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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照片，70年的輾轉之路，歷經幾代人的努力，最終回到祖國。

一套影集，精心打磨，最大程度保留及呈現原件的歷史原貌，為您掀開塵封歷史的一角。

1946年，毛澤東和黨中央認為，讓美國人民了解根據地的全面情況，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顯得尤為必要。在美國進步女記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7月第五次來中國并與毛澤東多次會面時，毛澤東特別委托安娜要把她所知道的八路軍及根據地情況向世界各地傳播，特別是要向美國傳播。當時邊區還沒有現代化照片傳真設施，對外發稿只能用照片直接傳遞的方式，由于這批照片體量較大，只能請安娜攜帶回美國。

安娜接受中國人民委托，帶著反映晉察冀根據地抗日戰爭和民主建設、人民生活、國際交流等的一批照片到美國，卻因麥卡錫主義橫行而未能發表。1958年，安娜第六次來中國前，將這批照片精心制作成影集藏在洛杉磯一座教堂的儲物間內。1970年安娜在中國去世，幾年后這批照片被教堂拍賣。

晉察冀邊區影集原件

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藏品被拍賣時，曾經作為戰地攝影師的喬?施瓦茨因為擁有對日作戰的經歷，一瞬間就對這批照片產生了巨大的好奇。他敏銳意識到這批照片具有極高的攝影藝術天分和專業水準，不會僅僅出自一般攝影師，加上對戰爭的理解，他知道照片背后往往隱藏著鮮為人知的故事，其歷史及政治意義非凡。成功拍下后，他立即聯系斯蒂芬·弗里奇曼博士，后者在安娜還活著的時候是保管其物品的教堂的牧師，是她非常親密的朋友。施瓦茨通過將影集中的一些筆跡與安娜和弗里奇曼來往信件中的字跡比對，確認了所拍下的影集及筆跡均屬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弗里奇曼博士的一封安娜來信中，曾提到這些是她在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獲得的照片。

由于對中國不了解，施瓦茨花了幾十年的時間研究這批照片，他向多家機構（中國和美國的大學、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學者和出版公司）寫信求證這些照片的來源，以求揭開這批照片背后的故事，但一直未果。2006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新民晚報》駐洛杉磯記者徐逸鵬了解到情況后到喬·施瓦茨家中采訪，根據采訪結果寫成的報道引起國內極大關注，沙飛的女兒王雁女士第一時間獲得消息后聯系美國，希望能搶救性帶回這批照片，但苦于施瓦茨老人不忍割愛，照片第一次與中國失之交臂。

2014年洛杉磯攝影節上，施瓦茨的家人聯系到中國See+畫廊詢問是否對這批中國抗戰照片有興趣。后在多方力量的推動下，其家人最終同意這批照片回到中國。施瓦茨的家人寫道：“我不認為我們繼續持有這批藏品是正確的，它們應該對中國更有價值和意義。”

2016年，照片在漂流70年后最終回到中國。

2017年3月，這批照片從美國輾轉回國后，高大鯤（左）到太原拜訪顧棣（右）

2017年，影像研究者高大鯤帶著影集到太原，拜訪了原晉察冀畫報社干事顧棣。經過顧棣老前輩的仔細考證和回憶，逐步揭開了這段塵封70年的歷史。據顧老回憶，這套影集中的照片是在1946年6月前后，應組織要求因對美發稿的需要在張家口洗印的。由于戰時相紙屬于軍用物資，非常難獲得和買到，所以對外發稿或者一般展覽交流最多洗印6 英寸相片，重大場合（例如重大展覽或者國際交流）才洗印8吋。為了完成這一重大的政治任務，像這樣因為對美國發稿需要洗印12吋的是唯一一次。洗印完成后，由他親自交由駐張家口的邊區政府交際處送出。

以下文字根據顧老口述整理：

“當時我在晉察冀畫報社攝影科當干事。 我的任務一個是接待，一個是展覽，一個是發稿。 什么叫發稿？ 就是定期編一些照片，編成一套一套的照片，一次一套的放幾十份，我負責發到部隊。 除去部隊之外，還要發到延安、重慶，發到晉冀魯豫，八路軍領導的各個解放區，都要發。 ……我（擬）標題啊，刻蠟版，后來搞洗印。 （我擬）標題，然后貼在（照片）背后，裝一包，裝成紙袋，把照片裝到里邊，糊上以后，寫上地址，涂上膠油，交給部隊。 部隊又不同于地方，地方是郵局，軍隊由軍郵發下去。

后來，咱們收到美國一批照片，咱們也應該給人家寄點。邊區政府因為沒有攝影單位，就委托《晉察冀畫報》給美國回贈一部分照片。因為美國人給咱們大照片，咱們不能給小照片，就專門放大了一批……放的也不知是16吋也不知是12吋，比較大的照片，放得比較大。這一套照片的內容，是有關晉察冀各個解放區戰斗、政權建設、文化生活、工業、農業等各個方面，是綜合起來編輯了這么一套照片。也有單獨的照片，單獨的也有內容，又把它組織成一個組。

因為咱們部隊不可能和人家自個兒聯系。我就把這個放在交際處，交際處就是晉察冀邊區交際處，負責外交，專門和外國人聯系……照片（由）沙處給了我，我就帶著照片送到了張家口解放飯店。原來叫中央飯店，咱們改成解放飯店……我去了以后，委托交際處給美國新聞處。美國人在解放飯店三樓住，我送到了一樓，在一樓柜臺交接，沒看見美國人。再以后我就鬧不清了。

后來……現在我又一次在這兒看見了，再使眼回看，喲，這不是我發出去的照片嗎，怎么在這兒啊？因為我已經說了我送出去的，后來說是從美國買回來的，才連上了……哎，沒想到幾十年以后又回到我祖國，我又看到了。”

顧老把洗印好的照片散裝打包交到邊區政府交際處后，就不知道它們的去向了。但從后面的發展來看，照片被精心做了編排和歸類，增加了英文的圖片說明。編寫英文說明使用的便箋是軍事調處執行部（軍調部）的信箋紙制作的，說明這批照片后來由邊區政府交際處轉到了軍調部并改變了使用的用途。

從照片上留有的安娜修訂筆跡來看，可以大膽推測這批照片到達北平軍調部的時間應該在1946年7月份，因為安娜剛好于7月底在北平軍調部駐留，又因為安娜此行是訪問過張家口，安娜最可能訪問張家口的時間就是7月底在北平軍調部停留期間，所以也有理由相信，是她將這批照片從張家口帶到北平，參與了照片的編排、圖片說明的英文翻譯及修訂。

這批晉察冀邊區影像原件除了主體晉察冀邊區影集4本以外，還附帶了一部分零散的照片，共計55張，開始它并沒有引起收藏者的注意。后來劉力群老師關注到其中18張照片背后的說明文字有可能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手跡，后經查證，基本驗證了這一判斷。據現有的信息來看，這部分照片大部分都沒有發表，我們精選出部分照片附在書后呈現給讀者，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引發更多讀者和學者的關注，從而進一步揭開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

一批照片，70年的輾轉，中美幾代人的努力，折射出不同緯度下的真實歷史，每一張照片背后都有一段真實而豐滿的歷史故事。以上文字，僅僅是掀開塵封歷史的一角，很多細節仍然存在一些疑問，望廣大讀者和學者能夠持續關注和研究。

相關介紹：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美國進步女記者與作家。她年輕時就積極參加進步的社會活動，致力于兒童福利事業和工人運動。她曾5次到中國訪問，1958年，沖破重重阻力第六次來中國并定居。她一生寫了大量新聞報道，積極支持中國革命，參與報道省港大罷工；首次向國外披露皖南事變真相，有力阻止了抗日陣營的破裂；首次對外發表毛澤東“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著名論斷，被譽為“紙老虎女士”；她還是向國外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第一人。她一生出版30多部書，《中國大眾：1927—1935年間的革命斗爭》《人類的五分之一》等著作具有一定國際影響，被稱為“美國進步作家和中國人民的朋友”。

喬·施瓦茨（Joe Schwartz，1913—2013），美國攝影師，著有個人攝影作品集《民間攝影：我從未寫過的詩》。喬·施瓦茨在紐約布魯克林區出生并長大。他19歲時開始拍攝布魯克林社區的黑白照片。在20世紀30—40年代，他把相機的鏡頭聚焦在家鄉的街道和人們身上。1945年，他曾作為隨軍攝影師參加太平洋戰爭，其拍攝的琉璜島戰役影像獲得1946年美國攝影年鑒“年度最佳照片”。后來他加入了紐約的攝影聯盟組織，在那里，他通過攝影聯盟的同事們對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有了更好的認識。喬畢生致力于以一種尊重的方式揭露社會上的“窮人”，以便使社會變得更好。

來源：中國攝影出版社

實習編輯：李嫣然 雷軼童

編輯：張立強

審校：周津皓

審核：汪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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