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代演員們扮丑的出發點或有不同，但他們的目的卻殊途同歸，不外乎是為了延續自己的表演生命。依靠扮丑，他們能夠更自如地切換到另一種身份、情境，去激發自己的創作熱情、表達欲與好勝心，進而提升自己，獲得認可。

作者|夏爾、編輯|孤鴿

黃曉明在扮丑的路上越走越深。

今年6月，他憑借電影《陽光俱樂部》斬獲第2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佳男演員獎。片中，他飾演一個智力缺失的中年人，為了增加角色的“鈍感”，他增肥、剪鍋蓋頭、戴畸形牙套、加重臉上斑點……

《陽光俱樂部》之后，黃曉明又在電影《戴假發的人》中再度扮丑——演一個發際線后移，頭發稀疏，背負沉重過往的角色。

黃曉明在《戴假發的人》中的扮相

黃曉明走的這條“扮丑之路”本身并不新鮮，包括胡歌、朱一龍在內的很多中生代男演員（以下簡稱“中生”）都曾嘗試過。

不止中生們如此，很多新生代演員近年來也試圖靠扮丑轉型：劉昊然在《我和我的祖國》《燃冬》《解密》中扮丑，王俊凱在《斷橋》《刺猬》中扮丑，范丞丞在《了不起的夜晚》中扮丑……

坊間對此眾說紛紜：有人覺得他們放下偶像包袱，顛覆自我，努力地貼近角色，是一種敬業的表現；也有人質疑他們在“刻意扮丑”，將“扮丑”當作一種宣傳噱頭，實際其自身演技和人物塑造并未有明顯的提升。

如果說早年間美貌的女明星們靠扮丑撕掉了“花瓶”的標簽，那近年來男明星們就試圖靠扮丑走出一條事業攀升的捷徑。

中生們人到中年，事業大多來到了亟待突破的關口。這時的他們往往需要突破外形，通過挑戰高難度角色來凸顯自己的演員修養與表演功力。而為角色扮丑，抓住角色的復雜多面，剛好就為中生們提供了這樣的契機。

這在黃曉明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若非受戀情影響，《戴假發的人》很可能會成為他的又一個事業轉折點。

黃曉明在《戴假發的人》中的演技名場面

片中的孟中是他從影履歷里罕見的壓抑型角色。飾演這個角色，他在生理與心理上都要挑戰很大的年齡跨度：20歲的青年孟中生活在父親的“高壓期望”之下，三次在司法考試中落榜，是一個懦弱的“廢物”；40歲的中年孟中成為了一個名聲在外的公益律師，表面風光，實則內心煎熬，緊蹙的眉眼不時訴說著他前半生的不易。

這是一個“很不黃曉明”的角色，與黃曉明以往的霸總氣質相距甚遠。但相較角色內心來說，更令人驚愕的，還是黃曉明的外形變化：出演青年孟中，他減重30斤，蓄起了絡腮胡，力求演出長期營養不良、機械麻木的角色狀態；出演中年孟中，他又主動剃掉頭發，露出光滑的額頭和發際線，帶出角色的“叔味”。

外形的變化帶來了明顯的演技加持，有網友調侃黃曉明，說他“人變禿了，也變強了”。

然而，受制于個人戀情、影片質量等多方面的影響，《戴假發的人》的票房與口碑均不達預期。電影上映一周后票房僅400萬，不得已匆匆下線，改在流媒體上線，豆瓣評分僅5.3分。

平心而論，黃曉明只能算得上是一個扮丑“后進生”。在他之前，中生們已有多人嘗試過扮丑，并憑扮丑進入了事業的又一春。

胡歌早年以清秀小生的形象深入人心，為了顛覆形象，他數次扮丑，演了多個具有強反差的影視人物：先在戰爭劇《四十九日祭》中化戰損妝演鐵血軍人戴濤，又在電影《你好，之華》中蓄絡腮胡演家暴男，繼而在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中徹底蛻變，出演邋遢、頹唐、眼神渙散的逃犯周澤農。一番操作下來，令其成功拓寬了戲路。

朱一龍是吃到扮丑紅利的另一位中生。憑《鎮魂》走紅后，他一度困囿在翩翩貴公子形象中難以突破，直到主演電影《人生大事》才終于擺脫刻板定位。片中，他飾演的莫三妹是個混不吝的殯葬師，一出場便讓人眼前一亮，小寸頭、花襯衫、腳下趿拉著拖鞋、嘴里叼著半根煙，市井味十足。

憑借這個角色，朱一龍拿到了第3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獎，獲得了主流獎項的認可。打那以后，他的事業便走入了新天地，商業、文藝兩手抓，憑《消失的她》《河邊的錯誤》等電影晉升為影壇實力派小生。

對業已獲得認可的中生們來說，扮丑也能助其與角色相互成就。正如秦昊所說，“演員的外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服務于角色。”

秦昊在電視劇《隱秘的角落》和《漫長的季節》中曾兩度祭出“毀容式的演技”。《隱秘的角落》中，他首次挑戰禿頂造型，以此凸顯出張東升自卑、陰暗、扭曲的人物心理，為角色后來的殺人行為埋下伏筆。《漫長的季節》中，為了演好龔彪，秦昊增肥20斤、在臉上化上坑洼斑點與酒槽鼻，甚至給角色增加了“糖尿病人”的背景，使角色更加飽滿。

黃軒也是如此。他在電視劇《山海情》中飾演村官馬得福，為了貼近角色而“扮丑”，把皮膚妝造得黝黑粗糙，臉頰抹兩坨高原紅，操一口流利的西北方言，宛如土生土長的當地人。

中生們扮丑的出發點或有不同，但他們的目的卻殊途同歸，不外乎是為了延續自己的表演生命。依靠扮丑，他們能夠更自如地切換到另一種身份、情境，去激發自己的創作熱情、表達欲與好勝心，進而提升自己，獲得認可。

由于流量小生大多靠顏值吃飯，所以扮丑這件事本身是與偶像特質相悖。流量小生扮丑往往要承擔掉粉的風險，要拋下偶像包袱，要豁得出去，仿佛扮得越丑越代表他們求突破的決心。

在很多人看來，“扮丑“約等于“敬業”，我們很難去評判這種“敬業”到底成不成立，但對于大多數流量小生來說，扮丑儼然代表了一個好的開端——至少在向敬業靠攏。

只不過，在“扮丑”這個問題上，從粉絲到藝人都不自覺地劃分出了支持與反對的兩大陣營。

粉絲方面，支持者認為偶像可以打開更多的可能性，撕掉他們“徒有其表”的標簽；反對者認為他們只需“各安其位”、帥帥的就好了，扮丑未必會提升他們的演技，但一定會拉低他們帶來的“觀看體驗”。

藝人方面，亦不乏扮丑“反對者”，比如劉宇寧早前就曾在直播中“失言”，認為做藝人“第一顏值，第二人設，演技及格就好”。

劉宇寧談顏值的相關熱搜

但很多小生還是加入了扮丑大軍，選擇趁年輕搏一把，躍躍欲試地往實力派挺進。畢竟，流量明星吃的是青春飯，職業周期相對較短，一旦30+還未向實力派轉型，事業便會走下坡路。

轉型最激進的非劉昊然莫屬，為了扮丑他甘愿放棄自己的“少年感”。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里，他在《白晝流星》單元飾演了一個胡子拉碴、頭發亂飛的流浪漢，自此踏上了形象顛覆之路。電影《燃冬》里，他蓄起小胡子，架上框架眼鏡，演一個身患抑郁癥、身體經常瑟縮成一團的金融從業者。

到了電影《解密》里，為了演好數學天才容金珍，他更是進一步“自毀”，減肥、剃頭、生拔眉毛一氣呵成，怎么枯槁憔悴怎么來。

只可惜，外形上的顛覆并未讓劉昊然獲得太多的正向認可，反而讓他招致了很多質疑與吐槽：有人質疑他是“無效扮丑”，有人吐槽他“邋遢油膩”。

劉昊然在《解密》中的造型

正所謂“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劉昊然招致負面反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太過心急——急不可待地走出舒適區，過分追求一鳴驚人的扮丑效果，在形象上大做文章，卻鮮少考慮個人與角色的適配性，以及自己有沒有承載角色厚度的吞吐能力。

這也是這屆小生們普遍面臨的問題。正因如此，他們的扮丑往往很難達到預期，公眾們的注意力也往往在于他們“扮得有多丑”，而非演技。

早在2022年主演犯罪片《斷·橋》時，王俊凱就試圖將自己粗糙的面容留存于銀幕。片中他飾演流浪青年孟超，為了增強自己的流浪感，他把皮膚曬黑，提前進修車廠體驗修車工的工作狀態。然而，這些表演并未獲得觀眾的肯定，反被質疑“像貴公子參加《變形記》”。

直到今年電影《刺猬》上映，王俊凱的扮丑才收到了一點成效。片中他飾演患有輕微自閉癥的口吃少年，敏感沉默卻一身反骨。

飾演這個角色，王俊凱需要演出角色不同時期的不同狀態。由于角色年紀跨度較大，使得他在演技呈現上造成了一定的落差：演青少年時期得心應手，演出了角色的憤怒與叛逆；演成年時期稍顯浮夸，無法演出角色身上的社會沉淀，更像是“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但總體而言，相較以往，他在《刺猬》中的表演還是有了可喜的進步。

■ 王俊凱在《刺猬》中的表演

新生代小生轉型，不外乎丑、臟、肥三板斧。可這三板斧恰恰也是觀眾的雷區，很容易被觀眾嫌棄為“反胃”“邋遢”和“油膩”。早前范丞丞在主演電影《了不起的夜晚》時，為角色增重30斤，恰恰就踩中了“油膩”的雷區，影片豆瓣評分5.5分。

小生扮丑屢屢失敗，只因他們的人生歷練還遠遠不夠，無法塑造出復雜深刻的人物，演繹不了成熟的角色。

他們大多是在溫室里成長的乖孩子，與粗糲的現實環境相隔絕，從未經歷過置身懸崖的恐懼，卻偏偏喜歡扮丑，演那類游走在模糊地帶的邊緣人。這就導致了他們表演上的理解力偏差，只能演出一些想象中的頹廢、叛逆模樣，做出貧乏且有限的表演輸出。

中生、小生們如今削尖了腦袋“扮丑”，其實全都是女明星們玩剩下的。

香港電影繁盛時期，為了給角色制造笑點與反差感，包括莫文蔚、張柏芝、鄭秀文、蔡卓妍在內的很多女明星都曾做出過外形上的“犧牲”，增肥、齙牙、胎記、禿頭、刀疤、香腸嘴等扮相都是常有的事，用“令人大跌眼鏡”來形容絲毫不顯夸張。

莫文蔚在《食神》中的扮相

內地的女明星則陷入了另一種窘境——美貌的女明星們往往會陷入“空有美貌，毫無演技”的批評聲中，而為了擺脫“花瓶”的標簽，她們不得不通過素顏出鏡、增肥、畫特效妝等方式演繹更接地氣或更具復雜性的人物來證明自己。

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繁盛的那些年，內地女明星幾乎人均扮丑：鞏俐在《秋菊打官司》中扮丑，趙薇在《親愛的》中扮丑，范冰冰在《我不是潘金蓮》中扮丑，苗圃在《櫻桃》中扮丑，蔣雯麗在《立春》中扮丑，蔣勤勤在《一個勺子》中扮丑，譚卓在《暴裂無聲》中扮丑……

內地女星扮丑的最佳途徑就是出演村婦。村婦的扮相與身份只是她們融入角色的方法之一，她們不會為了扮丑而扮丑。以鞏俐主演的《秋菊打官司》為例，她在片中綁假孕肚，穿大棉襖，還總戴著一個綠頭巾，甚至學身邊的村婦拿洗衣粉洗頭，把油亮的秀發洗成枯發。但這些舉動不是最終目的，鞏俐在意的不是造型丑不丑，而是貼合的造型能不能作為一個合格的工具，使她沉浸式融入當地的生活，活成秋菊本人。

鞏俐在《秋菊打官司》中的扮相

在不追求流量的時代，演技是演員們證明自己的唯一籌碼。而“扮丑”使她們有了一股勁兒，并將這股勁兒注入角色當中，輔助她們完成更深層次的表演。

效果也是顯著的。很多女明星通過扮丑拿到了演藝生涯中的重要獎項。如蔣雯麗憑《立春》拿到了第27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主角獎，趙薇憑《親愛的》拿到了第3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獎，范冰冰憑《我不是潘金蓮》拿到了第31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主角獎。

因此，扮丑更易“沖獎”也似乎成了電影圈的一個規律。但這并非定律，須知扮丑的目的是為了契合角色氣質，而不是得獎。如果本末倒置，將功利置于努力之前，變成了為“沖獎”而扮丑，那不但是無意義的，反而是進一步損害自我形象。

李雪健曾說過，“讓觀眾忘記演員，記住角色，這才是境界。”也就是說，形象突破本身并不值得標榜，留下好角色才是演員的本分。任何時候，扮丑和顛覆都不應該成為一種吹噓的資本、一個吸睛的噱頭或是一條浮躁的捷徑。

畢竟，換一身扮相很容易，但要真正成為那個人卻需要一百倍的功力。而“成為那個人”，才是演員真正需要去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