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畫的主題詞“半農半讀,社來社去”,分別指的是學員的學習形式和畢業分配方式。
“半農半讀”,是指學員一邊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一邊學習農業知識和技術。或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或忙時勞動,閑時學習,視情況而定。
“社來社去”,指入學時從哪個公社來的,畢業后再分回到哪個公社去。
“社來社去”往往是與“半農半讀相結合的。一般是農業學校或涉農專業學員的畢業分配或安置方式。
從五十年代末起,江西“共大”的部分學員就采取了這種方式。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一些學校走極“左”路線,不管是中技還是大學,不管是涉農還是不涉農,不管是“半農半讀”還是全日制,都推行“社來社去”的畢業分配方式。代表學校就是遼寧朝陽農學院??陀^地說,“共大”的做法比較合乎客觀實際,而“朝農”的做法更多的屬于政治操弄。
1958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針對當時農民文化程度低、不利農墾事業和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根據毛主席“半工半讀”的教育思想,創辦了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肮泊蟆币浴翱勾蟆睘榘駱?,以墾殖場為基礎,堅持“半工半讀,勤工儉學”。從本省農村、山區建設和生產需要出發設置專業。在招生中,除招收高、初中畢業生外,還注意招收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入學。學生畢業后,除少數由國家統一分配外,絕大多數實行“社來社去”,回到農村或墾殖場,充當技術骨干。總校及省屬分校還舉辦農業勞動模范、先進生產者培訓班,對他們有選擇地進行相關理論知識教學和新技術推廣示范訓練,結業后也是“社來社去”。
中央政府也曾依據毛主席“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思想,要求全國各地中等專業學校的學生要逐步實行“社來社去”的招生分配方式。
1963年3月,教育部《關于改進中等專業學校招生工作和畢業生分配工作的意見》提出,“在城市的學校,根據專業性質,可以適當招收一些家在農村的學生”,“一些專業可以根據‘社來社去’的辦法招收一些保送生”?!?strong>農、林、醫、師范學校除招初中畢業生外,采取公社保送和考試相結合的方法,從公社招收經過生產勞動鍛煉的初中畢業生和具有同等學歷的青年,畢業后由原公社安排,為公社培養人才”。
于是,全國各地的農、林、醫、師范等類學校,逐步進行了“社來社去”的試點。
1965年,教育部又規定,“各業務主管部門應當有計劃地選送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優秀青年職工,經過考試,進入所屬中等專業學校學習,畢業后回原單位工作”,即所謂的“委托培養”。
1965年1月,衛生部黨組針對農村缺醫少藥的情況,決定在15所醫學院中開辦三年制的班級,為農村培養醫生。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這樣的學生,可以從城市來,也可以從公社來,回公社去,拿公社工分,不由國家發薪”。毛主席立刻批示:“同意照辦”。
1965年7月,全國高、中等農業教育會議指出,“半農半讀,社來社去,改革教學,是我國農業教育發展的方向”。 目的是,面向農村、面向農民、面向生產,為農村培養一批又紅又專、能文能武的新型農民,為我國逐步縮小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創造條件。
以往,“共大”縣辦分校初技畢業生實行“社來社去”,而總校和專區分校中專以上的學生都列為統招統分。這次農業教育會議后,“共大”也開始醞釀大、中專也要改為“社來社去”的問題。
“共大”向省委、省人委提交的《關于實行社來社去問題的請示報告》中提出,1966年秋季,總校和省、專屬分校中專以上招收的學生,畢業后實行社來社去,場來場去,或城來社去。不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興起,“共大”的大、中專學生“社來社去”計劃未能實施。
從1970年起,因文革而停辦的大學陸續恢復招生,但實行的是推薦制而非考試制。當年清華大學試點招收所謂“三來三去”的新生,招生人員直接跟學生見面確定錄取,這是“文革”中最早試行的所謂新的招生辦法。
為提高生源質量,1973年,國家實行在推薦的基礎上增加文化考查。結果,遼寧出現了考生張鐵生“交白卷”事件。遼寧的當權者毛遠新認為,高等學校招生實行文化考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個路線問題。他進一步提出,“學生要社來社去,畢業當農民,掙工分”。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報》以《一所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大學》為題,介紹了遼寧朝陽農學院的辦學經驗: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同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著干”,實行“社來社去”、“幾上幾下”,努力把學校改造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其核心就是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學生實行“社來社去”。
1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大學畢業當農民好——遼寧朝陽農學院實行“社來社去”的調查》,并加了編者按:朝陽農學院黨委和廣大革命師生,認真落實毛主席關于“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七二一指示》),實行學生“社來社去”,為當地培養了大批有社會主義覺悟又懂得農業科學技術的勞動者,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中,教育戰線出現的又一個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
于是,全國各級各類學院都掀起了學習朝陽農學院的高潮。
毛遠新控制的遼寧省提出,1975年高等學校招生要全部實行“三來三去”:即農民從公社來,畢業還回到公社去,當農民、掙工分;工人從工廠來,畢業還回工廠去,當工人;從哪里來,畢業還回哪里去。
1975年4月23日, 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于推廣遼寧朝陽農學院經驗和有關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教育部的報告提出:“農業院校一般實行‘社來社去’,其它各類院校可根據不同情況進行‘社來社去’試點……,凡是自愿當農民的,要給予積極支持”。顯然,對毛遠新要求1975年高等學校招生全部實行“三來三去”的主張,教育部給予了抵制。所以,教育部上報的《一九七五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意見》,被“四人幫”的軍師張春橋否決了。 張春橋對教育部長周榮鑫叫囂:“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
1975年,鄧小平要對包括文化教育在內的各個方面進行整頓。于是,遭到了“四人幫”的攻擊。12月4日 《人民日報》轉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給周榮鑫羅織罪名。12月14日 中共中央批轉《清華大學關于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說今年7、8、9三個月,有“一股右傾翻案風”,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反映”。從此,“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就開始了。
鄧小平再次下臺,教育部長周榮鑫被迫害致死,教育整頓失敗。好在一年后,鄧小平復出,新的招生和分配制度產生。
“社來社去”,在某些時、某地、某些方面確實能起到“理論聯系實際”、“學有所用”的作用。但將其作為高校普遍的招生分配制度,顯然存在著弊病和片面性。特別是非農專業以及高科技和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社去”是根本沒有用武之地的。這種招生分配制度,也容易助長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出現這樣的現象,與片面理解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有很大關系。
事實上,大部分“半農半讀,社來社去”的畢業生回到農村后,能把自己所學的知識運用到生產和社會實踐生產中。有的從事農業技術工作,有的進入了社隊企業,有的當了教師。改革開放后,大多數“社來社去”的畢業生都被招考錄用為國家工作人員,或進入黨政機關,或進入事業單位。日后,不少人還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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