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國人口變化，近日有兩組數據，引起公眾熱議。

10月底，《中國統計年鑒2024》發布，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人口出生率為6.39‰，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48‰。自2022年起，這是全國人口負增長的第二年，而且降幅從-0.60‰擴大到-1.48‰。

國際組織和中國科研機構的多個人口預測方案，曾預估2027~2032年中國才進入人口負增長。但現實更為殘酷，負增長的這一刻提前了5年之多。

20年前，政策曾暢想過人口零增長的時代，并將之定為目標。如今當這一刻到來，緊張取代了理想，人口減少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到了緊要時刻。

但近日的另一組數據，卻透露著樂觀。

最近陸續有地方宣布，2024年上半年的人口出生數據要好于2023年同期。比如湖北省天門市，截至2024年8月14日，2024年全市出生人口達到4232人，不僅扭轉了出生人口連年下滑的趨勢，還逆勢增長11.3%。

在人口問題突出的當下，微觀場域內的出生人口數量反彈，能扭轉我國人口負增長的態勢嗎？

多地出現的生育熱潮，會是樂觀信號嗎？

根據最新《中國統計年鑒2024》數據，全國人口總數連降兩年，2023年全國人口減少了208萬人。在2022年、2023年短短兩年內，跨入人口負增長的時代。2023年，僅有西藏、寧夏、貴州三個省份的人口出生率超過10‰。

與人口負增長大勢相反的是，2024年上半年積極的信號出現：全國多地出生人口數出現“反彈”。

在一場座談會上，廣東省婦幼保健院副院長劉風華披露了一組數據，2024年上半年，廣東全省住院分娩活產數比2023年同期增長了1.4%。這一數據表明，2024年廣東省出生人口數的降速放緩，若下半年情況保持樂觀，今年廣東省出生人口數將出現小幅增長。

廣東省是我國人口大省，既受傳統生育文化影響，又有人數以千萬計的跨省流動青年人口，推高了這一地區的生育率。

2023年，廣東省出生人口數為103萬人，連續六年位居全國第一，并占據了全國11.3%的出生人口。因此，該地出生人口的降速放緩，甚至出現回升的可能性，對于2024年的人口和生育壓力緩解，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在同樣“能生”的山東省，2023年，該省以61萬人的出生人口數，位列全國第三。2024年上半年，省內也有城市的出生人口出現小幅增長。

青島市衛生健康委黨組成員、市計劃生育協會常務副會長杜維平在一場直播中介紹，2024年1~6月，青島市戶籍人口出生數為22669人，同比增長5.93%，拉回了連續兩年下滑的趨勢。根據預產期在下半年的產婦建冊數量，2024年下半年出生戶籍人口預計為約2.5萬人。全市2024年出生人口將與去年持平，或略高。

出生率偏低的省份，在今年也有一些城市的出生人口數量呈現回彈。

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消息稱，2024年上半年全盟共出生735人，較上年同期增長7.3%；

在東三省出生人口數“洼地”，大慶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由于生育政策和各項配套措施落地完善，大慶市在2024年上半年出生人口數量明顯上升。

“短期來看，尤其在二三線城市，有力度的生育補貼政策對于促進生育，會起效較快。”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副院長、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楊凡解釋，比如，湖北省天門市，在2023年9月出臺了生育鼓勵政策，規定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可分別享受9.63萬元和16.51萬元的生育補助。2024年截至8月14日，全市出生人口達到4232人，同比增長了11.3%。

而在更大范圍內，多位人口專家認為，2024年上半年多地出生人口“小幅回彈”，是由于疫情導致的生育推遲出現了補償效應。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分析稱，疫情期間我國生育率呈下行趨勢，按照人口學規律，疫情結束后會有一個小小的反彈，但反彈多少無法預測。

他還提示關注一組數據，“2023年的結婚人數也有回彈，結婚對數達到768.21萬對，同比增長12.4%，按照中國人結婚后普遍1~2年生孩子的習慣，2024年出生人口數可能隨之上升。”

這是否意味著我國人口形勢轉好？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強調，當前的出生人口數反彈仍是地方性的、局部的、短期的，反彈雖令人鼓舞，但對此還需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她指出，2022年我國首次出現生育主導型人口負增長。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的人口負增長發生初期，人口總量通常并不會一路下行，而是可能圍繞“零增長區間”上下波動，“2024年出生人口數應該會多于2023年，但至于能否達到正增長，還不確定，實際上也沒有那么重要。因為育齡婦女的減少已成既定事實，出生人口數下行和人口負增長是未來人口發展大趨勢。”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周海旺也提到，“出生人口反彈，只存在于今年還是能夠延續幾年，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

原新也表示，內生性人口負增長的長期態勢已經是板上釘釘，不會因為一時的回暖而改變。

我國出生人口數跌破1000萬人，低生育率與中度老齡化交織

總和生育率，是理解當下中國所處的低生育困境一個最普遍、最綜合的指標。

總和生育率指平均每對夫妻生育的子女數。國際上，通常認為總和生育率為2.1能達到更替水平。也就是說，平均每對夫婦生育2.1個孩子，人口數量才能夠保持一個穩定的水平。

1991年，因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總和生育率降至2.01，首次低于更替水平，自此一路走低。根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人口司最新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版》中，測算得到的中國2023年總和生育率僅為1.00。

“在人口轉變發生時，人們曾經天真地認為總和生育率降到2.1左右之后，就會停留在更替水平附近。”宋健感嘆，但源于歐洲的實踐證明，總和生育率持續下降，甚至會跌入不足1.5的“低生育率陷阱”。

按照國際慣例，人口負增長往往是“短期溫和，逐步加速”。

值得慶幸的是，多位人口學家表示，目前我國仍處于人口下降的溫和階段。

宋健認為，近兩年，中國年出生人口數跌破1000萬人，是最出乎意料的，也值得警醒。“1000萬可以被視為一個關口，因為每年中國的死亡人口數大概是這個級別，如果出生人口數不足1000萬，大概率就會出現人口負增長。”

而與史無前例的低生育率相對應的，是人類社會史無前例的“長壽時代”，以及我國步入“中度老齡化”社會的事實。

2023年，全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已達78.6歲，65歲及以上人口數達到2.16億人，老年撫養比為22.5%。換言之，目前，我國每4.4名勞動年齡人口，就養1名老年人。

當下的中國人口結構，處在低生育率與中度老齡化的困局相互交織的局面之中。

“少子化和老齡化的概念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楊凡解釋，由于生育率持續下降，人口規模出現負增長，老年人口在整體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會越來越高。

二者的根源都在“少子化”，生育水平下降是導致人口規模負增長和人口結構老齡化的主要原因。這需要引起重視。

這又回到老問題上：是什么在影響生育水平的持續下降？

一是育齡婦女人數減少，二是生育時間推遲。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4》數據，2023年我國15～49歲育齡婦女人數約為3.3億人。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陳衛今年年初在一場研討會上介紹，2017年至2022年，我國15～49歲育齡婦女人數年均減少了500萬，其中對出生人口貢獻最大的20～29歲生育旺盛期女性，年均減少440萬。

在宋健看來，就“低生育率陷阱”的人口學機制而言，育齡婦女的減少已成既定事實。但是，生育時間推遲導致的出生人口下降，則有可能通過生育政策緩解。通過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緩解那些“想生不敢生”育齡人群的困境。

地方“真金白銀”的生育補貼

“最高10萬，獎勵3年！”一周前，甘肅省酒泉市肅北縣宣布獎勵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針對自愿生育一孩的家庭，當地也將評估后獎勵1萬元。

“真金白銀”的獎勵背后是當地銳減的出生人口。

此前，這座面積接近甘肅省的六分之一的蒙古族自治縣，平均每月的新生兒數量不到5人。2023年，肅北縣出生率為5.31‰，創歷史新低，甚至也低于我國6.39‰的人口出生率。當地敲響警鐘。肅北縣也不得不“出重金”鼓勵生育。

在補貼力度上，全國像肅北縣這樣能提出“最高10萬”的地方為數不多，這或許和肅北縣常住人口僅有1.51萬人有關，需要補貼的家庭為數不多。

如今在全國，與肅北縣處境相似的地市并不少。

各地生育補貼政策密集出臺，全國23個省份，在不同層級探索實施生育補貼制度，但多數地區的補貼在幾千元~一萬多元的區間。

比如，江西省上猶縣出臺規定，“對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生育后且已在我縣上戶口的分別給予一次性獎勵7000元、13000元”；浙江省杭州市，對懷孕（生育）二孩的給予一次性補助2000元，三孩的5000元，對生育二孩的給予一次性補助5000元，生育三孩的補助20000元；湖北荊州市沙市區，對二孩補貼6000元，三孩補貼12000元。

“生育補貼發放標準全國沒有統一。”原新說，“這是因為生育補貼是自下而上的一種政策創新，目前由政策制定地財政出錢，和當地財政狀況緊密相關。”

在全國層面，10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若干措施》），首次提出要建立生育補貼制度。除此之外，還提出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覆蓋了從婚嫁、生育、養育、教育、就業，甚至到養老等一系列問題，力圖解決阻礙生育的重重障礙。但針對補貼標準和各級財政如何分擔？仍需一些時日觀察。

發放生育補貼是減輕家庭生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但補給誰？補多少？是貫穿其中兩個重要且直白的問題。

補給誰？在大部分地區，補貼都補給了“多孩家庭”，僅有重慶、福州、天津、溫州等為數不多的城市針對一孩有所補貼，但力度也不及二孩、三孩。對此原新建議，“一孩是保證出生人口數的基本，更應該關注的是一孩，這才是最大的量。”

“生育補貼是為了減輕家庭的養育負擔，不管是第幾個孩子，都是有負擔的。”周海旺說。

補多少？人口學者何亞福研究過一些歐洲國家家庭福利開支占GDP比重與總和生育率的關系。他發現，南歐國家的家庭福利開支占GDP比重普遍比北歐國家低，總和生育率也較低。北歐國家中，芬蘭的家庭福利開支占GDP比重是最低的，生育率在北歐國家中也是最低的。這說明補貼生育的金額越高，越有助于提高生育率。

在我國，高補貼目前尚不現實。“大家對補貼的期待會比較高，但一開始力度可能不會很大。不過先建立制度，以后可以慢慢改善。”楊凡說。

過去10年的生育政策，放開了“生”的限制。人們關心：此后，政策能否分擔家庭高昂的生育成本？

生育政策，還能鼓動生育嗎？

自2011年開始，中國的生育政策開始掉頭，雙獨二孩，單獨二孩，全面放開二孩，放開三孩……預想中的生育潮卻一次又一次落空。

相較于獨生子女政策，如今生育政策的影響還有那么大嗎？

我國自2021年起實施三孩及配套支持政策，到如今已三年有余。但不少人口學家認為，三年仍不足以觀察到其成效。

“三年時間，要改變群眾的生育意愿，沒有那么快。”楊凡表示，“但生育支持政策評價非常重要，現在也是學術研究和政府關注的焦點。”

較早進入低生育社會的其他國家的經驗，或可提供借鑒。“整體來講，生育支持政策是有用的。”宋健說，但具體而言是給錢更有用？還是放假更有用？國外不同學者的研究結果并不相同，這與國家制度、實施時機、人群差異性等因素都有關。

即使當下仍處成效尚難觀察的“盲盒時期”，但不妨礙繼續優化完善政策。宋健認為，育齡人群可以按生育周期階段分為未婚、已婚未育、不孕不育、已婚一孩、已婚二孩等不同情況，這些人群對于政策的需求不同。“如果生育支持政策把育齡人群當做同質群體，政策供給和實際需求就可能產生偏差。”宋健說，“優化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盡可能匹配人群需求和政策供給，以便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對此，原新認為，如果只看放開生育限制的政策，其影響會越來越小。

“2021年放開三孩的政策，出生人口沒有反彈反而連年下降。因為原本積壓的二孩生育在單獨二孩、全面兩孩政策之后已經釋放，三孩及以上生育的意愿和需求本身就很少，從現在看，政策對人們生育的影響作用越來越小了。”

如今，到了90后生育子女的時代，生育意愿是更大的作用。對“90后”而言，在其價值觀養成階段，一直接受獨生子女、晚婚晚育等深入人心的政策宣傳，甚至形成新的社會模式。而到這一代人生育時，社會風向突變，可大船掉頭哪有那么容易？

楊凡也表示，生育支持政策評價“不能把人當成工具”。生育支持政策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和照護孩子的壓力，是為了提升群眾的幸福感，“幸福感提高了，生育意愿自然就提升了”。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原因——宏觀經濟的走向，“宏觀經濟形勢積極向上，群眾對未來工作的穩定性和收入預期有所期待，也會提高生育率。”周海旺說。

這些影響生育意愿的諸多因素，或許都在釋放一個信號：這一次，當人群的生育意愿再次調轉航向，需要多少年，多少代人的努力？

（注：分娩活產數，指妊娠滿28周及以上，在醫院娩出后有心跳、呼吸、臍帶搏動、隨意肌收縮4項生命體征之一的新生兒數。）

文 / 宋昕澤 何京蔚

編輯 / 李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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