 次

一、《意見》的制定背景和主要考慮

二、《意見》起草的總體思路

三、《意見》的主要內容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印發《關于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為便于執法司法實踐中準確理解、適用，現就《意見》解讀如下。

一、《意見》的制定背景和主要考慮

當前，跨境電信網絡詐騙及關聯犯罪形勢復雜，司法辦案面臨嚴峻挑戰，出現諸多新情況新問題，亟須予以規制。一是犯罪組織呈現新形態。境外地區大量出現專門為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活動提供犯罪場所的“科技園”“工業園”“開發區”等，犯罪集團通過開設園區、招募犯罪人員、為犯罪活動提供犯罪場所、條件保障、武裝庇護、人員管理等方式，對在園區內實施詐騙等犯罪的團伙和人員進行管理控制，通過分成或收費的方式獲取贓款，逐步形成較為穩定的大型犯罪組織。二是跨境電信網絡詐騙及其衍生犯罪呈現新特點。犯罪集團及團伙除針對我國境內居民實施電信網絡詐騙外，有的還對境外其他地區居民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活動；有的團伙混合實施敲詐勒索等犯罪活動；部分園區在管理控制成員的過程中肆意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非法拘禁、組織賣淫、強奸等犯罪行為；有境內人員受到境外犯罪組織招募或誘惑，偷越國（邊）境參加犯罪活動，社會危害極其嚴重。三是查明犯罪事實難度加大。近年來，電信網絡詐騙黑灰產不斷發展演變，各類逃避偵查手段持續升級，境外犯罪集團及其參加人員的犯罪事實查證難度增加。偷越國（邊）境活動更為組織化、隱蔽化，大量人員“心照不宣”共同偷越國（邊）境，預謀過程、出境目的等難以查證。相關犯罪嫌疑人多辯解出國務工、旅游，或被脅迫實施詐騙，查實或查否相關辯解難度較大。這些新特點新問題，給打擊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帶來嚴峻挑戰。為進一步加大對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的打擊治理力度，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和司法實踐需要，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經深入調查研究、反復討論修改，并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意見，制定本《意見》。

二、《意見》起草的總體思路

（一）總體思路

《意見》起草過程中，堅持以下總體思路：一是堅持總體從嚴，彰顯嚴懲立場。從定罪量刑、法律適用、政策把握、財產處置等各方面全面落實從嚴懲治要求，釋放依法嚴懲的強烈信號，形成有力震懾效應。二是堅持問題導向，解決實踐需求。圍繞犯罪集團、犯罪數額、脅從犯等爭議較大問題的認定及該類案件證據收集審查判斷、刑事政策把握等，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方案，為打擊治理犯罪提供法律支撐。三是堅持嚴格依法，確保不枉不縱。依法區分罪與非罪界限，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突出打擊治理重點，依法分類分層處理，進一步提升該類案件辦理質效。四是堅持綜合治理，注重追贓挽損。在運用刑罰手段懲治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的同時，注重非刑罰手段的運用，強調行刑銜接要求；注重涉案財物的調查、認定和處置，積極追贓挽損，對電信網絡詐騙集團及其成員“打財斷血”，鏟除其再犯的經濟基礎。

（二）《意見》與其他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的關系

執行《意見》過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幾個方面問題：一是《意見》是對刑法、刑事訴訟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相關規定的進一步明確，對《意見》發布以前尚未處理的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案件，無論犯罪事實發生在《意見》發布前還是發布后，均可適用《意見》規定。二是《意見》僅適用于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案件，注意防止將相關規則擴大適用至境內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案件。三是《意見》內容與此前發布的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等規范性文件不一致的，如案件屬于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案件，適用本《意見》。四是《意見》未明確的法律適用問題，本著科學“立法”、避免重復的精神，仍適用此前發布的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相關規范性文件。

三、《意見》的主要內容

《意見》共三部分16條，分別規定了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的總體要求、法律適用、程序規定等內容。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十個方面問題。

（一）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的總體要求

《意見》第1條至第3條規定了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的總體要求。重點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把握：一是突出懲治重點。聚焦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關鍵環節、重點人員，突出打擊治理質效，明確四類重點懲治對象，即犯罪集團及其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和骨干成員；為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活動提供庇護的組織；犯罪集團實施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綁架、強奸、強迫賣淫、非法拘禁等犯罪行為；為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集團招募成員而實施的組織、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犯罪行為。二是嚴格依法辦案。《意見》進一步強調堅持以證據為中心、全面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堅守法律底線；強調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手段收集證據，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權利。三是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案件，既強調總體從嚴，從強制措施適用、起訴裁量、自由刑、財產刑等方面提出嚴的要求；又強調寬以濟嚴，對確有自首、立功、從犯、脅從犯等從輕、減輕情節的人員，以及未成年人等特殊群體，依法從寬處理。辦案中，要注意把握“總體從嚴”但并非“一律從嚴”，注意對涉案人員的分類分層處理，做到區別對待、寬嚴并用、罰當其罪。

（二）關于犯罪集團的認定

《意見》第4條規定了管理控制型犯罪集團的認定問題。當前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組織呈現新形態，以“工業園”“科技園”為幌子組織化、規模化實施犯罪。這些犯罪組織的主要成員往往并不直接實施詐騙等犯罪活動，而是通過招募犯罪團伙或成員到其管理控制的園區、建筑物等場所實施犯罪，向實施犯罪的團伙或成員頒發許可證或實施登記管理，要求有關人員未經同意不得進出有關場所，或者派駐武裝安保人員對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的場所進行看守庇護，甚至對不服從管理或擅自脫離犯罪窩點的團伙成員進行毆打體罰等。這些犯罪組織獲利方式多樣，有的按照詐騙等犯罪數額進行抽成，有的按照具體犯罪組織人數收取“人頭費”，有的按照犯罪場所收取“場地費”，有的混用多種收費標準。對于通過提供犯罪場所、條件保障、武裝庇護、人員管理等方式管理控制犯罪團伙實施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敲詐勒索等犯罪活動，抽成分紅或收取相關費用，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符合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的，應當認定為犯罪集團。

跨境犯罪集團往往底層人員先行到案，而組織者、領導者、“金主”、骨干分子等難以及時歸案。為確保對犯罪集團、犯罪團伙的懲治力度，避免訴訟進程過于遲延，《意見》明確對于組織者、領導者未到案或者因死亡等法定情形未被追究刑事責任，但是根據到案人員的供述和其他證據，能夠證實犯罪集團組織架構及相關犯罪事實的，不影響犯罪集團的認定。

（三）關于犯罪數額的認定

司法實踐中，辦案人員普遍反映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敲詐勒索犯罪數額認定困難。為此，《意見》第5條規定了兩種犯罪數額的認定方法。一種是無法查明被害人時相關犯罪數額的認定。在傳統侵財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陳述通常是認定犯罪事實不可或缺的證據。但在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敲詐勒索犯罪案件中，犯罪集團成員眾多、層次復雜、分工細化，在部分案件中雖能夠通過賬戶交易記錄、通訊群組聊天記錄等證據判定犯罪集團存在詐騙、敲詐勒索行為及犯罪集團總體犯罪數額，但無法具體查明對應的被害人及其被騙或者被敲詐勒索的財產數額。對此類情況，如偵查機關窮盡偵查措施，案件已不具備進一步偵查取證條件，確實無法查明被害人的，司法機關可以依據賬戶交易記錄、通訊群組聊天記錄等客觀證據，結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綜合認定犯罪集團的犯罪數額。另一種是以管理控制型犯罪集團所收取費用進行折算。在部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敲詐勒索犯罪案件中，無法根據傳統偵查方式或者《意見》第5條第1款規定認定犯罪集團或犯罪團伙的犯罪數額，但能夠通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者其他客觀證據等，查明管理控制型犯罪集團抽成分紅、收取費用的方式、數額。在此種情況下，對于能夠根據管理控制型犯罪集團抽成分紅、收取費用方式、數額折算出詐騙、敲詐勒索的犯罪數額的，可以根據折算出的數額認定犯罪數額；對于無法依據抽成分紅、收取費用進行折算的，考慮到詐騙、敲詐勒索犯罪團伙犯罪數額必然多于管理控制型詐騙集團抽成分紅或收取的費用，可以將抽成分紅或者收取費用的數額認定為犯罪數額。對能夠查實犯罪集團或犯罪團伙部分犯罪數額，同時查實抽成分紅或收取費用數額的，依照認定犯罪數額較大的方式就高予以認定。

（四）關于刑事責任的認定

《意見》第6條規定了犯罪集團或犯罪團伙的犯罪數額已經查證，但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體犯罪數額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責任追究問題。如前所述，在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或敲詐勒索等犯罪中，犯罪數額往往難以認定。部分案件中，雖然能夠查實犯罪集團實施詐騙、敲詐勒索行為的被害人及犯罪數額，但無法查明對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詐騙或者敲詐勒索的具體數額。此種情形下，按照傳統詐騙犯罪先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數額，再確定刑事責任的思路難以實現。對此，可以按照“部分行為全部責任”原則，在已查明犯罪集團犯罪數額的情況下，即使未查清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體參與的犯罪數額，也可以綜合考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犯罪集團、犯罪團伙中的地位作用、參與犯罪時長、與犯罪事實的關聯程度，以及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等因素，確定其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需要注意的是，量刑時要充分考慮犯罪集團成員之間的量刑均衡，防止出現單純根據犯罪集團的犯罪數額來確定刑事責任導致量刑畸重的問題，做到罪責刑相一致。

（五）以情節認定構成詐騙罪

1.關于以情節認定詐騙罪。“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第3條規定對參加境外詐騙犯罪集團或犯罪團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以情節定罪”，較好地解決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取證難、認定難問題。但由于該條文將詐騙對象限定為“境內居民”，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參加境外詐騙集團或犯罪團伙，在境外針對境外居民實施電信網絡詐騙，難以查實具體被害人和詐騙數額時無法認定為犯罪。考慮到電信網絡詐騙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多發高發網絡犯罪，世界各國已形成打擊治理共識；我國公民潛逃境外，專門實施針對境外居民的電信網絡詐騙嚴重損害我國國際形象，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應當依據刑法第7條的規定，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為此，《意見》第7條在“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第3條基礎上進一步予以完善，明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參加境外詐騙犯罪集團或犯罪團伙，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行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所在犯罪集團、犯罪團伙的犯罪數額均難以查證，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年內出境赴境外犯罪窩點累計時間30日以上或者多次出境赴境外犯罪窩點的，應當認定構成詐騙罪。在適用該條款時，還應注意把握：一是辦案中偵查機關應當首先盡力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所在犯罪集團、犯罪團伙的詐騙犯罪數額，在窮盡偵查手段后確實無法查明犯罪數額的情況下，方可適用該條款規定。實踐中應當防止怠于偵查犯罪數額，徑行適用該條款的情況。二是對于詐騙集團、詐騙團伙中的一般參加者適用該條款認定構成詐騙罪的，應綜合考慮其在詐騙集團、詐騙團伙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節，對于具有自首、立功、從犯等量刑情節的，依法從輕、減輕處罰，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2.關于“犯罪窩點”的認定。《意見》第8條第1款明確，“犯罪窩點”是指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的作案場所。同時，考慮到境外“犯罪窩點”一般難以查實某處住宅、某處房間等較為具體的地址，《意見》進一步明確，對于為招募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伙而建設，或者入駐的主要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伙的整棟建筑物、企業園區、產業園區、開發區等，可以認定為“犯罪窩點”。

3.關于“一年內出境赴境外犯罪窩點累計時間30日以上”的認定。《意見》第8條第2款明確，“30日”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加入境外詐騙犯罪窩點的時間起算。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入、離開犯罪窩點的時間，與其出境、入境時間有一定差距，不宜直接以其出境、入境時間認定其在犯罪窩點的時間，而應當盡量查明其實際加入境外犯罪窩點的確切時間。同時，大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以偷越國（邊）境的方式出境，有的在與“蛇頭”見面后即上交手機等通訊工具，有的是以翻越邊境物理隔離帶的方式出境，離境時間、進入犯罪窩點時間缺少客觀證據證明，實際加入境外犯罪窩點的時間難以查證。對此，該款還規定，進入犯罪窩點的時間可以采用推定方式認定，即可以出境時間作為進入犯罪窩點時間，但是應當扣除合理路途時間；對于出境時間也無法準確查明的，可以其行蹤軌跡等最后出現在國（邊）境附近的時間，扣除合理路途時間后綜合認定。該款同時規定，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路途時間提出合理辯解并經查證屬實的，應當予以采信。實踐中，辦案機關應當盡量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犯罪窩點停留的準確時間，避免不當擴大打擊范圍。

4.關于準確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解。以“一年內出境赴境外犯罪窩點累計時間30日以上或者多次出境赴境外犯罪窩點”認定構成詐騙罪，本質上是一種法律推定，對適用推定方式認定的事實應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相反證據予以反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辯解的，偵查機關應當核實其辯解的真實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辯解不構成詐騙罪，并提供相關證據證明其在境外從事正當活動，該辯解達到足以形成合理懷疑的程度，應按照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原則，認定其不構成詐騙罪。反之，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向偵查機關提供可供查證的線索或證據，偵查機關無從查證，且其辯解不足以使司法人員形成合理懷疑的，該辯解一般不影響詐騙罪的認定。

（六）關于偷越國（邊）境罪的認定

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采取偷越國（邊）境的方式赴境外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活動，依法打擊偷越國（邊）境行為是打擊治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的必然要求。《意見》第9條、第10條對偷越國（邊）境罪的認定作了進一步明確。

1.對偷越國（邊）境行為的綜合認定。可以根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入境證件、出入境記錄、行蹤軌跡、移交接收人員證明等，結合其供述，綜合認定其是否具有偷越國（邊）境的行為。強調“綜合認定”，主要是考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境方式各異，在案證據各有不同，需針對不同人員的不同出境方式，結合全案證據綜合分析判斷。

2.以“合法出境”形式偷越國（邊）境行為的認定。實踐中以旅游、探親、求學、務工、經商等正當理由申領出入境證件，出境后在他人引誘或者其他情況下進入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窩點的情形大量存在。對此，不宜簡單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現在犯罪窩點即認定屬于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妨害國（邊）境管理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第4項規定的使用以虛假的出入境事由騙取的出入境證件出入國（邊）境情形，而應當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出境”的行為作具體分析。對于以旅游、探親、求學、務工、經商等正當理由申領出入境證件，但出境后立即前往犯罪窩點的，可以根據其異常行為推定其出境目的的虛假性，認定其行為屬于偷越國（邊）境行為。對于以正當理由申領出入境證件并出境，出境后確實從事了正當活動，后又前往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窩點的，不宜認定為偷越國（邊）境行為。

3.對“三人以上結伙偷越國（邊）境”的認定。“兩高”《關于辦理妨害國（邊）境管理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三人以上結伙偷越國（邊）境”規定為偷越國（邊）境罪中“情節嚴重”的情形之一。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國家移民管理局《關于依法懲治妨害國（邊）境管理違法犯罪的意見》進一步規定，偷越國（邊）境人員相互配合，共同偷越國（邊）境的，屬于“結伙”；同時明確，偷越國（邊）境人員在組織者、運送者安排下偶然同行的，不屬于“結伙”。實踐中，對何為“相互配合，共同偷越國（邊）境”，存在爭議。有鑒于此，《意見》在總結各地辦案經驗的基礎上，規定三種情形可以認定為“結伙”：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偷越國（邊）境的路線、交通方式、中途駐留地點、規避檢查方式等進行商議或者以實際行為相互幫助的；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間代為支付交通、住宿等偷越國（邊）境過程中產生的相關費用的；三是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負責與組織、運送偷越國（邊）境的犯罪團伙或者個人聯系，并帶領其他人員一起偷越國（邊）境的。司法實踐中，要注意區分偷越國（邊）境罪中的牽頭、帶領行為與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中的組織行為：多次牽頭、帶領他人偷越國（邊）境，與組織偷越國（邊）境犯罪團伙形成長期穩定配合關系的，一般認定為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的共犯；偶然一次在偷越國（邊）境過程中起到牽頭、帶領作用的，一般以偷越國（邊）境罪認定。

（七）關于被害人取證問題

在辦理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案件時，有的辦案機關能夠通過電子數據等證據獲取被害人聯系方式，但是詢問被害人存在客觀困難，如被害人數量眾多、分布廣泛，或被害人所在地與辦案機關所在地距離遙遠、交通不便，如果要求辦案機關對被害人當面逐一詢問，既給被害人帶來額外負擔，也需要耗費較高司法成本。鑒于此，《意見》第11條規定，對于確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當面詢問的，可以通過視頻等遠程方式詢問，并對詢問程序要求作了規范。

（八）關于脅從犯、自首等法定量刑情節的認定

《意見》第12條、第13條對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中脅從犯、自首的認定問題予以規定。

1.關于脅從犯的認定。刑法第28條規定，對于被脅迫參加犯罪的，應當按照其犯罪情節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實踐中，境外“回流”人員往往會提出辯解，稱遭受他人脅迫而從事詐騙等犯罪活動。從既往案件看，有的境外“回流”人員確系被犯罪窩點管理人員毆打、體罰，逼迫從事詐騙等犯罪活動；但也有的系積極主動實施詐騙，但因違反犯罪窩點管理規定、未能完成有關詐騙“任務”等被毆打、體罰。辦理此類案件時，要注意準確甄別判斷：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解系被脅迫的，司法機關可要求其提供相關線索或材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僅提出辯解，無法提供相關線索或材料，司法機關亦未發現其可能被脅迫參與犯罪線索的，可以依法不予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辯解，并提供相關線索或材料的，司法機關應當予以調查核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提出辯解，司法機關發現其存在被脅迫參與犯罪的線索，經查證屬實的，應當依法認定。二是對脅從犯的認定應采用綜合判斷標準，即根據查證情況，綜合考慮其被脅迫的時間、程度、現實緊迫性、脅迫對象自身情況等因素，判斷其是否構成脅從犯。如根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時的客觀情況，可以判定其受到精神強制，處于極度恐懼狀態，為免受人身侵害而參與犯罪的，可以認定為脅從犯。三是規定了一般不認定為脅從犯的情形。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雖然辯解其遭受他人脅迫實施詐騙等犯罪，但能夠與外界保持自由聯絡，或者進入犯罪窩點初期雖遭受脅迫，但是后期積極主動實施詐騙等犯罪活動的，一般不認定為脅從犯。

2.關于自首的認定。為解決取證難、抓捕難、定罪量刑難等問題，實踐中，鼓勵運用政策感召、親情感化等方式打消境外涉案人員思想顧慮，鼓勵其主動回國投案自首，以進一步分化瓦解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集團，提升打擊治理質效。為此，《意見》進一步明確“主動回國”“經親友勸說后回國”兩種情形均可認定為“主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應當認定為自首，依法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于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辦案中，對境外遣返“回流”人員，要注意甄別其是否系“主動投案”。對于主動在境外有關部門登記要求回國投案，或者在回國投案前向境內有關部門登記備案的，可以認定為“主動投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雖系“主動投案”，但回國后拒不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避重就輕、推卸責任的，依法不認定為自首。

（九）關于行刑銜接

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了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活動的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并對行政處罰標準予以明確。《意見》第14條規定了對尚不構成犯罪人員的行政處罰，強調行刑共治、寬嚴并用。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法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可以免除刑罰的，可由檢察機關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或由法院免予刑事處罰，并移送公安機關等作出行政處罰。司法機關要注意做好行刑銜接工作，特別是行刑反向銜接工作，切實防止“不刑不罰”。

（十）關于追贓挽損

在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案件中，積極開展追贓挽損工作，關乎對人民群眾財產權的保護，也是從嚴懲治犯罪、“打財斷血”、鏟除犯罪分子再犯經濟基礎的必然要求。《意見》第15條、第16條對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中的追贓挽損工作予以規范。

1.全面落實追贓挽損工作職責。一方面，強調各辦案機關應高度重視追贓挽損工作。辦案機關應當全面調查、審查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敲詐勒索犯罪集團、犯罪團伙及其成員的財產狀況，依法及時查詢、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賬戶資金、房產、車輛、貴金屬等涉案財物，將追贓挽損工作貫穿刑事訴訟全過程各環節。另一方面，對各部門在追贓挽損工作中承擔的具體責任予以明確。公安機關應當全面收集證明涉案財物的證據材料；檢察機關應當對涉案財物的證據材料進行全面審查，在提起公訴時提出處理意見；法院應當在判決書中對涉案財物作出處理，強調分工協作、各負其責。對于犯罪集團“金主”、高層管理人員雖未到案，但根據案件證據情況，可以查明其犯罪所得及收益流入境內，并由相關境內人員協助轉移的，辦案機關應當認真甄別資產性質，及時查封、扣押、凍結相關涉案財物，積極挽回被害人財產損失；同時以詐騙罪共犯或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依法追究境內協助轉移資金人員的刑事責任。

2.充分運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根據刑事訴訟法，最高法、最高檢《關于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法《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可以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司法實踐中，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在職務犯罪領域應用較多，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中適用還有較大探索空間。考慮到當前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中，幕后“金主”、其他組織者、領導者往往逃匿于境外，難以抓獲歸案，為更有效開展追贓挽損工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于境外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通緝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引導各地辦案機關積極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依法追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

作者：張建忠，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廳副廳長；侯若英，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廳主辦檢察官；楊麗，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廳檢察官。

（全文見《人民檢察》2024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