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運動”爆發后，時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的閻紅彥對此很不理解，但又不能不執行“最高指示”，他的內心充滿了苦悶。

閻紅彥

這年8月，閻紅彥到北京參加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他在會議期間找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串門，并一股腦兒將自己的看法倒了出來。廖志高對閻紅彥的看法很有同感，不住地點頭，最后閻紅彥說：“我們應該向毛主席反映，‘運動’不能這樣搞，既破壞了生產，又破壞了社會秩序。這哪里叫革命嘛？”

在第二天的小組會上，閻紅彥和廖志高都表示了自己對“運動”的不理解，他們的話很快傳到了毛澤東耳朵里。后來毛澤東問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聽說閻紅彥、廖志高的思想到現在還不通呢！”

李井泉連忙遮掩道：“他們想通了，想通了！”

10月9日至28日，閻紅彥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江青、陳伯達召集部分領導干部揭發鄧小平的“問題”，謝富治在會上說：“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動搖，企圖后撤。”

謝富治

閻紅彥聽后大怒，激動地說：“我怎么就不知道這件事？整個淮海戰役期間，中野總部一直是隨我們三縱行動的，當時我是三縱副政委，鄧小平一直是和我們在一起的！”在場的江青、陳伯達氣急敗壞地看著閻紅彥，會議只好草草收場。

閻紅彥回到昆明后，兒子閻澤群對他說：“江青在北航對紅衛兵講，中央正在開會，她和毛主席占少數，很多人都反對毛主席，她要準備上山打游擊。”

閻紅彥聽后大怒：“怎么能講出這樣不負責任的活！我們跟毛主席幾十年，會反對毛主席？”

閻澤群勸閻紅彥說：“現在的形勢對您很不利，您還是準備戴高帽子游街吧！”

閻紅彥卻坦然地說：“我怕什么？無非下臺當老百姓！但是給共產黨的干部戴高帽子，我就是不贊成。這是侮辱我們黨，糟蹋我們黨！”

閻紅彥和鄧小平

進入11月后，閻紅彥開始受到批斗，當時他已經是近60歲的人了，又患有高血壓和心臟病，批斗會一開就是一整天，不讓他吃不讓他喝，不讓他休息。即便如此，閻紅彥始終不肯承認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在造反派要他對被打倒的某個干部表態時，他總是說：“他們工作中有缺點有錯誤，主要責任在我，歡迎同志們批評。”

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開大會，她在會上說：“昆明的‘運動’還是死水一潭，局面沒有打開，保皇派還在保護走資派掌權！我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趕赴昆明，徹底扭轉局勢！”

不久以后，昆明的造反派在江青的支持下，開始醞釀奪權，他們還揚言：“哪里抓到閻紅彥，就地處決！”

閻紅彥聽到這些話后，哈哈大笑說：“國民黨曾經懸賞要我的腦袋，我都不怕，現在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么？”

閻紅彥（右一）

為了保護閻紅彥，葉劍英專門從北京打電話給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讓他一定要設法保證閻紅彥的人身安全。秦基偉馬上召開軍區黨委會議，責成副司令員王銀山專門負責閻紅彥全家的安全。王銀山安排部隊將閻紅彥和他的妻子接到了云南省軍區警衛團駐地小麥峪。

造反派找不到閻紅彥，連忙向江青和陳伯達匯報。1967年1月8日凌晨，陳伯達設法撥通了閻紅彥的電話，他在電話里吼道：“你為什么要躲起來？為什么不敢見革命群眾？斗一兩次就怕了？我看斗十次八次也沒問題，不要見不得風雨。你出去和造反派見面，這是中央的決定！”

閻紅彥馬上反擊：“你能代表中央嗎？我就不承認你是中央的代表！你坐在北京，不了解下面的情況，只知道亂發號令。我看你是想把云南搞亂，把國家搞亂……”最終兩人在電話里大吵一架，各自狠狠地掛了電話。

閻紅彥掛掉電話后，深知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絕不會就這樣放過自己，他也知道造反派很快就會找到小麥峪來，他不愿意再受屈辱，他要以死抗爭……

閻紅彥

這天晚上，閻紅彥服下了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他留下了“逼死我者，江青、陳伯達”的遺言。閻紅彥去世時，年僅58歲。

周恩來在得知閻紅彥的死訊后，悲痛地說：“閻紅彥是個好同志，在那樣艱難的處境中，他還一心想著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該死呀！”

后來王銀山向周恩來檢討說：“總理，我沒有保護好閻紅彥同志。”

周恩來聽后意味深長地說：“你一個人是保不住閻紅彥的。”

1978年1月，中共中央對閻紅彥冤案予以平反昭雪，恢復了他的歷史本來面貌。

閻紅彥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