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2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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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2024年11月6日下午，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以明顯優勢戰勝現任副總統哈里斯當選為總統。由于特朗普上一個總統任上率先發起美中貿易戰，打擊與中國合作的美國科學家的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也是在他的任上啟動。根據維基百科發布的統計，該計劃于2018年11月啟動，矛頭主要對準數百名杰出的華裔美國學者和科學家，其中估計有250名科學家與工程師因為各種迫害而失去工作，還有更多人的職業生涯受到了負面影響。迫害還導致至少一人自殺。

此外，疊加特朗普競選時不斷對中國放出的“狠話”，所以很自然地，科教界人士會擔心本來已經不斷下滑的中美科技關系，會因為特朗普的勝選而面臨災難性的沖擊。

這種擔憂當然非常有道理。但平心靜氣地思考各種影響因素，我們會發現，影響必不可免，但遠談不上災難性的沖擊，而且很多導致中美科技合作下滑的因素或者本來就存在，因而說不上是“特朗普沖擊”，并且，導致中美科技合作可能受影響的更主要因素，恐怕不主要來自未來的特朗普政府繼續設限或升級卡脖子，而是來自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保守派意識形態對美國科學議程本身的強大影響。

也正因為如此，應對這種對中美科技合作的挑戰，其著眼點也不用過分著眼于錙銖必較地應對具體政策，而更多地需要以我為主，做好中國科技對外進一步開放的大格局，從而不僅僅是在具體舉措上，更要在一種管理及科研行為上，讓開放合作成為科學創新的真正著力點。

撰文|賈鶴鵬（蘇州大學教授）

01 中美科技合作下行

用“暗淡”一詞來形容中美科技合作，可能并不為過，尤其是相對于兩國曾經有過的”“蜜月”時光。據Nature報道，2023年中美合著的科技論文比2017年這一中美合著頂峰之年下降了6.4%。這一降幅看似不大，但一來這是在多年來一直呈現升勢情況下的下降，二來這一降幅超過了世界上任何兩個主要國家科研合著的下降幅度。

另一方面，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2024年6月發布的《圍繞科學筑起一堵墻：美中緊張局勢對國際科學研究的影響》報告（Building a Wall Around Science: The Effect of U.S.-China Tensions o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則表明，特朗普當選上一任總統的2016年至2019年間，華裔研究生參加美國博士項目的可能性降低了15%。除了上文提及的、目前已經終止的中國行動計劃，以及科研合著和赴美留學數量受到沖擊外，絕大多數美國科研機構及科學家都因為需要在利益申報中標明所謂的中國利益而在對華合作事宜上謹小慎微，這自然導致了雙方交流的減弱。另一方面，雖然沒有全國性的統計，但以筆者了解到的情況，赴美從事訪學的中國科研工作者數量也大幅減少，新冠疫情結束后數量也沒有顯著復蘇的勢頭。

學術界如此，高科技產業界當然也不例外。此前在中國風投市場風生水起的各種基金，或者大幅減少在中國的投資，或者進行中美切割，讓中美兩國的風投實體在法律上彼此獨立。芯片及設備的斷供及各種“卡脖子”當然也不在話下。

在政策層面，學界廣為關注、已經持續了45年之久的《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在雙方于2024年2月商定延期半年再決定是否續簽后，半年的延期于2024年8月底到期，迄今為止，雙方還未續簽，也未透露何時續簽或是否會因續簽談判而繼續延期。

02 打壓下的科技合作韌性

上述的中美科技合作的暗淡現狀當然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幾乎每一方面的下行其初始肇因都出現在特朗普上次執政時期。那么特朗普的再次上臺，會讓現在已經非常脆弱的中美科技聯系，遭受災難性的沖擊嗎？

當然我們還不知道特朗普在這一方面當地打算采取什么舉措。站在預估的角度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兩個視角著眼進行分析。其一是負向影響中美科技合作的主要因素，是否會因為特朗普上臺而進一步強化。第二則是造成現有合作下降，是否除了中美日益嚴重的政治對立外，是否還有其它不依賴政治的原因。

從第一個方面來看，負向影響中美科技合作的主要因素，毋庸置疑首先是中美日漸激烈的政治對立。不論是對“國防七子”和中科大等高校的制裁還是對所謂中國利益的調查，都是基于這種對立。

仔細檢視這些針對中國科學的行動，我們首先會發現的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遏制中國方面已經形成了高度共識，甚至可以說，打壓中國是美國兩黨為數不多的共識和合作領域，大量提案是兩黨議員聯手提出。我們知道，兩黨在科學議題上總體而言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對立，共和黨和保守勢力不相信氣候變化，抵制國際化，反對在醫療保健上投入大量資源，而民主黨和自由主義者則反其道行之。但在遏制中國科技進步方面，兩黨具有高度共識，極少為此發生嚴重爭執。

對于檢討特朗普治下中美科技合作前景而言，這一點非常關鍵。這也就意味著，即便特朗普上臺，即便共和黨控制了參議院并極有可能保持對眾議院的控制，對于美國政府總體上對中美科技合作的態度與措施而言，也不會出現質的改變或者說本質性惡化。

對于中美科技合作，兩黨形成打壓共識這當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盡管面臨嚴峻的政治氛圍，中美科技論文合著量這一最體現科研合作的指標，2023年比6年前下降6.4%，雖然黯淡但算不上慘淡。

另一個指標更有說明力。按照《自然指數》（Nature Index）的數據，截至2022年，美國和中國作者（也包括第三國作者）在Nature Index收錄的期刊上發表了約5213篇合著的科學論文，比2015年的3412篇大幅增加。然而，自2018年以來，這些合作文章的同比增長有所放緩。

在兩黨政治力量聯合打壓的情況下，中美合著論文總體降幅有限，在Nature Index收錄的頂刊（該指數主要收錄基礎研究領域領先刊物）上還能增長，說明兩國科技合作，尤其是在基礎科研領域的合作，還是具有相當大的韌性。這種韌性一方面來自于科學界自治自律的基本傳統，另一方面則與兩國合作模式發生變化有關。

實際上，中美科技合作的“蜜月期”也是中國積極學習美國先進科研經驗并努力利用美方資源的時代，這一階段的合作也可以說是資源密集型的。但近年來，中國科學自身日漸成熟，中國的大科學裝置不斷建成，在這種情況下，中美合作可以越來越基于對等的思想碰撞，甚至是美方科學家來申請利用中國大科學裝備，當然也有不少合作是中國科學家做研究出數據，美國科學家出理論或進行研究成果的學術表述與升華，無論哪一種合作，都不再依賴對方的科研經費，美方科學家也不是非要有專門的經費才能參與到這種合作中。

在這種對科研資源與科研條件的依賴不斷減少的情況下，美方打壓中國出臺的脅迫性科技政策的影響就相對輕多了。從科研本身而言，特朗普上臺完全不會改變這一點。

03 中美科技合作發表下降的多重因素

實際上，即便沒有美方打壓，部分類型的中美科技交流合作也可能呈現下行趨勢或至少漲幅趨緩。這方面最為典型的是中國不再近乎強迫性地派遣訪問學者出國。在破五維政策提出前，很多高校科研機構規定必須有半年或一年的海外留學經歷才能評定正高甚至是副高。但破五維疊加疫情影響，讓海外訪學大幅度減少。訪學的很多老師會因為在合作導師（host professor）實驗室中擔任科研工作而產生聯合署名論文。但，據筆者當時對身邊熟悉的多位訪問學者的了解，這些人本身全無中外合作的科研需求。訪學強求不再，自然也不會開展合作科研了。

類似的情況還有赴美攻讀博士和做博后的人數也在顯著減少。這方面人數減少的原因當然與美國限制性的政策有關，但同樣重要的是，美國博士尤其是美國博后，如果缺乏足夠多的成果，其本身回國后的求職含金量也大為降低。

例如，青年千人計劃于2017年左右結束后，學界一個微妙的變化也要值得一提。從前是為了對標青千（海外工作三年是硬條件）而推出的自然基金委的優青計劃（當然不能完全對標，青千是項目是中組部牽頭的項目，政治地位當然要高一些）延伸出一個“海外優青項目”來繼續吸引海外青年人才。但從命名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海歸不再是高人一等而是完全與國內人才平等。

眼下另一個可能顯著降低以論文合署為標記的中外合作的局面則是中國科研布局。雖然基礎研究經費一直在增加，但政府科研經費越來越聚焦于解決卡脖子的戰略需求問題。在經濟困難又要保核心技術突破的情況下，可以想見以探索未知的公共知識為主要特征的純基礎科研的支持力度也有可能下降。

所有這一切還不包括另一個更加直觀的因素，即疫情防控三年導致的合作不暢。所以真的把這些因素都疊加在一起后，我們可能要疑問，中美論文合署下降，到底有多少因素是純粹來自美方的限制打壓性政策呢？

04 特朗普沖擊波的真正受害者

上面的分析好像讓人覺得，特朗普上臺完全不會有任何影響。這并非筆者的意思。實際上特朗普執政仍然會有很大影響，但主要不是人們所擔心的頒布更多合作禁令，或中國行動計劃重啟或斷供卡脖子升級。更大的影響在于特朗普政府可能對美國國內科學議程的嚴重擾斷。拜登政府時期一直在開展的與中國在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治理以及被忽視疾病的診療合作等關鍵議題上的合作，才真的會成為特朗普上臺的犧牲品。

眾所周知，拜登政府對中國科技方面的政策，一直是既打壓又合作，而合作的方面主要涉及在民主黨和科學界主流看起來極為重要也事關美國利益的氣候變化與低碳（特別是電動汽車和風能太陽能等形成產業化之外的低碳領域）、艾滋病和其它被忽視的疾病研究以及人工智能的管制。盡管拜登任上中美關系并未實質性改善，但在這些領域的合作一直富有成效。尤其重要的是，在這些領域，中國的科研和治理能力日益雄厚，承擔的國際義務也不端增加，這方面的中美合作或中美歐合作，不但顯著地推動了對這些人類共同問題的研究和解決方案，也大幅度降低了美國單方面的成本投入。

中國通過參與甚至是部分主導這些領域的合作，不僅能極大地提升在相關議題的科研能力，也在強化國際領導力。這些領域的成果不一定體現為合著論文，但其意義無疑是深遠的，中國從中獲得的各種層次上的收益也是顯而易見的。

但基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主義議程及其對美國政府的強力控制（特別是聯邦政府和更能影響國際事務的參議院），美國政府對這些領域的投入即便不會斷然逆轉，也勢必大為減少，參與熱情肯定直線下降。加上特朗姆對長期反對他的科教環境醫療衛生領域的敵意，在這些關鍵的共同利益領域，中美科技合作真的要遭受滅頂之災了。

雖然這些領域的科研體量相比于科研大盤也許占比不高，但對中國的影響卻不能小覷，因為它們都是把基礎研究、社會應用、政策制定與國際合作綁定在一起。這些領域的合作被終止，對于中國提升科學治理能力的影響是不容低估的。

05 謀求應對之道

中國人自古以來講究未雨綢繆，對特朗普上臺后對中美科技合作的影響，自然也要努力探討預案。

首先我們要看到，阻礙或至少是緩和中美政治對抗對雙方科技合作造成可能更嚴重影響的力量，首先是科學界自身的自治和規范，也就是默頓所說的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有組織的懷疑主義等維系科學界自身運轉的基本行為規則。出于對科學無國境的基本信念的尊崇，中美兩國大批科學家即便在兩國政治氛圍并不友好的狀況下，只要沒有那些會被政客抓住把柄的弱項（如使用對方科研經費，尤其是使用中國科研經費的美國科學家），仍然堅持至少是不排斥科研合作。這樣一種作風不但要繼續保持，還要進一步強化。從中國科研管理的角度講，應該有更強的動力來廢除那些考評體系中對科研合作不友好的規定（如只有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才能得到認可，如只有第一作者單位的論文才算數）。這些抑制合作的規定，除了能為本單位排名提供些微的助力外，對科學的發展實在有害無益。它們不但抑制國內合作，當然也壓抑包括中美在內的國際合作。也應該有更多的與科研項目脫鉤的國際差旅經費和更少的對國際交流限制的舉措（很多高校到現在還要求所有教師上交因私護照），這樣不僅讓對方合作無顧慮，也能更加便捷地促進著眼于原始、原創科研問題的國際合作。

其次，如前所述，隨著中國科研實力的增強疊加美方限制，在過去幾年中美科研合作已經從資源依賴型逐漸轉向越來越多的專業或思想互惠型的合作。這種合作模式仍然是科學界禁受政治壓力的主要對沖手段（也許是不自覺的）。要強化這種類型的研究，就要繼續鼓勵自由探索式的科研。科研人員固然需要解決國家重大需求，但探求人類未知知識仍然應該是科研尤其是基礎科研的主旨。決不能因為國家面臨卡脖子問題，就不再鼓勵自由探索。

第三則是在中美具有共同利益的氣候健康領域，在美方退避國際義務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中國要更加積極地承擔起國際領導者的角色。實際上，上次特朗普當政后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已經給中國發揮國際氣候治理領導力提供了良機，今后這方面的機會只會增加，中國也要做好更多“出頭”的打算。“出頭”并不是簡單地撒些國際科研經費，它需要中國科學家的能力、見識和勇氣。在這個意義上，應對特朗普沖擊波與筆者前段時間為《知識分子》撰寫的有關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的評論文章中的觀點是一致的，如果要盡量減少這種政治沖擊對科學合作的影響，那科學家自身的挺身向前就是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