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3日，葉利欽來到克里姆林宮，同戈爾巴喬夫進行了長達八個小時的會談，談話的主要內容是要戈爾巴喬夫“交權”，并辭職。

經過幾天的磋商，25日，戈爾巴喬夫簽署最后一道總統令，將所有的武裝權力交給葉利欽，當晚向全世界發表了辭去總統職務的講話，26日，蘇聯正式宣告解體。

蘇聯解體的消息很快傳到我國，引起了劇烈的轟動，要知道蘇聯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從十月革命，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再到新中國的成立，再到中蘇關系惡化，中蘇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

然而當看到蘇聯解體的消息時，已經83歲的老將軍王震還是氣得幾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反復對身邊人說：“我們都誤會毛主席了，他老人家至少比我們早看五十年。”

那么，王震將軍這番話從何而來呢？這要從1965年前后我國面臨的惡劣局勢說起。

1965年的中國面臨著諸多挑戰，在東南沿海，蔣介石蠢蠢欲動，在當年黃埔軍校校慶上，他對前來參會的將校慷慨訓話，稱“大陸是在我們手里丟掉的，就要在我們手里拿回來”，還喊出“我們在大陸上再見”的口號。

蔣介石授意海軍巡防第2艦隊派出“劍門”號和“章江”號兩艘戰艦，于8月5日由臺灣左營港隱蔽出發，傍晚行至福建東山島海域，企圖向大陸輸送特務，破壞和威脅新中國。

在中國的南面，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不甘心失敗，炮制“北部灣事件”并以此為借口出兵入侵越南，還在我國云南、廣西等地上空示威挑釁。

此外，當時蘇聯與我國關系惡化，試圖通過在我國建設長波電臺、潛艇基地等方式影響和控制我國主權。

1965年8月印巴戰爭再次爆發，印度企圖在我國邊境制造事端。

這些外部壓力給毛主席帶來了巨大壓力，但他并未畏懼，畢竟在他的領導下新中國得以建立，相比之下，當時社會風氣中的細微變化更讓他擔憂。

當時社會風氣雖整體積極向上，但“崇洋媚外、向往特權”的現象開始露頭。

比如，一位高干子弟通過特殊渠道弄到一臺昂貴的日本半導體收音機，愛不釋手并四處炫耀，周圍人羨慕的是其“渠道”和他的“能耐”。

軍隊中也有部分軍官失去革命時期的奉獻精神，“看官銜下菜”，對比自己官職高的巴結逢迎，對比自己低的則不尊重，溜須拍馬、拉幫結派等現象也時有發生。

毛主席對這些現象憂心忡忡，他以蘇聯為例，提到蘇聯黨內有特權集團，掌握國家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大量利益，導致政權變色。

毛主席擔心我國也出現類似問題，他深知特權階層可能改變國家顏色，尤其是部分干部“革命勝利了，該享受享受啦”的思想，讓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后來蘇聯的解體也證明了毛主席的預見，《別拉韋扎協定》簽署時，竟無一個蘇聯人民站出來抗議反抗，可見特權集團與人民已離心離德。

王震將軍回憶，毛主席當時曾多次對他說“王震呀，這樣下去，搞不好，會出大問題的。”

當時王震并不理解，還認為毛主席在嚇唬他，但蘇聯解體后，他才明白毛主席的擔憂是有道理的。

當時毛主席面臨外部諸多壓力和內部的擔憂，一直在尋找答案，1965年他重上井岡山，很多人認為這只是一次懷舊之旅，實則不然。當時我國面臨復雜外部局勢，軍事技術又遠不及美蘇，毛主席充滿危機感。

毛主席看到大量資源集中于特權階層，如當年6月26日的農村醫療現狀報告顯示，全國絕大部分衛生技術人員和醫療經費集中在城市。

毛主席既擔憂又憤怒，做出“六二六”批示，還指示在社會層面和社教領域等開展整風。如今部分人對當時的整風運動不理解，甚至將責任推給毛主席，這種看法是不可接受的。

毛主席預見不整風黨和國家會變色，人民會離心離德，所以才這么做，其初衷是讓特權階層不再享受特權，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只是過程中出現了與初衷背道而馳的情況，毛主席并非全都知曉。

1988年王震就曾在會議上提到，不應曲解毛主席當年的意思，而毛主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前往井岡山，尋找扭轉局面的答案。

毛主席登上井岡山后行程滿滿，多與當地干部群眾交流，接見袁文才遺孀謝梅香時，一聲“袁嫂子”讓其淚流不止。

他在有限的個人時光里踱步沉吟，思索國家未來。

在《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毛主席寫道“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這是因為他深知依靠人民群眾才能克服困難，取得最終勝利，這也是他重上井岡山所尋得的答案，充分體現了他對人民重要性的深刻認知以及團結人民推動國家發展的理念。