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薩克斯坦國務顧問葉爾蘭·卡林到訪中國人民大學，分享了哈薩克斯坦人口政策改革經驗。

時下很多人基于對中國老齡化的憂慮，非常樂意或熱衷于討論如何讓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的大學生們在畢業后順利結婚，并且順利生下寶寶。

這種觀點跟前幾十年的強力計劃生育觀點一樣，都是很很功利的，而沒有考慮到公民對于結婚和生育一事的自由和自主權。

這樣推理，如果公民喪失這方面的自由或自主，那么我們甚至可以以某種功利的理由，甚至以某種公權力干預、誘導、甚至強迫的方式，對公民的性生活和擇偶自由進行干預。

歷史上的確有這種事情，比如隨軍慰安婦或者希特勒搞的純種雅利安人計劃。

這些做法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不能為人廣泛接受。

現實的角度看，即使我們想誘導適齡公民多生，我們必須免除生育之后的后顧之憂，尤其是撫養、教育等方面的各種生存成本。

而中國的市場化過程正是同時是撫養、教育成本極大提升到過程，這種提升幾乎可以按幾十年為一個單位看得出來。

從放養到精致畜養的變化，以及各種貨幣化兌現，早生育和多生育絕對不是兒戲，絕對不是蹦一蹦就能摘到的蘋果，而只能是少數精英家族或超富人群的隨心選擇。

再考慮下當下，年輕人適逢改革史上最難就業季，“鐵人三項”人滿為患，很多人為了一口飯或者工資都必須奮不顧身，遑論結婚生子這種高成本事業。

而由于中國不可能采取某些西方或者小國的那種高福利社會政策，因為基數太大，而且這種做法一旦實施，財政必將重負難卸，而且人們很難接受福利下降，一旦形勢惡化，所以國家不可能在補助生育方面下血本。

其實更糟糕的問題是，隨著科技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生產體系越來越智能化和無人化），勞動力相對過剩難題破解無方（除非共產主義的計劃生產）。所以當今的人口政策制定者，更不可能去刻意追求高人口出生率。

王憲舉教授來了個“靈魂發問”

因此，那位人大教授向哈薩克客人提出的問題，我覺得只能給人提供笑談，以他的智商，我相信他很快就會琢磨出他說的那種“勸不動”現象的原因。

總之，這位王教授提出了一個非常可愛的問題，但是同時也是一個很心酸、很骨感的問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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