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古代屬于是人治，人治社會的特色在于律法是用來約束普通百姓，用來大體維持社會運轉，至于真正的運行規則則是全看皇帝個人，如果皇帝圣明，那么自然是能臣和賢臣輩出。如果皇帝昏庸無道，那么自然奸臣當道。

這樣的運行規則很不穩定，因為不可能代代出雄主，每個皇帝的風格不一樣，在位時間長短也不一樣，新皇帝登基以后，肯定會按照自己的個人意志來治國，即使是蕭規曹隨，但也往往會換一批大臣，讓自己的親信心腹上位，以方便自己更好的掌握朝政，這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可以說人治就是大體穩定之中充滿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下穩而上不穩，下穩在于底層百姓是被剝削的階層，只不過區別在于剝削的狠與否。上不穩在于皇帝平均壽命并不高，皇位更替往往意味著朝廷要大洗牌。即使偶爾遇到在位幾十年的超長待機皇帝，也會因為在位時間長了，出現年老昏聵，判斷力嚴重失誤的情況，到時候會釀成各種苦果。像乾隆帝在位60年，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爆發的白蓮教起義，就是因為他晚年昏聵，以至于官僚集體貪腐行為快速擴大，百姓是苦不堪言，因此白蓮教發動起義便是響者云集，聲勢是越來越大，最后是蔓延七省，歷時九年才平定。

在無法可依或者說依靠皇帝個人治國的古代，如何用人，對于皇帝來說，自然是重中之重。

皇帝喜歡的大臣，往往是能解決問題，能做出成績，能穩定一方的，至于是不是貪官，是不是酷吏，根本不重要。同理，是不是清廉正直的大臣，有沒有道德，更是不重要，畢竟道德是用來約束大眾的，是用來對外唱高調的，是為了更方便統御龐大帝國的，只要講道德的人越多，那么統治的成本就會越低，所以對于清廉正直的道德典范，鼓勵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像乾隆帝在位前期對于貪官也是深惡痛絕，貪污不多也是殺，但是到了晚年，他便變了，不再那么嚴厲打擊，反而縱容心腹重臣和珅貪污，因為國庫緊張，和珅可以搞到錢，可以滿足乾隆帝奢侈的生活，可以充足乾隆帝的小金庫，能解決實際問題，乾隆帝認為和珅貪一些就貪一些，就當是辛苦費了，和珅都是這樣，下面的官員自然大貪特貪，當整個系統已經開始腐爛，即使刮骨療傷也不一定治好以后，意味著王朝的統治已經步入倒計時。

而且大臣貪污腐敗，對皇帝來說也是一件好事，道德上有缺點，說明只有謀私利之心，而非謀國的野心。如果想收拾這類貪污腐敗的大臣，那么也是輕而易舉，只需要以反腐名義來查處就可以，還可以博得一個整治貪官污吏的好名聲。如果一個大臣勤勤懇懇，不貪不拿的，功勞又很大很大，那么皇帝反而不會放心，會認為這個大臣這樣包裝自己，是不是想要謀朝篡位？

畢竟當年的王莽可謂是德道模范，兒子打死奴仆，竟然逼著兒子去償命，整個一幅大公無私的樣子，結果是篡漢建立新朝。

至于酷吏對皇帝來說更是極為可用的人才，因為酷吏沒有道德包袱，沒有底線，執行能力強，為了往上爬，并不會考慮那么多，根本不怕得權貴，往往會超額完成任務。像清朝雍正時期的田文鏡，既是清官又是酷吏，雍正帝對他很是倚重，又是將其從漢軍鑲藍旗抬入漢軍正黃旗，又是為其設置河南總督一職，就是因為田文鏡執行能力強，根本不怕得罪士紳同僚，可以將雍正帝的新政貫徹下去。

而且酷吏對于統治者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讓酷吏背負罵名，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將酷吏拋出去以達到平息眾怒的目的。

像著名的請君入甕典故中的主角酷吏來俊臣，就是替武則天干了十幾年的“臟活”，大肆迫害李唐宗室和不忠于武則天的大臣，朝臣不敢朝武則天撒氣，只能怨恨于他，等到他犯了眾怒后，武則天便順水推舟將他處死，并且將其滅族，以平息眾怒，這樣一來朝臣們肯定是拍手稱快，說道武則天圣明，而不會說道你利用酷吏來俊臣打壓完李唐宗室便卸磨殺驢，只會松了一口氣，這頭惡犬終于死了，看來惡犬主人以后不會隨意傷人了，這是一件大好事。

至于清官之所以晉升空間不如貪官酷吏，主要是因為清官不貪不拿，沒有道德瑕疵，沒有明顯的缺點，皇帝并不一定放心。而且清官只是說明為官清廉，不一定代表清官就一定是能臣干吏，不一定就十分有能力。像海瑞那樣既清廉還有能力的官員可謂是鳳毛麟角。

而且清官即使有能力，即使可以解決實際問題，但清官之所以清，說明當時官場已經是貪污腐敗成風，清官進入官場是格格不入，會收到同僚和上級的排擠，如同孤軍奮戰一般，并不能起到太大作用。就猶如一滴白水滴入墨水之中，因為墨水足夠多，白水即使可以凈化周圍區域，最終還是會被墨黑覆蓋，并不能起到大作用，對于皇帝來說，清官的作用其實并不大。

清官還有道德包袱，不會無條件執行皇帝的不合理命令，甚至會陽奉陰違。或者說會換一種方式，盡量降低不合理命令帶來的破壞性，并非是不折不扣的執行。甚至指不定多會會跳出來大罵皇帝。像海瑞當年大罵嘉靖帝是嘉靖嘉靖家家干凈。這種情況下，清官對于皇帝來說，并不是好的順手的工具人，所以皇帝并不會特別重用清官。

即使皇帝重用清官，往往也就是以下兩種情況。

一是有的清官確實能力強，或者說有的大臣能力超群，清廉只是他的一個加分項而已，遇到賢明的皇帝，想要好好治理國家，因此放手使用這樣的大臣，自然可以走到仕途的頂峰。

二是皇帝需要重用清官來打破官場貪污腐敗形成官官相護的小團體，出于這樣的政治目的，是以刷新吏治為由，利用清官為棋子，要將有著各種利益糾纏的小團體連根拔起，以避免官官相護之下，形成大的勢力集團，最終威脅到皇權。

除此之外，清官就剩下可以樹立為道德典范的作用，因此一般只要不是太昏庸無道的皇帝都會獎勵清官，會提拔清官中的優秀存在，來讓被剝削的苦不堪言的底層百姓和初入官場的新人心中對于朝廷還抱有希望，不過這種樹立榜樣的行為，注定只是極少數，而且這種類型的清官，也往往無法進入真正的核心層，能成為一方封疆大吏都是極少數，更不用說進入中央朝廷成為皇帝的心腹重臣，那更是寥寥無幾，畢竟榜樣最大的作用在于樹立起來。

真正放手使用清官，皇帝還是不放心的，畢竟人治統治之下，皇帝也不可避免的要“同流合污”，那便是要順從大部分官員的利益，而古代王朝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官僚集團集體腐敗便是常態，在這種情況下，皇帝可以樹立清官榜樣，也可以殺貪官污吏來進行自我換血，但最多只能抑制貪污腐敗之風，解決不了根本原因，皇帝也無從下手在根本上解決這樣的問題，如果整治的太狠，導致官僚集團與其離心離德，那么并不利于皇帝的統治。

像當年的雍正帝，進行新政，并且嚴苛治國，已經是與官僚集團離心離德，如果他的嚴苛統治持續下去，那么越往后越容易遭到官僚集團的反噬，還好當時清朝處于上升期，皇權也達到了巔峰，所以內部的矛盾并沒有進一步激化和爆發，在微妙的平衡中，在位十三年的雍正帝很可能是因為吃丹藥吃多了而猝死，才使得潛在的政治危機消除。

隨后進入乾隆帝效仿祖父康熙帝寬仁治國的軌道之中，乾隆帝還廢除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的政策，與官紳階級和解，使得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進一步消除，因為乾隆帝維護了官紳階級的利益，所以哪怕之后發妻孝賢皇后病逝，乾隆帝性情大變，開始嚴苛治國，并且屢殺大臣，但他整體維護官紳階級的利益，因此并沒有釀成政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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