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結束后,中國進入了第二次國共內戰(zhàn),也就是解放戰(zhàn)爭。
當時,最主要的決勝戰(zhàn)場就在東北,這里是中國當時唯一的工業(yè)中心,而且資源發(fā)達、人口密集。奪下東北,就有實力逐鹿中原。
1948年底,遼沈戰(zhàn)役結束,東北解放,沈陽成為最后一個被解放的東北大城市。
1948年11月1日,解放軍占領沈陽,“軍管會”成為當?shù)氐淖罡邫嗔C構,他們需要維護本地的穩(wěn)定,并保護軍隊信息的安全。
當時,解放軍要求城內的所有個人和機構上交電臺,領事館也不例外。而美國駐沈陽領事瓦爾德卻不在意,他拒絕上交電臺,直到軍委會派人強制接收。
后來就是這個瓦爾德,還涉嫌間諜活動,并毆打中國討薪工人,被新中國政府逮捕、審判,最終驅逐出境。
這次圍繞瓦爾德的沖突,國際上稱為“瓦爾德事件”或者“華德事件”,是中美外交史上的一次經(jīng)典對抗。
對瓦爾德的態(tài)度,顯示了新中國獨立外交的氣象,這件事打擊了西方人在華的囂張氣焰,被譽為“新中國外交的第一次勝仗”。
那么,瓦爾德事件是怎么發(fā)生的?新中國政府和瓦爾德等美方人員有怎樣的交手?解放軍和人民政府為什么對瓦爾德如此提防?
【一】
東北解放,間諜活動防不勝防
1948年底,解放軍在東北徹底殲滅了國軍部隊,共消滅50萬敵人,活捉大量高級干部。
前方在打仗,在東北的大后方,情報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展開。當時的東北野戰(zhàn)軍情報部,不僅在偵查敵人的軍事動向,還在關注民間活躍的敵特活動。
這些敵特在后方搞偵查、暗殺活動,或者散布謠言,調查我軍后方的一些不良新聞,添油加醋后在前方宣傳,以動搖軍心。
彼時對敵特的搜查工作非常復雜,由于我軍缺乏經(jīng)驗,還請了蘇聯(lián)人來華指導工作。蘇聯(lián)顧問一針見血地指出:
“在解放區(qū)的外國人,往往是情報人員假扮的,要著重注意。”
按蘇聯(lián)的建議,中方檢查了很多來華的外國記者和外籍商人,的確發(fā)現(xiàn)了可疑的行徑。而在一些敵特人員口中,他們都說自己是為美國人做事的。
1948年底,沈陽解放,標志著整個東北成為解放區(qū)。這座城市從清末開始就是東北的核心,坐落著好幾個西方國家的領事館,他們沒有隨著國軍敗軍撤離,而是等著和新政權接觸。
這讓東北野戰(zhàn)軍很奇怪,美國向來是支持老蔣。現(xiàn)在國軍南逃,他們居然留在沈陽等著解放軍來接收,不知是何目的。
時任美國駐沈陽領事叫瓦爾德,他是美國的一位老外交官,長期在亞洲工作。他當時已經(jīng)得到政府的命令:“堅守沈陽,爭取和新來的解放軍取得聯(lián)系。”
但為了國際影響,華盛頓政府告訴他必須“以私人方式,非官方地建立起友誼。”
這種在中國人看來如“背叛”一般的行為,在西方其實很常見。他們從不堅定支持什么政府,他們只看重利益,只要新政府保護美國在華的利益,誰來當政無所謂。
當時,美國政府派瓦爾德接觸了中共的沈陽軍管會,和沈陽的新市長朱其文交談。朱其文沒有涉外經(jīng)驗,在交談中擅自允諾接納美國政商人員回到東北,遭到中央批評。
在這一時期,蘇聯(lián)人還提醒沈陽的情報工作不能落下,應該嚴查涉外機構的電臺和收報機,防止他們向老蔣告知東北的軍事行動。
在蘇聯(lián)的提醒下,解放軍還在沈陽城內抓到了幾個間諜,如特務伯彥倉、吳仁俊等人身上都攜帶著發(fā)報機。而且他們的身上要么有美元,要么本人就有美國領事館的工作經(jīng)歷。
東北野戰(zhàn)軍把這一發(fā)現(xiàn)發(fā)給西柏坡,他們推測美國在東北搞情報。隨后中央下令,要沒收城內的一切電臺,為東北野戰(zhàn)軍入關做好保密工作。
很快,解放軍軍管會向當?shù)氐念I事館、報社、郵局、車站告知了命令,大部分機構遵守了軍管會的要求。但瓦爾德卻拒絕交出發(fā)報機,他說這事關外交禮儀,缺少發(fā)報機,自己無法工作。
軍管會回答說:中方只是代為保管,美國領事館要發(fā)送消息,軍管會可以代發(fā),但你們不能繼續(xù)保留它。
最終,軍管會給瓦爾德36小時時間交出發(fā)報機,但瓦爾德一直拖延。軍管會請示中央后,在毛主席的批準下派士兵去沈陽領事館強行沒收。
結果在解放軍的搜查中,美國領事館居然有十多臺收發(fā)電報設備,多得讓人驚訝。
這一行動讓美方很生氣,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通過電報表達了不滿,但中共當時和蘇聯(lián)一起商議,不怕美國佬發(fā)火,必須執(zhí)行強硬政策。
【二】
瓦爾德氣焰囂張,毛主席下令嚴懲
沒收了電報后,駐扎在沈陽的美國領事館成為“啞巴”,瓦爾德無法再繼續(xù)向北平、南京發(fā)報,他成為領事館里的“寓公”。
蘇聯(lián)安全部門商議后建議,中方應該限制外國人在沈陽的自由活動,一來保護軍事行動的秘密,二來保護外國人的安全。
畢竟當時是敏感的戰(zhàn)爭時期,一旦外國外交人員出現(xiàn)傷亡,很容易成為外交干涉的借口。
中央接受了蘇聯(lián)的建議,先派軍人把美國領事館保護了起來。后來沈陽政府恢復運作,政府專門派警察在這里站崗,不許內外人士隨意接觸,傳遞信息也要經(jīng)過審查。
瓦爾德事實上是被封鎖了起來,這是戰(zhàn)爭時期的特殊舉措,但美國政府對此表示抗議。
其實,中方已經(jīng)手握美國領事館搞間諜活動的證據(jù),就等一個時機公布。
1949年6月,中國北方基本解放,南方的戰(zhàn)斗在激烈進行著。
這時候,美國政府公開了自己的沈陽領事瓦爾德被“軟禁”的消息,老蔣趁此機會大做文章,在國際上污蔑解放軍和解放區(qū)政府。
中共和解放軍早已等待多時,毛主席下令公開美國領事館在東北的間諜活動證據(jù),刊登間諜名單和供詞,聲討美國打著外交的名號搞情報的勾當。
要知道,沈陽軍管會當初從沈陽美國領事館沒收的發(fā)報機里,有很多是便攜式的,這些東西要么軍用,要么情報用,美國人自己都解釋不明白。
新華社發(fā)出這些新聞后,美國默不作聲,瓦爾德則繼續(xù)在沈陽黑燈瞎火的領事館里生活著,直到1949年10月,他又搞出了個大新聞。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廣大解放區(qū)開始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億萬窮苦工農看到了翻身做主的希望。
在東北地區(qū),因為這里解放早,所以農民家家有地,工人們的覺悟也更高,法律意識更強。
當時美國駐沈陽領事館決定要南下,他們雇傭了一批工人在里面工作,拆除一些設施,搬運家具和文件等東西。
在這一過程里,早就滿腹怨氣的領事瓦爾德,對工人們的態(tài)度很差。
1949年10月中旬,瓦爾德和中國雇員姬玉衡發(fā)生口角,他以姬玉衡工作不賣力為理由不支付工錢。姬玉衡上門討要,卻遭到瓦爾德的毆打,而且是當街毆打,影響極壞。
姬玉衡后來受了重傷,工友們集體報警,中國警方對此很重視。在沈陽政府請示了北京之后,中央下令把打人者逮捕,公開審判。
1949年10月24日,解放軍進入美國領事館,逮捕了瓦爾德,當時領事館外人山人海,老百姓義憤填膺,要讓瓦爾德付出代價。要不是解放軍保護,瓦爾德可能走不出領事館大門。
瓦爾德后來被法庭審判犯有暴力傷害罪,并拖欠工人工資,最后他必須支付姬玉衡和工友的工資,并給姬玉衡醫(yī)藥費。
此外,他的暴力傷害罪被判處半年有期徒刑,緩刑一年,并處以驅逐出境。
瓦爾德當時感覺自己在做夢,作為美國外交官,他曾在伊朗和蘇聯(lián)工作,美國人在全球都很霸道,從沒有人敢直接跟他們碰撞,可偏偏在新中國政府面前彎了腰。
審判美國領事的新聞傳到了美國后,美國政府也很焦躁,他們在報紙上抹黑新中國政府,但新中國不吃他們這套,堅持自己的判決。
【三】
“中共不會被收買,他們不做交易”
法庭結束審判后,瓦爾德等人被暫時關押,12月初押送南下,坐船前往日本,永遠離開了中國。
瓦爾德事件在中美之間引起討論,美國搞不明白,為什么新中國如此堅決地抵制自己,拒絕接觸呢?
時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則看得很清楚,他曾給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打電報說:“這一切的一切,都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中共不會被收買,他們不做任何交易。”
解放戰(zhàn)爭,無論怎么說都是一場新舊勢力的戰(zhàn)爭,解放軍的使命之一就是打到帝國主義和舊勢力,這是旗幟鮮明的。
況且以當時的情況來看,新中國要穩(wěn)定國家,發(fā)展經(jīng)濟,還得依賴蘇聯(lián)的幫助。而蘇聯(lián)和美國當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沖突的苗頭,所以作為東方陣營的一員,當時中國不可能和美國交往過密。
此外,毛主席非常了解中國近代的國情,列強干涉內政,是中國亂局的主要原因。
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法國,他們絕不會輕易地和中國搞“平等外交”,這一點毛主席多次向全黨強調:“和外國人打交道要小心,要記住,對方是帝國主義。”
美國要和中國接觸,主要目的還是保持自己的在華利益。但只有老蔣會為了自己的權力出賣國家,中國共產黨人絕不這樣做。
所以在中國有信心,也有能力保護自己的獨立主權之前,不宜過早和西方接觸,這是毛主席的判斷。
20世紀50-60年代,中國民間還比較混亂,當時山匪林立,敵特的破壞嚴重,這還是在沒有外國勢力干擾的情況下。
假設當年有大量西方的辦事單位、公司、記者橫行中國,那建國初的民間亂象必然更加嚴重。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外交上“一邊倒”,并堅持“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這兩個方針把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擋在門外幾十年。
等70年代中美恢復接觸時,中國已經(jīng)成為獨立自主的大國,能和以前的列強國家平起平坐。
事實也證明,毛主席當年的判斷是正確的,建國初的外交政策,為新中國的發(fā)展爭取了時間、空間。
文/商學野
參考資料:
1.《瓦爾德事件──中美關系首次對抗》,奎松
2.《建國前夕中美關系的回顧與思考》,岳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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