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鐘偉將軍不滿被評定為少將軍銜，牢騷滿腹，在背后說怪話。時任湖南省委監察委員會書記譚余保知道后，便找其談話說：“授予了你少將軍銜還不好嗎?、我是什么“芝麻辣椒醬’也沒有，不也很好嗎?”。

鐘偉是參加平江起義的老紅軍，紅軍時期的師政治部主任，四野的十二縱隊司令，還任過四野四十九軍軍長，曾是彭德懷、林彪手下戰功赫赫的名將，譚余保有何資歷，可以訓斥鐘偉少將。

湘贛蘇區領導人之一

1927年2月，洮水獅子班頭面人物譚余保，被來到洮水開展農民運動的共產黨員李炳榮、楊紹發展為黨員，并擔任了洮水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兼財委主任，從此譚余保開啟了他的革命之路。

1927年11月，湘贛邊秋收起義部隊進軍并岡山以后，毛主席派工農革命軍再次茶陵城，建立了茶陵縣工農兵政府。譚余保參加了工農紅軍，跟隨紅軍到了礱市，登上井岡山，后來被派遣潛回茶陵洮水做地下工作。

1930年下半年，茶陵大部分被工農紅軍攻占，成立了9個區委和區蘇維埃政府，譚余保先后在三、六、七區擔任區委書記和蘇維埃政府主席。1931年5月，譚余保被選為茶陵縣蘇維埃政府主席。在1932年上半年，由湘贛省發起的有29個縣、道、區參加的三個月革命競賽運動中，茶陵得分最多，總評第一。茶陵被稱為湘贛蘇區的模范縣。

1932年8月，湘贛省蘇維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會上，譚余保當選為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財政部長。當時湘贛蘇區“肅反”擴大化，有人供出省兒童局長胡耀邦、王恩茂、譚啟龍三個紅小鬼是AB團分子。主管肅反工作的省委常委劉士杰(后叛逃被殺)、省保衛局長潭中山堅持要將他們捉起來。譚余保明白，這三個紅小鬼只要一被捉起來，十有八九要被槍殺。在這關鍵時刻，譚余保站起來說：“這三個紅小鬼，是放牛娃出身，年紀小，不會是AB團分子，不能抓!”

馮文彬

當時，中央巡視員馮文彬也在場，他當即支持譚余保的意見，并把這，胡耀邦、王恩茂、譚啟龍三人帶到了中央根據地，保住了他們！

1933年11月21日，譚余保在湘贛省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次年1月，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召開，譚余保任湘贛省代表團團長。在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會議期間，毛主席親切接見了譚余保，并贈送給他一把“白朗寧”小手槍。

艱難重建湘贛根據地

1934年7月23日，紅6軍團撤出湘贛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譚余保和湘贛省省委書記陳洪時、司令員彭輝明留下來領導湘贛邊區的斗爭。在與敵人斗爭中，彭輝明司令員犧牲，紅4團團長李宗保、政委曠珠權，省委書記陳洪時、原政治保衛局長、中共蓮安萍特委書記劉發榮等相繼叛變投敵，整個湘贛根據地瀕于崩潰。

叛徒陳洪時

譚余保逃出叛徒陳洪時的陷阱后，經茶陵自水隴折入蓮花縣境內的棋盤山，與蓮花縣委的同志會合，收攏離散的同志。

1935年7月的一天，譚余保把收攏來的40多個同志召集在一起，舉行了著名的棋盤山會議。他在會上斬釘截鐵地說：

“湘贛邊區是毛澤東親手建立的一塊根據地，豎在這里的紅旗絕不會倒！……”

這次會議組建了中共湘贛臨時省委，譚余保任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并同時組建游擊隊司令部，譚余保任政治委員兼司令員，黨政軍一肩挑。棋盤山會議結束了湘贛邊一年來的混亂局面，是湘贛邊在紅6軍團長征后，走向艱難發展的起點。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在譚余保的帶領下，茶攸蓮中心縣委、蓮安萍中心縣委、萍宜安中心縣委及九隴山、鐵鏡山、七古山等地黨的組織先后恢復，游擊隊也由三個大隊增加到四個大隊和一個教導隊。

1937年10月下旬，受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委派，陳毅幾經曲折，在九隴山找到了譚余保"的游擊隊。盡管陳毅出示了項英的信件，出示了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宣傳品,譚余保還是不相信他,開口閉口罵他徒，將其捆縛禁閉，甚至用煙管敲他。繼之進行審訊，一度準備要槍殺陳毅。

陳毅從黨章規定，講到紅軍長征，講到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鯨吞華北，進攻上海，威脅南京的形勢，闡述了階級矛盾服從民族矛盾的道理，苦口婆心地勸說譚余保。

陳毅元帥

但是譚余保仍然半信半疑，于是譚余保命令交通員下山，按陳毅給的路線，到吉安新四軍通訊處了解了真實情況，這才知道兩黨的確是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的留守紅軍也的確改編為新四軍。于是譚余保親自給陳毅松綁，并向陳毅賠禮道歉。

之后，譚余保將湘贛邊的游擊隊，從武功山、九隴山、五里山、太平山、柑子山集結起來，成立了一支400多人的隊伍，這就是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大隊。

后來，毛澤東曾不止一次談起這件事，夸獎譚余保政治性強，辦事“粗”中有細。

多年后，陳毅邀請譚余保來自己家吃飯，風趣的說道：“你如果當初那時把我殺掉，現在不就少了一個元帥了嘛？”，在座眾人聽后哈哈大笑。

實事求是反對浮夸風

從1953年至1963年離開湖南為止，譚余保在湖南期間，主要精力用在主持黨的紀律檢查工作方面。他成績卓著，堪稱“冰清玉潔，鐵面包公。”

1955年，時任中南軍區編練司令部司令員的鐘偉，嫌上級授予他的少將軍銜低了，牢騷滿腹，在背后說怪話。譚余保知道后，便找其談話，對他說:

“授予了你少將軍銜還不好嗎?、我是什么“芝麻辣椒醬’也沒有，不也很好嗎?”

接著又嚴肅地批評了他，鐘偉以前常到譚余保家里敘談，自從這次談話以后，他再也不去了。當有人提起這件事時，譚余保說：

“怕得罪人，怕丟選舉，能維護黨的紀律嗎?我是不怕丟選票的，看到了，聽到了就要講。”

大躍進期間，湖南有一個地委書記向省里報了他的實驗田畝產稻谷一萬多斤的高產記錄。譚余保一聽就說：“這是沒有做過田的人說的。”他堅持派人檢查，發現這位書記不惜人力和物力，將幾丘田里的禾搬到一丘田里來，然后拍照過秤，騙取榮譽。譚余保立即責令這個地委書記寫出檢查。

1959年初，他冒著產寒親自下到洞庭湖地區調查。2月20日他針對社會上水稻種植“越密越好”、“越密越不易倒伏”、“密無止境”的說法，向省委和省委書記周小舟遞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一開頭就指出：

“有這么一種人，既不請教農民，又不作科學分析，也不親手實驗，更不重視已經取得的大量成功經驗，和若干失敗教訓，只是一股勁地叫喊要高度密植。對此，群眾肚子里有意見,不過怕戴帽子,伯挨“辯論’口頭不說而已。顯然，這樣做影響所及，不但直接危害今年農業生產更大躍進，同時，也危害了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

接著，譚余保在這個報告中，以他在大區湖農場三分場和南縣紅光公社等地調查所得的大量材料，得出結論:

“今年水稻的密植，每畝種籽限制在十五斤左右……種籽下得過多，不但影響產量，而且將造成糧食的浪費。”“如果按每畝十五斤下種”，全省將“節省十億零五千萬斤糧食……”。

1959年2月下旬，朱德來湖南視察，認為這篇調查報告很好，將它帶到了中央。同年4月，毛主席寫了《黨內通訊》一文，發至全黨，其中的一條就講了密植問題，強調了“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這里面就有譚余保的一份貢獻。

1980年，譚余保因病去世，享年8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